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伦敦杂志》刊登了著名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Jeffrey Meyers，写过海明威、毛姆、塞缪尔·约翰逊、菲茨杰拉德、爱伦坡、奥威尔、D.H.劳伦斯、康拉德等四十多部传记） 的抱怨文章《像西西弗斯一样的学者》，说学术出版每况愈下，他写小说家爱丽丝·默多克的书竟然处处碰壁无法出 版。他以为编辑们会很“热切”地接受书稿（其中包括默多克写给迈耶斯的信件注释版，两篇访谈，以及迈耶斯回忆他与默多克的一段情的短篇回忆录），结果却被 八十二家出版社拒之门外。于是他得出结论：“现在要出版只讨论一位作家的文学书……几乎不可能。”这当然不对，最近出版的研究单个作家的书多不胜数，有加 缪、康拉德、狄更斯、斯泰伦、卡夫卡、托尔金等等。再说迈耶斯也不是第一次碰壁了，1999年他就写文章说自己未能成为奈保尔的传记作家，尽管奈保尔“对 我的渊博印象深刻”。这一回，只有三家出版社表示了兴趣，但编辑读后的反馈在迈耶斯看来“荒谬”“嫉妒”“报复性强”。一位说“文艺大众不会感兴趣”，另 一位说迈耶斯的“八卦品味”导致了“一系列侮辱性描述”，一位学者认为此书“淫荡不堪”；还有一份读者报告认为“此书几乎句句有错”，迈耶斯推测这“明显 是一个自以为政治正确的女权主义者写的”。我们随便摘几处迈耶斯的回忆录，看看这些编辑的判断是否有道理。迈耶斯说默多克“让人神魂颠倒地放荡”，她有 “肉感的双唇和丰满的双乳”“柔软玫瑰色的皮肤”，他还评价了女作家的“情人军团”，以及“非常遗憾”她没有子女。他当然不会错过描写自己和默多克的亲密 关系，“她和我有种歌德所说的‘选择性亲和’”，“我们都热爱旅行……我们都讨厌编辑乱改文章……我们都反对日渐降低的学术标准……我们都笔耕不辍，每年 出一本书”。最后，迈耶斯只得选择自助出版，他找了一家电子出版商，忍痛接受没有预付款、版税低得可怜的“可悲”条件。

　　写过《阅读的至乐》《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牛津教授约翰·凯里是少数在学术和媒体领域均游刃有余的文学评论家。年近八十的他最近出版了回忆录《无 心插柳当教授：在书本中的牛津教授生涯》（The Unexpected Professor: An Oxford Life in Books），老来闲话家常，从人才辈出的同事写到淘气捣蛋的猫咪，其中穿插着种菜的快乐和养蜂的挑战。当然熟悉他的读者不会被这种亲切和蔼的语调迷惑， 以至于忘记他那虐待狂般的学术脾性，对任何伪文青和文学装逼犯向来毫不留情。他的文学口味广博，喜欢经典之外的作品，比如亨利·威廉姆森的《水獭塔卡》， 萧伯纳的《圣女贞德》，托马斯·曼的《复乐园》等等。对于有些经典作家作品，他也没留口德，斯宾塞“淫荡却爱说教”，《堂吉诃德》“无聊又可憎”，《呼啸 山庄》“出人意料地叫人厌烦”。有人注意到，凯里很少提现代小说、美国作家或是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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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去欧洲，老听到欧洲人抱怨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端，法国人动不动就罢工，政府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英国的官僚都是庸才、小人甚至恶棍，西班牙政府 养着一众以国王为首的好逸恶劳的贪官污吏……民主制要真是历史的终结，又怎么会有那么多身处其中的人们对之不满呢？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信心陷阱：从一战至今的民主危机史》（The Confidence Trap: A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Crisis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Present）中详尽探讨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民主让人失望，向来如此，它面对挑战总是困顿挣扎，难以决断。扯皮和妥协才是民主的正常状态。它的成功 ——尤其是在美国的成功（过去一百多年中赢得两次大战、一次冷战、度过三次大型金融危机）实际上很大程度靠运气，然而这成功给了人们虚幻的信心，认为成功 可以复制，甚至可以永远持续。朗西曼头脑冷静，他认为民主过去的走运并不代表未来的成功，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之类的大问题，如果人们并没有受到即刻威胁 （比如战争）的迫切感受，那么民主制很难说服人们为后代福祉主动做出足够的牺牲，而环境问题的不断积累，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不过退一万步说，即便民主无 法给人们太多希望、承诺美好的愿景，她也要比目前有的其他选择稍微好一些。所以大部分正常人还是情愿选择她。你问那些整天抱怨的欧洲人要不要跟我们换换？那他们是绝对不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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