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的写作都会受制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这种失败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失败,更是指思想文化上的失败———因为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抵抗这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所以我们的抵抗主义变成了投机主义。”
很难想象70后、80后作家在2015年再次成为媒体讨论的话题。70后、80后作家上一次在大众媒体上被广泛讨论还是十几年前。70后以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为焦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80后则是以一种“叛逆”天才作家的形象进入文坛,“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的一批作家诸如韩寒、张悦然、郭敬明等都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他们被视为一种“崭新”的人类,将颠覆过去的一切,迎来一种崭新的经验。这场讨论以春树、韩寒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为标志达到了顶峰。
如果说十几年前的讨论是以一种事件性的方式切入,它拥有一个完整故事的全部:引人入胜的开头、饱满的高潮以及戏剧般戛然而止的落幕;那么今天的讨论则是一种涓涓细流汇聚成河般的水到渠成。
70后写作的涓涓细流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一大批70后作家坚持不懈地写作,就像一条缓慢的河流,除了冯唐少数几个为大众所知,其他人几乎只为少数文学爱好者所知晓,所以很长一段时间,70后也被称为“沉寂的一代”。
“沉寂”大概是“爆炸”之后自然而然又无可奈何的状态。50后、60后出道赶上了一个合适的文学环境,上个世纪80年代,决定了他们出道即可以成名,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一座座高峰树立在那里:余华、苏童、莫言……
这就好像拉美文学大爆炸时代一样,在马尔克斯、略萨这些闪亮的名字之后,又有谁知道“爆炸”之后那些年轻的写作者呢?
另外,80后上来就用长篇小说占据了市场,明星化、娱乐化的市场造星运动让他们迅速赢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些70后都不能比,70后多半经由期刊主导的文学体制,一点点中短篇地写出来,既不可能迅速产生文学效应,也没法产生市场效应。不过,沉寂也有沉寂的好处,可以潜心下来认真琢磨文学这门艺术,从中短篇小说开始训练出可资持续发展的童子功。
正是靠着扎实的“童子功”和长期沉寂打磨出的耐心,70后作家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在去年汇聚成一份引人注目的创作清单。阿乙推出散文集《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新短篇集《情史失踪者》和新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也即将出版;任晓雯继《她们》、《岛上》等之后推出了新长篇《生活,如此而已》,向“被时代碾压而过”的一代人致敬;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在2014年扫荡了二十几个文学奖项后,去年又推出了几本新作《我的朋友堂吉诃德》、《午夜之门》;以“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扬名江湖的路内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力,推出他的第六部长篇作品《慈悲》。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冯唐的《女神一号》、弋舟《我们的踯躅》、石一枫《地球之眼》、张定浩《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等等。
一代人的“失败”
对80后的再次讨论,则完全是以一本书的出版为契机的。第一次和杨庆祥聊起《80后,怎么办》这本书时我们完全没想到这会成为一个贯穿年度的话题。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们坐在人民大学一间咖啡馆里。那一天,在座的还有阎连科、张悦然和其他一些朋友,在一本新书出版前,庆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只记得当时除了阎连科老师,我们都不认为今天的年轻人还会对“80后”这个话题感兴趣,更没有兴趣听他以那种宏大的语调讲述“一代人是如何失败的”。
大概是因为那天阳光很好,这家自我们上学时代起就存在的咖啡馆一直不怎么进步的咖啡味道似乎也变得不那么难以下咽了,如果有色彩诱人的马卡龙就更完美了,那也是他最喜欢的法国甜点。那一刻我甚至觉得庆祥再讨论80后的失败有点矫情。这当然也成为后来很多人对他直观的质疑:一个前途远大的青年学者,一个小布尔乔亚美学的践行者,有什么资格来谈论“失败”呢?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有一篇文章写道:这个社会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大部分人都是坐在这个车上,也不看车外,随波逐流,这辆车把他带到哪里去就带到哪里去。但是总是有那样一些人,他总是很好奇,一定要伸头,伸出车窗外看看这辆车到底往哪里开。如果发现车开的方向好像和他想的不一样,他就喊出来了,这辆车开错了,要调整一下。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思考者。
我想,庆祥就是那个把头伸出“车窗外的人”。他把80后这个话题从十几年前的文学问题扩展成一个社会文化问题,这大概也是源于他的“车窗外”理论,只有站在文学之外,才能看清楚文学之内。
“每一代人的写作都会受制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这种失败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失败,更是指思想文化上的失败———因为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抵抗这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所以我们的抵抗主义变成了投机主义。回到写作上来,我所寄望的新一代的写作,应该是一种有强烈抵抗意识的文学,不服从于既有的文学成规和想象方式,不恪守某一类流行的道德秩序和人生秩序,通过写作建构新的想象力、新的人性和新的世界。”
告别文艺腔
所幸,一大批80后写作者正在成长中解放自己,从文艺腔,从小清新中解放自己,去直接面对更为广阔的世界。去年,一大批80后写作者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书写我们这一代人独特经验的同时,也正在以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方式和世界对话。
阅读颜歌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时总是让我想到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的电影,小说《白马》和电影《回归》有一种跨越地域和形式的默契,它们都在用一种“又哭又笑”的“悲喜剧”的语调讲述一个小镇的伤心故事,而那些故事又是以“秘密”驱动的。周嘉宁的《密林中》则会让我们联想到库切的《青春》,虽然拿库切和周嘉宁相比是不合适的,但是至少有一个共同点,过度形容词和廉价的抒情都是大忌。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文珍的《今夜我们在美术馆谈恋爱》、张怡微《因为梦见你离开》、赵志明《万物停止生长时》、甫跃辉《安娜的火车》等等。
70后也好,80后也罢,代际概念或许是我们描述世界的一种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同一代人”,在文学的“昨日之岛”上,野草在低头“歌唱”的同时,也不妨抬头看看云,听听风。 □罗皓菱
大事记
20 15年5月17日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初选入围名单公布,80后作家作为文坛后起之秀首次冲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其中包括姚良、笛安、颜歌等,以及徐则臣、路内、乔叶、鲁敏等一批70后作家“中坚力量”的作品。
2015年6月
杨庆祥《80后,怎么办》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5年8月17日
作家阿来现身南国书香节现场,谈起80后作家,他说,80后作家也有佼佼者,大家要公正对待这一群体。“这些作家或许不具备那么多商业价值,可是精神价值才是作品的根本。”
2015年11月8日
以80、90后新锐作家为主力的“锐·小说”系列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并举办第一辑首发式暨文学对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