语文教学：由文言文在教材里的占位谈起

赵福楼

　　1921年时民国政府教育部废止文言文教科书，由此语文课程开始学习语体文。我们现在叫做白话文。文言文与白话文，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应用体系。

　　文言文，顾名思义，主要是旧中国文人小圈子的交际语言的产物；而语体文则是大众口语的表现形式，采用“白话文”这个概念，更把视角投放在社会最底层，是“普罗”化的语言作品。

　　作为一国母语教育，应该引导学生学习文言文，还是语体文，本来是有争议的。甚至在当代教育中，还有人时不时讨论，我们的语文课是不是需要恢复以文言文学习为主流。

　　这是以此为题发言的由来。

（一）

　　要知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以科举体制支撑的教育，做为学习内容的载体，是文言文。这个特殊语言，为官方语言，也是文化典籍的基本语言载体，即以教育的方式，要贵族阶层形成一种特殊语言能力，以及由此发育这种语言承载的主流文化思想，在身份上区别于普通劳动者。即这个鲜明的语言符号，在一定程度上是熟练应用文言文的一类人，其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外显特征。如我们阅读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其主要人物孔乙己张口闭口“之乎者也”，就是为了显示自己所在阶层的语言特点。

　　当时接受文言文教育无疑表现为一种社会特权，即虽然标柄科举此一条通道为底层人实现社会层级的跃升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可是一般而言，这条路主要容纳的还是富有阶层，贵族阶层，他们享受的文化优势，主要以文言文为载体。所以，从文化上说，这是雅语；在应用上，这是官话。以区别与大众日常口语和俗语。

　　在当时语境里，文言是一种小圈子语言，而且是一种代表优势思维和优势文化的语言。习用文言大约为两类人:一是官场人物，二是读书人。两者之间很多时候是互通的。即读书做官这是教育为人发展提供出路的基本设计路径。

　　要看到，我国古代文化留存的语言载体基本为文言，即属于官方主流文化，是贵族文化，也是所谓雅文化。这种文化虽然在某一个节点上，吸纳了民间智慧，具有多样化特点，如百家争鸣时期，如宋代给予文化言论的自由表达权利，可是究其本质，文言承载的文化具有封建贵族的主流价值观。

　　这样的文化体现了一个默认前提:以稳定和支持皇权，维系奴化政治。尤其，在思想文化层次上，官方主流文化，以及它深刻影响的本来就稀有的具有民间特征文化产品，也带有旧体制下官僚色彩。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在民间传说基础上，一经文人创作，就增加了“刘汉正统”、“顺应朝廷”等说教意图。

　　文言为载体的文化，除了艺术、审美、哲学等层面具有稳定的传承意义之外，在思想上尤其在服务对象，体现的价值倾向上，与现代主流思想与价值观往往具有悖逆特点。至少在部分表现上，流露出封建专制思想，奴化教育，和现代公民教育的矛盾冲突。看到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中国社会在“五四”运动时期要刮一场文化风暴的原因。

　　文言载体的文化是贵族文化，强调臣服与封建专制，较少关注民本。即使存在一定的民本思想，在政治意图上，也含有民本倾向，可是这一切与现代意义的民主、民本是完全不同的。

　　新文化运动，强调文化普及和思想启蒙，反对封建统治下的愚民政策，在政治上是一次进步运动。因此，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文化和思想。作为教育载体的文言文，在普及性教育体系里，也无助于启迪民智，快速进行全面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

　　当时反对文言教育，倡导新文化的一批人，大多都是从文化教育所体现的思想改造，社会改良的教育思考，具有思想上的觉悟。而恪守文化高地的人，却也意识到，文言载体里有着最为丰富和高端的文化、智慧，以及思想、艺术等。这无疑是不可缺少的文化滋养。因此，与倡导白话运动的人不同，他们视为宝贵的则是文化知识与道德传统。

（二）

文言载体退离现代语文教育，而语体文成为新语文的载体。这时，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者即刻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要知道，文言载体，历史积存的大量历史与文化著作，都可以成为学习内容。而语体文，在很长时间内是“引车卖浆之流”的语言，民间文化并不曾借助语体文而流传。

新语文操用白话，而学习什么呢？要知道教育中教材里的语文，其最好的内容是文学，以文学艺术，感染别人，教化民众就显示出迫切来。这为时代所需。改用白话的新语文无疑希望在新的壳子里，承载新的内容。这就需要创造新的文学。如此，我们就可以把“五四时期”，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新小说等主张以教育与国民思想改造的目的，完全统一起来。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得不被那一批文化先贤而感动。

　　现在一些学者并不理解当初叶圣陶诸公在编制现代语文课本时，因为缺少新文学奠基，而不得不自己持笔编写课文的苦衷。

　　新的教育需要新的语文，为开启民智的带有“普及性”和“普通话”特征的新语文，抛弃文言的壳子，而采取语体文、白话文教育，有时代背景。

　　——现代人应用现代汉语，这就是语文以现代汉语为规范语的主要理据。尤其，经过文学革命和当代文学的创作积累，现代汉语的应用也更加优美、典雅和成熟，似乎风格也多样化了。这种演变与发展，与教育的语言应用不无关系。

（三）

　　有人看到台湾的语文，他们叫国语和国文，其教材里文言文较多，以为他们的文化传承比我们更好。诚然如此。可是若客观分析，这种教育格局的形成也是有原因的。

　　台湾孤悬海外，成为中原古老文化，散播到外面的一粒种子。

　　本着生存的目的，它必须要有文化的根植和传统的坚守，而此时这个处境里，此种意识，要远远超过母体文化里的革新要求。这两边，两个政权的文化关注是存在差异的:一者看到了旧文化，在思想上的沉腐，主张破旧立新；一者以为“我是中国人”，这个身份认同需要有文化的传承，所以把文言文载体的这一学习内容保持下来。

　　如此文化走向，决定了中国大陆文化与台湾文化出现了分化和风格差异。仅就语言表达而言，直接汲取口语词汇，跟踪时代风物变化的口语化语言，更为灵动和活泼。这就为文学更加体现平民生活，更显示出俗文化的特点，奠定了基础。而文言的学习与积累，则把一些古代词汇，应用在现代表达，即活化了古代风物和术语，这有利于把口语表达转化为一种文雅的语言。

　　语文以文言为载体的时代，肯定过去了。今人学习文言文的主要目的，不是交际应用，而在文化传承。所以，适度增加一些文言文阅读，或者背诵一些，以及把文言用现代汉语解释，以便利阅读，这些努力，还是必要的，有价值的。

　　而要把文化狭隘化，排斥外来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多样的思想文化，还包括新时代的新思想新文化等，这就是走到了文化复古的道路上。

（四）

　　今人学习文言文有一定的难度。一种做法是，某些读经班，聚集一批学生不问意义所在和读书所以然而记诵古代典籍。据说一些地方选择恢复读经传统，把古代诵读的传统学习形式也恢复了。另外有做法，是古文今读，赋予新的意义。如百家讲坛做的典籍解读，都是如此。影响最大的是于丹讲《论语》。这两种教育都遇到了责问。

　　问责诵读是必要的。如今不是读经时代，占用精力和耗损时间，如此低效的学习，势必为学生排斥。而典籍解读重新恢复考据那一套，把古代的意义找回来，客观上也不可能。尤其在中小学课堂找回来，是不是可能，有没有意义，都是值得怀疑的。

　　文化在器物层面的东西，最容易随着流转，而制度文化层面也不是稳定的，所谓与时俱进，更多改变的也是社会制度文化。可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文化——思想和观念，是具有沉淀和延续性的。中国人在文化血脉里，就有一些东西，本来是不可改变的。可是，社会转型太快，出现了所谓文化的断裂，这需要用新文化接续，指的就是我们在现代生活里，正在发生思想上的迷失和文化观念上的被颠覆。

　　解决这个问题，用读几篇文言文来解决，我不以为是可行的。在解读古代典籍时，要放在今天的背景下，思考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需要的文化素养是怎样的。

释放文言文的现代阅读意义，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