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鲁士的仇恨和厌恶是如此缺乏规训，而且一如既往地受到误导：出现的问题是，在如此普遍的情感压力下，普鲁士维持自己的生存并取得胜利是否是人力可及或可以想像的。对抗正义感的优势，比抵抗优势兵力需要更多勇气。腓特烈必须承认，如果他败北了，世界的嘲讽和欢乐将永无止境，那时他不仅必然和正义绝缘，而且他之前也的确是不正义的了。正因为如此，他极其有必要获胜。只要正义是一纸条约，是多数人的判决，是“人类”的声音，他就是不正义的。他的正义是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正义，一种成问题的、不合法的、未经验证的正义，它还有待被争取、被创造。如果他败北了，他就是最不幸的冒险家，用法国路易的话来讲就是“一个疯子”。只有通过胜利证实自己，他才是正义的，并且始终正义。每一次值得这个名头的行动，都是对命运的检验，都是创造正义、改善境遇和驾驭厄运的尝试。从心理学上讲，对罪犯的仇恨不外乎就是尝试影响历史对他的判决——这是天真的、非理性的尝试，因为历史的判决已经预先定下，但这毕竟是一种精神压力，可以令最英勇的人感到恐慌。腓特烈国王被称为“大帝”，不仅因为他以超乎常人的洒脱抗击了厄运，尤其因为他能以近乎超人般的神经强度独自一人坚持抵挡仇恨的巨大压力。他的话道明了心灵上的全部心酸和对抗命运时对正义的全部悲观：“吾等会死的可怜人！这个世界不以缘起，却以成败判决我们的行为。我们还剩下什么可做？我们必须取得胜利。”

——托马斯·曼《腓特烈与大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