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受难一直是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小说中多灾多难的喜剧主题之一。2006年《卡路奇之夜》里的麦克斯·格里克曼有个“非犹太”妻子，简直把宽恕大屠杀当成了迷恋对 象；2010年的《芬克勒问题》中，不是犹太人的主人公深信自己成了一场反犹袭击的目标。对雅各布森来说，受难主题是一种通货，总能随时征用：心在滴血的 犹太人也能理解巴勒斯坦的苦难；非犹太人羡慕大屠杀带来的道德制高点。同时，真实的犹太人受迫害史一直沉重而含混地耸立在雅各布森的讽刺小说背后。

　　雅各布森的新作《J》（说不定就是作者名字的缩写）可以说在体裁上有新突破，但关怀未变。他之前的作品基本都是当代背景，《J》则设定在一个反 乌托邦的未来世界，处处可与《1984》和《美丽新世界》对比。事实上，它与一部更近的反乌托邦讽刺小说、威尔·塞尔夫（Will Self）的《戴夫书》（The Book of Dave）更为接近，好像一个简单笑话分叉成为复杂网络，敷衍成了几百页的厚书。

　　《J》一开篇就是叫人昏昏沉沉的含沙射影。故事背景是虚构的鲁本港小镇，典型氛围是无知和恐惧。书本难以获得，艺术被严密控制，即兴创作“早已 过时”。人们故意执拗地忽略过去，拥有传家宝不是什么好事。没什么东西被“明令禁止”，但顺从的社会成员都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过小说里有暗示， “古老的兽欲”回笼复苏了，男人强迫女人，空气中有种“暴戾”情绪；还提到了可疑的外来“蚜虫”。

　　两三代人之前，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人们缄口不提，只用“发生了的，如果发生了的”这几个字来指代。这事件显然大大影响了小说中的世界，并令身处 其中的人们充满焦虑和困惑。这事件还有个代号，叫做“推特之夜”，似乎指第二次也更为持久的一次“大屠杀”，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对以色列领导的一次中东冲 突进行了报复。末日般的两次夹击后，催生了一个和解项目“以实玛利计划”，使得普通人的名字广泛犹太化。所以鲁本港镇的教区牧师叫沙拉曼，亚裔的出租车司 机叫拉纳加·马戈利斯。表面上看，一切“听上去”很犹太化，但没有人是犹太人。事实上，“犹太人”一词永远不会在书中出现。

　　在这荒谬的世界中，两个年轻人相恋了。艾琳·所罗门斯有双“主妇脚”以及一头“浓密的秀发”；凯福恩·“可可”·科恩沉默寡言，阴郁，对性事 “谨小慎微”。两个孤独的人都继承了点阴暗的东西，艾琳是孤儿，凯福恩从小到大没有说过“J”这个字母。他们的相爱过程平淡无奇，两人也都不想要孩子。但 渐渐地有别的力量侵入了他们的婚姻，这些力量关心生殖和母系社会的法则。当一个女人在鲁本港被杀，有个侦探来到凯福恩家门前打听消息。

　　《J》充盈着妙语和创造力，值得用一篇学术论文来分析讨论那些愤怒、刺激的段落。文学比较是少不了的，何况还有聪明的想法。但它真的是一本好小说吗？无论本届布克奖的评委作何判断，我并不觉得它是。

　　这部小说有两大问题。第一是文体问题，雅各布森最佳的喜剧作品的特点是那种无法模仿的温暖，我们能够体味他笔下的世界的虚伪和不完美。而这里，讽刺的权重超过了人性；背景只是道具，你很难做到去关怀人物的命运。

　　第二个问题是主题。《J》的核心思想是人类对于受害者的需求，需要一个“他者”（《白鲸》的典故不是凭空出现的）。我们发现，一切变得紧张的原 因，是“仇恨的平衡”被打破了。通过给每个人取个“犹太化”的名字，但同时又压制一切具体的犹太知识，人们失去了正大光明可以批判的对象。但尽管雅各布森 展示了惊人的创造力，这一核心观念依然感觉雕琢过度。作者实际上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笨拙的建筑物，只为了说明萨特那简洁而精彩的观点：“即便犹太人不存在， 反犹者也会将他创造出来。”

　　此外，尽管《J》试图展示一种普遍性，但也很难忽略其特指的政治意味。小说里以色列走得太远，以至于犹太人再度成为受害者。当加沙地带正被以色 列国防军不断敲打，反犹主义在欧洲抬头，这部小说带有相当的预见性。但它是否真的负责任？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它并不负责任。以色列、犹太主义和受害者之间 的联系过于牵强，实际情况要更复杂，更微妙，要比一部核心思想是按着喇叭大喊着“第二次大屠杀”的小说更值得人们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