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初唐诗》地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771675/

（一）

我对它的内容并不报太高的期待，但断定它会是一本好玩的书。和同时买下的《唐五代笔记考论》相比，后者是一本规矩但缺乏自己眼光和见识的东西，《初唐诗》则是有“坏点”但鲜亮的东西。

中国语言，特别是古典诗歌语言的精微幽邃，其“能指”与“实指”之间的距离，非从小浸淫其间者难以跨越。一个老外，大可以把汉语说得流畅俏皮，但很多字面之下的东西无论如何体会不到位。可浸淫其间者熟视无睹的一切，换了他们的眼睛看去，却会呈现别样的使人惊奇的面貌。这就是他们的优势。

宇文所安序言写得甚好：“从事任何学术工作，首要的是牢记各种局限：研究者自身的局限，及所研究的学术类型的局限。”“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少功夫，也无法和最优秀的中国学者比肩。我们唯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的能力。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这二者具有同等的价值。”

话又说回来，他的自谦乃对“最优秀的中国学者”而言。如今中国“学者”们与他们所研究对象的隔膜，不见得比他这“老外”来得薄。跨越文化语言的障碍固然不易，但学术研究与文艺欣赏的原理却是共通的，面对西洋东洋汉学家，国内学者还真没什么好自矜的。这本出版于77年的著作，反过来带动了当时在国内被忽视的初唐诗的研究。即使后来者在微观部分或者更为深入，它的价值也是不容否认的。

——————————————————————————

“宫廷诗及其对立面”是背景概述，也就是从南北朝到隋的诗风沿革。他使用的时间概念并非习见的朝代、纪年等时间段、时间点，他始终采用“世纪”，即把初唐诗放在一个延续的大背景上来考察，而非切割分散。

他也使用了一个特别的概念“宫廷诗”，而非我们在描述南朝诗风时常用的“宫体诗”。他强调的是场合和功能，而非风格与内容。

这本书在宏观叙述上，是简练精到的。但是在微观赏析上，基于前面所说局限，就比较扯了。

譬如他在描述宫廷诗语言的“典雅”时说：【口语和古词被避免，基本词汇相对地减少，以高雅词语的重复出现为标志。例如：“临”（用来代替早期诗歌中表位置的习惯用语“在甲地有乙”）、“碧”（用来替代“青”，更自然的绿色）、“笼”，遮盖。】

那可真是诡异的误解。英语原著中不知道使用的是哪个单词？“临”（无论本意look down from above，还是引申义face，attend）与“在”（at）的意义本来就不同——举一个最常见不过的例子，曹操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碧”与“青”描述的色彩亦是不同。“碧”倒确凿是green，如同它字源从“玉”，指的是玉石般的青绿色。可“青”就复杂得多了，本意是blue，用以描述天空的色彩。也可指green，但那是深绿色了。只要想想为什么是“碧水青山”而非“青水碧山”，就知道两种颜色微妙差别在哪了。“青”还可以指black——君不见明镜高堂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所以不管说“临”代替“在”，“碧”代替“青”，都岂有此理。它们描述的本来就不是一个概念啊。

何况对母语是汉语而阅读了一定数量古典诗歌的人来讲，自然觉得“临”“碧”“笼”算不得“高雅”词汇而是基本词汇。

——————————————————————————

第二章《对立诗论和隋代》，他讨论了隋以北方统治者入主江南后对诗风的影响，把隋炀帝诗和陈叔宝诗作了比较，举《饮马长城窟行》为例：

【（诗略）“虽然炀帝声称他关心人民，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却是帝王之尊的意识超过了儒家道德。诗中充满了对于权力和荣誉的迷恋。不过，无论出于什么动机，炀帝这首诗所表现的境界，与陈叔宝柔弱无力的同题乐府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言： 

　　 

　　征马入他乡，山花此夜光。离群嘶向影，因风屡动香。 

　　月色含城暗，秋声杂塞长。何以酬天子，马革报疆殇。 

最后一行写的是马革裹尸的行为。但是，将战马嗅花香的温柔感情与为国牺牲的严肃誓言放在一起，实在不伦不类，这是因为陈后主的边塞经验纯粹是文学的。炀帝诗中的帝王责任感在这里完全见不到。】（下略）

紧接着他对陈叔宝诗的“意象分析”实在有趣，我试图用他的眼睛来重读这首诗，再用他的方式去思考，从而理解他到底说了什么，但最终还是摸不着头脑。再往下看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

【“最后，遵循三部式的法则，陈叔宝插入直接的情感反应，通过马自我牺牲的誓言，抵消了忧伤的情调。乐府诗往往用现成角色的程式化反应结束全诗，由于此诗中只有一匹马可作为反应的对象，陈叔宝只好将英雄的惯常决心塞进马的头脑。 ”】

《饮马长城窟行》乃是古题。《乐府诗集》卷38：“长城，秦所筑以备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饮马。古辞云：‘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言征戍之客，至於长城而饮其马，妇人思念其勤劳，故作是曲也。”魏晋诗人所作都不脱征戍之苦、别离之悲，陈叔宝把这继承了下来，只是陈琳的慷慨悲凉之气，到他那里就变得轻飘飘了。宇文所安敏锐地指出了陈叔宝在写作边塞诗时，仍然带入了宫廷诗纤弱格调。（中间两联确实就是宫体诗习气，一如“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这种典型的“宫体视角”）但他显然把这首诗的抒情主体误认为是“马”了！

古典诗歌跳跃性很大，一首诗留下相当的空白，需要阅读者以自身经验和想象“填入”的。此诗在字面上未出现“征夫”字样，但句句写的都是人。首句直叙其事，“入他乡”的是征夫而非用来借代的“征马”，3、4句是近景之描绘，5、6句是远景之描绘，勾勒出征夫所见边塞风光（陈叔宝想象中的边塞其实和宫廷相去无几，却也意象繁复，有声有色），末2句以征夫之心事收结。就在这里，忽然从纤弱笔触一变为报国豪语，实在是因为陈叔宝自己“天子”的身份，而不得不扭转这一笔罢了。这扭转也是极其勉强、毫无诚意的。

宇文所安敏锐的指出这首诗的高度程式化和情感转化的突兀，但他那串分析无的放矢。马和山花等意象同，是抒情的道具，特别是“饮马长城窟”必备道具，“马革裹尸”的只能是人，不会是马。“马的头脑”云云，也是个诡异的误解。我想根本原因在于他无法自如地对诗进行“补白”。景色之下，征夫的眼睛和感受才是生发点。

下一个问题：隋炀帝其人其诗，究竟是“宫廷诗”还是宇文所说的“对立面”？

此书受闻一多《唐诗杂论》影响很大，不管对闻一多的观点是赞同还是唱反调，思维框架都基于此。闻一多先生的评论我甚喜欢，不过以诗人激情而驾驭学术，火候稍过，即不免鲁莽。读到此处，感到宇文所安此书颇有聪明人取巧之通病。

还要严厉批评一下此书翻译者贾晋华。翻译者自己母语是中文，并且也是搞诗学研究的，宇文所安自作聪明的地方，她在翻译时非但没有矫正，只怕又多了一层扭曲，以至于不堪卒读。怀疑她自己的东西怎么写的。

先跳过杨广部分，第一是准备顺带把他现存全部诗作先扫一遍再说，第二，宇文所安对陈后主、隋炀帝和唐太宗褒贬，几乎都从闻一多那里来。看看那个也就足够了。

——————————————————————————

“隋代的遗产——魏征和李百药”，魏征部分相当好。从时代到诗人，从其人实践到理论，以及具体诗篇的分析，从容不迫地与“对立诗论”挂钩。对李白药的揄扬则是胡扯。

（《唐诗杂论》只算入门书籍，既然宇文清楚注明引文出处，贾晋华为什么不径取闻一多原文“平庸的诗”而自行翻译成“普通的诗”？我一看就觉得很怪异，一般是不会拿“普通”来给一首诗下结论的，一查对原文果然，虽然只是小问题，也叫人不舒服。）

【闻一多对《述怀》的评价就带着鲁莽的轻蔑：“我们因此想到魏征的〈述怀〉，颇被人认作这时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诗，〈述怀〉在唐代开国时的诗中所占的地位，据说有如魏征本人在那时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优越。这意见未免有点可笑，而替唐诗设想，居然留下生这意见的余地，也就太可怜了。平心说，〈述怀〉是一首平庸的诗，只因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还不曾忘记那“诗言志”的古训，所以结果虽平庸而仍不失为“诗”。选家们搜出魏征来代表初唐诗，足见那一个时代的贫乏。”——《类书与诗》】

为了激情洋溢地赞美“诗中的诗，诗的顶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横空出世（《宫体诗的自赎》），闻一多把初唐诗贬得一钱不值，倒不难理解。宇文所安对这首诗的评价就公允客观。他将魏征另一诗作参照，指出了这种合乎儒家正统的诗歌沦为说教的危险，很有见地。

——————————————————————————————————

“李百药在隋末写于南方的诗篇，语调和风格都与魏征的《述怀》及炀帝的《饮马长城窟行》十分接近。”一说“语调和风格”就麻烦了，还是先略过杨广，径直看《途中述怀》和魏征的《抒怀》，除了题目之外，哪有“相似”之处呢？

述 怀                                     途中述怀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伯喈迁塞北，亭伯之辽东。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伊余何为客，独守云台中。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途遥日已暮，时泰道斯穷。

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拔心悲岸草，半死落岩桐。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目送衡阳雁，情伤江上枫。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福兮良所伏，今也信难通。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 　　   丈夫自有志，宁伤官不公。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抒怀》整首诗一气呵成，典故与诗人自我形象水乳交融，即使你不知道终军郦食其季布侯赢典故，也不妨碍对诗意的理解。那种登临揽辔、澄清天下之志，那种慷慨悲壮之气，上继建安，下启唐音。（奇怪宇文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途中抒怀》却葳葳蕤蕤、瑟瑟缩缩，才拙气短，一望而知。诗人缺乏直书其事的本领，才不得不东拉西扯典故凑字数。抒情部分，论情感不过是失路之悲，论艺术今人学写也就是摸着门槛边的水准。无论“语调”(语调?)“风格”实在无一处能相提并论的，顶多就是都用了“述怀”的题目，“述”倒是都述了，“怀”却截然不同。

宇文所安分析李百药在“宫廷”与“自我”之间摇摆，而后表彰了李百药的怀古诗，这时候本章最让我跌眼镜的一句话出现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缺乏历史观念的时代之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绞尽脑汁试图理解他的本意，最终认定：谁主张谁举证，哪怕是顺带谈起，如此斩钉截铁的结论，没有论据支持，最好是不要张嘴就来。

至于他对李百药咏史诗的欣赏，以及如下这类诗句分析，我估计是充塞了整本书的，实在也没法和他计较，就当作想象、想象……

【浪花开已合，风文直且连。 

　　 

　　水从一端涌向另一端的变化形态，暗示了可塑性和变化的观念，但其直观景象是巧妙的：波浪的起伏就像花的开合，这些“花”还可能是浪尖上闪烁的光辉，其光彩被比作花的开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章“太宗朝的诗人”，虞世南部分怪不可言。首先是《赋得临池竹》与《赋得临池竹应制》两诗，从题目可以看出确实是同时之作，但宇文洋洋洒洒写了很长的一串【“虞世南同太宗唱和时，流露出一种洋洋自得的教师语气，这一定极大地考验了这位皇帝的耐性，使他难堪。虞世南是以学问渊博的类书编纂者、文化上自鸣得意的南方人及儒家道德家的综合面目出现的……在向太宗示范了处理主题的“恰当”手法后，虞世南指出那首绝句中的明显错误：必须等到冬天才谈竹子的耐寒……】

书中未注释出处，我在脑子里搜寻了一下这桩“逸事”究竟出自哪部诗话或者笔记，毫无印迹。在网上换了多种方式检索，仍然一无所获，最“原始”的“出处”似乎就是本书。只能存疑。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即使真有其事，也被宇文随心所欲夸饰了。

虞世南和李世民两首诗的本质区别在哪呢？并不是宇文最关注的“翠叶负寒霜”。宇文理解力最差的就是“能指”与“实指”间距离。但只要稍了解古典诗歌一条最基本也最受推崇的“创作原理”——兴寄——立即能看出两首诗的不同。李世民诗纯为“体物”，而虞世南诗兼及“言志”。前者重在形态的描摹，乃是一种比喻之修辞；后者描摹较前者更为精微，但尤突出竹的精神气质，乃是一种象征之手法。

【赋得临池竹 

贞条障曲砌，翠叶负寒霜。拂牖分龙影，临池待凤翔。 

赋得临池竹应制 

葱翠捎云质，垂彩映清池。波泛含风影，流摇防露枝。龙鳞漾懈谷，风翅拂涟漪。欲识凌冬性，唯有岁寒知。】

宇文所安说“虞世南指出那首绝句中的明显错误：必须等到冬天才谈竹子的耐寒”云云莫名其妙。“欲识凌冬性，唯有岁寒知”，就是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虽然是咏竹诗赋之滥调，却完全合乎宇文所谓“对立诗论”的美学标准，一种被齐梁宫体诗抛弃了的标准，一种在魏征那里陈述过，在陈子昂和张说等人手里获得重建，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末始终占据主流的标准。

他对《临池竹应制》诗句的解说（37页）略。后面我将不再关注这些“习惯性胡扯”。只能说一句，虞诗“体物”对仗的四句，似巧实拙，应制诗滥调，宋代诗人若是这么写，必被时人嘲笑的。

至于《蝉》，在技巧上比《竹》更完善，生硬的典故被化去了，字面义与象征义合二为一，字面句句说蝉，而字面下字字都是身居“清要”的自惬。宇文理解不误，虽然他注意力都放在典故的运用上，这一段几乎就是闻一多《类书与诗》的翻版。宇文赞扬《飞来双白鹤》（“飞来双白鹤”也是乐府旧题，翻译直作“他描写一对鹤”！！）“映海疑浮雪，拂涧泻飞泉”之新奇，其实仍然是前半作引，后半自我写照。在我看来，《蝉》诗“态”更足，而《飞来双白鹤》的情感流露更自然。

不过，接下来出现了本章乃至从开篇到现在最好的一段赏析了。就是《发营逢雨应诏》“陇麦沾逾翠，山花湿更然”和杜甫“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然”之异同（41页）。

总的来讲：

这部分一起看下来，你会发现宇文对虞世南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相似的地方，也就是景物意象与色彩，而忽略了背后的隐喻与情感。因为意象色彩是不存在文化障碍的“普遍的美”，很容易被感知和理解。但中国诗论推崇“一切景语皆情语”，体物精微被认为是基础技能，却不是一种高级趣味。事实上，宫廷诗因为取材的狭窄、形式的单一、情感的伪饰，炫耀才华的手段尽数集中在意象雕琢上了。这些精于体物的诗句在其间一点都不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