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解释之问

——对《谷梁传》定公十年“夹谷之会”记载的诠释史

葛兆光

在前年的一篇论文里面[1]，我曾经引述到葛兰言(Marcel Granet)对于“齐鲁夹谷之会”的评论，葛兰言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中国学家，他在《古代中国的舞蹈与传说》一书中，曾经注意到“齐鲁夹谷之会”，这件事记载在《春秋·谷梁传》鲁定公十年：

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日：“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

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日：“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

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孔子于颊谷之会见之矣[2]。

这两件事情在《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同样有记载，“（定公）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同书卷四十七的《孔子世家》也记载了这事件，而且详细说齐国的“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便“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于是“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3]。说起来，在后面这件事情中，孔子的举措有些过度严厉，如果按照我们后来对孔子和儒家的理解，这种杀人刑罚似乎很过分，但是，葛兰言却由此顺藤摸瓜，解释说那是当时的一种习惯，当时人未必觉得这是非常的，也许反而觉得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可以从这点开始，去考察当时社会状态及其传说之所根据。如果考察到对孔子的作传者，他们都能承认这种杀人裂尸、以除秽建威的事情，其出现并不晚于圣人之死以后，并且考察到孔子以前便已有这类事情常见于经传，那么，问题就可以进一步去问道：以何原因，孔子不可以顺从这一个习俗的信仰呢？”[4]

葛兰言说得很对，可是中国经学史上对这件事情是怎样讨论的呢？葛兰言却没有进一步细说。

一

孔子杀人建威，而且用了“首足异门而出”(或者“手足异处”)这种残酷的方式，这一事情的记载，不仅在《左传》、《公羊》中没有，奇怪的是连范宁注、杨士勋疏，这些专门解释《谷梁传》的著作中也不加解释，也许是他们认为历史上没这回事儿，也许是默认这一事实。因此，到了宋代，儒家学者就要给孔子这一行为千方百计进行解释，解释分成了两路。

一种解释，是并不否认曾经有过这件事情，但是，要特别强调孔子真伟大，一出手就可以镇住坏人，比如朱熹，“或问夹谷之会，孔子数语何以能却莱人之兵？”朱熹就说，本来齐国老是欺负鲁国，鲁国没有办法和它对抗，可是孔子这样正气凛然地一喝斥，把齐国给镇住了，就像蔺相如对秦王一样[5]。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七也说，“学者读《春秋》至是，可以信圣人之道不为空言，儒者之学非无实用，特患乎充拓有所为至耳，夫岂申韩鞅斯以刑名法术劫制天下，强人以必从，而谓之治效哉”，意思是说，这说明儒家不是说空话的，也是有实用本领的，比法家强多了[6]。

可是，也有另一种意见就说，不对，这是诬蔑圣人呀，圣人怎么能干这么残酷的事情？所以要把它删去？比如宋代的黄仲炎在《春秋通说》卷十二里面，就要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否定它，黄仲炎说，这些俗儒只是根据自己那一点知识和胸襟来妄测圣人，好像他们亲眼看见似的，可是，这样一来，孔子的“智数风采”不就降格了，等于是曹沫、蔺相如了吗？他说，这不像“圣人气象”嘛，圣人应当和普通人不一样呀，“何至疾声厉色，以兵刃为威，以敢杀为能，以求索为攻”？那么为什么孔子可以折服齐侯？是因为孔子的风度和魅力，他反问道，如果圣人连这点力量都没有，岂非连汉宋两代的“汲黯在朝，淮南为之寝谋，司马辅政，辽人戒其边吏”都不如了吗？所以，孔子诛杀倡优，首足异门而出，都是没有义理的瞎记载、乱议论[7]。

二

后来两种意见里面，好像都有追随者。朱熹和家铉翁的解释，也许是因为理学的胜利的缘故，被很多私人或官方的著作所接受，像元代郑玉《春秋阙疑》卷四十一就钞了家铉翁的话，并且加上这样一句按语说，“呜呼，圣人道化所感，强暴为之格心”[8]，而明代胡广为官方编撰的《春秋大全》也引了朱熹的话，好像朱熹的说法已经成为定论[9]。

这种说法一方面有朱熹这样的话为后盾，一方面有《谷梁》、《史记》的记载为依据，所以还是有人坚持，比如清代的朱鹤龄在重编明代王樵《左氏春秋集说》的时候，就对否定的说法提出批评，说《谷梁》、《史记》都记载了，这正好可以让我们看见“大圣人作用”，不然的话，齐国人怎么会轻易地归还土地呢？春秋时代以力为胜，这话说得很有理。但是，尽管朱熹的解释往往在元明清占有权威性，渐渐还是后一种却占了上风，因为后一种说法的立场是维护圣人道德与胸怀，这种“政治正确”是可以压倒一切的“理”。像前面提到的明代王樵《春秋左传集说》卷十就说，孔子明明是为了和平去主持礼仪的，“是会也，圣人相礼，将使两国继好谋阙，敦于信义，以从先王之典”[10]，所以根本不会有这样残酷的事情，倒是应当根据《史记》的记载，补充说明齐景公被孔子的庄严和正派所震慑，回去批评他的手下“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子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于是受了感动的齐君主动归还土地以谢过。

这是怀了对圣人的崇敬的想象之辞。不过，很多同样为了维护孔子形象的或者为了回护儒家理想的学者，宁可接受这种想象。清代张尚瑗《三传折诸·谷梁折诸》卷六中就引了方定之的话说，“莱人鼓噪，盖犁弥之徒为之也，（齐）景公怍而麾之矣，优施舞于幕下，请止之可也，有司加法，手足异处，窃以为疑”，[11]就是说，前一次鼓噪而起要劫持鲁君，是犁弥一类人的阴谋，齐景公已经认错并且制止了，后一次倡优来歌舞，其实只要制止一下就可以了，比起前一次错误还更轻一些，为什么会加以这样严厉的刑法？所以他认为这不会是孔子所为。

甚至大考据家崔述，也不相信孔子会这样杀人，为什么？一方面他从历史考据学的角度，觉得孔子当时不过是鲁国的司寇，“非有事权，安能危齐”，而且当时是鲁国背叛晋国而改与齐国交好，齐国不会因为鲁国用孔子而害怕，怀疑谷梁氏好奇得之传闻而记载，一方面是从感情的角度，觉得孔子太伟大了，伟大得不需要这么严厉，也可以平息事情。崔述还说，那些鼓噪来劫持鲁君的人罪很大，孔子只是驱逐他们，那些唱歌跳舞的人，罪不大呀，为什么要把他们杀了还首足异门而出？这明明是诬蔑孔子“刑罚颠倒”，何况，圣人应该像《诗经》说的“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圣人不会这样乱用严厉刑罚的。[12]

三

这一记载中仍然还有问题。在《谷梁传》的记载中，来鼓噪并要劫持鲁君的是“齐人”，孔子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很野蛮，所以说他们是“夷狄”，所以范宁注说“两君合会以结亲好，而齐人欲持鲁君，此无礼之甚，故谓之夷狄之民”，所谓夷狄，也许是礼乐之邦鲁人对于海滨之地齐人的蔑称，来鼓噪的倒并不一定真的是后人想象的蛮夷，这在《史记》中也一样，《鲁周公世家》也只说是“齐欲袭鲁君”，《孔子世家》也只是记载，那些来鼓噪的人奏的是“四方之乐”，而且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举着各种旗帜。

可是什么时候，这些来鼓噪的人被说成是“莱人”？恰恰是因为齐人借用被他们所征服的蛮夷“莱人”来破坏会盟的气氛，因而孔子的严厉行为也就有了对抗野蛮捍卫华夏的正当性。《谷梁传》里并没有说鼓噪者是莱人，记载这些人是“莱人”的是《左传》，《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夹谷之会的时候，记载给齐侯出主意的犁弥认为，孔子“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

可是，这一记载对尊崇孔子的儒家很有利，一方面，莱是鲁襄公六年被齐灭掉的边缘小国，齐人以莱人来劫持鲁君，显出齐国此行有如阴谋，所以孔颖达说，“齐不自使齐人，而令莱人劫鲁侯者，若使齐人执兵，则鲁亦陈兵当之，无由得劫公矣，使此莱夷，望鲁人不觉，出其不意，得伺间执之”，另一方面，因为莱人是蛮夷，而用蛮夷来劫持鲁侯，齐人就犯了孔子说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的大忌，而孔子所说的“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就成为对齐侯堂堂正正的有力教训。[13]

于是，后来关于夹谷之会的记载中，《谷梁传》与《左传》的故事就合二为一，孔子夹谷之会的表现，因为一是符合礼仪的光明正大，一是抗击莱夷的保卫文明，因此就有了更伟大的意义。[14]

四

历史考据与历史解释之间，出现了一个困境。

孔子诛倡优使“首足异门而出”这件事是真的吗？如果我们“信古”，相信古书记载，那么，既然《谷梁传》、《史记》已经记载了，为什么特别重视历史证据的清代考据学家，面对这种情况，却不相信古代的证据甚至是十三经之一《谷梁》、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证据？鼓噪劫持鲁君的究竟是齐人还是莱人？如果我们“疑古”，怀疑古书记载，那么，既然经典冲突，《谷梁》不载而《左传》记载，那么，清代的考据学家为什么又不加考证而默默接受？

清代乾隆年间，官方编纂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引用黄仲炎和王樵的说法，把“首足异门而出”这件事彻底否定，却把“莱人”劫持的事情全面接受，这部书中总结说，尽管莱兵劫鲁侯、优施舞幕下的故事，是《史记》、《家语》记载的，但是，因为圣人用“周旋揖让”就可以感化“鄙倍暴慢”，所以，化解蛮夷劫持是很容易的，如果你说孔子杀人，这是败坏圣人气象，因为这是“斗力者所为”，是诬蔑圣人。[15]《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这部大书，当时是官方的定本，这种说法也有可能成为官方的定论。可是，我们的问题是，这部编于考据学大盛时代的书，符合乾嘉考据学所谓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么？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

参考文献：

[1]《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载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229～2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九，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2445页。

[3]《史记》卷三十三、卷四十七，中华书局校点本，1544页，1915页。后来，《公羊传》定公十年的何休注也接受了《谷梁》与《史记》的记载，来补充《公羊》的记载缺失，见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2341页。清代陈立《公羊义疏》卷十一，更引用了此外的《齐世家》、《新语五》、《汉书·陈汤传》、《后汉书·陈禅传》等等来证明，《皇清经解续编》卷一二九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续修四库全书本，130册，699页。

[4] M．Marce Granet：Danses et Le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Librairie Felix Alcan，Paris，1926；参看李璜《古中国的舞蹈与神话故事》，载《法国汉学论集》，香港，珠海书院，1975．

[5]《朱子语类》卷八十三，2171页，中华书局，

[6]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58册，471页。

[7]黄仲炎《春秋通说》卷十二，台湾大通书局影印康熙十九年刻本《通志堂经解》3册，13104页。

[8]元，郑玉《春秋阙疑》卷四十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63册，626页。

[9]明，胡广《春秋大全》卷三十五，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66册，908页。

[10]《左氏春秋集说》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经部120册，262页。

[11]清，张尚瑗《三传折诸·谷梁折诸》卷六，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77册，732页。

[12]崔述《考信录·洙泗考信录》卷二，六一十页，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第二辑，台北，世界书局，1968。

[13]《左传》定公十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六，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2147～2148页。

[14]参看《孔子家语》对此事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引，1916页。

[15]《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三十五，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73册，9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