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踟蹰

  □本报记者  庄 严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弋舟来到石家庄，作为河北省作家协会“新文论论坛”第三期的活动嘉宾，与我省的著名作家、评论家集聚石家庄学院，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踟蹰”为题，一起探讨“70后”小说的创作情况。

  用心灵感应时代

  文学创作是一个创作者自觉追求将艺术个性融入时代精神和社会潮流之中的过程，无论所表现的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作家惯于将生命体验注入气韵生动的人物形象之中，用普通人的悲欢演绎出不凡的人生感悟，寄托对人生的思考、对未来的关切。弋舟说：“如果你还没有比较主动，比较自觉的意识，要与时代形成勾连的话，真有可能就成为一个幽闭的、关在房间里的、灰头土脸的人。”在谈到自己被外界评价为一部“严肃认真”地讨论爱情的作品，小说中“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之间的种种纠缠、试探、犹疑、义无反顾，唤醒了每个人心里有关爱情的幻想与怀念的小说《我们的踟蹰》时，弋舟坦言：“我们面临一个时代时很多东西不可得，怎么观察时代？通过男女感情打量时代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男人女人谈恋爱的方式，都是对社会、时代的表征，今天的女孩子找男孩子，或者男孩子找女孩子，跟三十年前肯定不一样，跟革命时期不一样，跟唐朝、宋朝也不一样。任何一个时代观察爱情，可能会进入时代的一个切口。”

  “寻找时代的点，寻找时代的精神的核心和精神的特征，这就是这代作家在思考的，在追求的。在这种寻找当中，在追求自我当中，这样的文学才是最有价值的。”省作协副主席刘建东的话，直指问题核心。他分析说，从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等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狄更斯在作品中表现了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的思考，他把自己写进书里边，通过人物的成长，通过人物的故事，通过人物的眼睛看那个时代，所以他的作品会成为经典，他会成为伟大的作家。其实每个作家都要写自己，写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当中特定的人物。狄更斯也一样。的确，创作者有意识地捕捉当代热点问题并予以形象化的表达，从不同角度勾画出百姓的生存状态，在百姓的喜怒爱恨中挖掘推动时代前行的力量。蕴含其中的，有对人生美丽的回味，也有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踟蹰的情感状态对应着一个时代的规则，规则背后实际上是资本的逻辑，在全球化面前的资本的逻辑，踟蹰实际上和这个是相对应的，这个对应其实很重要。”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河北省作协特约研究员李建周，对《我们的踟蹰》见解独到，“小说里面的李选、张立均、曾铖这些人，对爱情这件事没有一个人是那么绝对一根筋，这三个人让人感觉每个人都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命名性就非常高。这可能是一个层面的踟蹰。另外一个层面，还涉及到小说文本层面的，我们这代人开始接触网络，一个人在网络上变得比较放得开，像一个虚拟的世界，给了大家一个释放的空间，曾铖反复讲，干脆我们一块儿过日子吧。真正面对这个人的时候，又没什么话，又变了。虚拟空间放大了我们的感觉，现实缩小了我们的感觉，我觉得在这两个感觉之间，用踟蹰来衡量，也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词，对应情感的一个状态。”“小说其实背后有很多问题可以挖掘。通过‘踟蹰’这样一个词，一下触到我们那个时代心灵感受到的最核心的层面，不是外在的现实的。”

  面对时代发言

  “弋舟这几年的创作确实非常令人瞩目，大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看到他很精彩地写我们这些年轻人在现实中的尴尬、无力感、纠结，爱的迷茫和充满期望，这些在他的小说中都有非常好的、非常透彻的体现，而且他的语言也非常美。”诗人、翻译家李寒的评价，中肯而具体，“我接触弋舟小说后发现他对语言的处理也是非常地用心。我读过其他一些小说，现在好多都像看电视剧似的，都是人物的对话，甚至没有人的心理描写，都是在那里你说我说，而从弋舟的作品可以看出对文字的敬畏，他对文本小说的构思是非常用心的，我觉得他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位作家，他也是刚刚过了不惑之年，我觉得他能够把我们这个时代面貌，从外在面貌到精神面貌展现出来，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来。”“有些东西，我希望更多地突出一些，写出我们这代人，‘70后’的我们的真实面目，当我们后代的子孙们、读者读到小说的时候，就能知道有这些人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有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有什么样的矛盾，有什么样的内心的复杂情感。”

  以短篇小说《将军的部队》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我省“70后”作家李浩分析说，“70后”的写作在某一方面来说，被反复追问的是和前面时代的写作者有什么不同，作家呈现出了什么样的个人面貌，在准备推进方面有哪些努力，并且在作品中怎样呈现了这部分努力。李浩认为弋舟的小说呈现了更强的艺术自觉，把自我投放在作品里面，在投放里有作家足够的真诚，通过对时代感的捕捉，通过个人经验和群体经验的把控，他的真诚能够走向另外一个阅读者，与另外一个阅读者的共同经验完成他的打通。“他一直期待自己的写作跟时代的根本气质之间构建共通和张力，包括对时代的根本气质之间形成小小的对抗。”

  关于踟蹰，弋舟真诚地发问：“所谓的踟蹰究竟是时代还是写作者的问题，其他人的情况我不太知道，我就是一个比较踟蹰的人。人的气质怎么成为时代的气质我很怀疑，有一群快乐的人就是一个快乐的时代吗？有一群不快乐的人，时代就真的不快乐吗？”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郭宝亮分析说：“我一直认为一个小说家当然可以写身边事，也可以写一些鸡毛蒜皮或者自己的东西，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个作家不面对一个时代发言的话，就永远不会长大。只有面对一个时代，把时代把握到一定程度，才是作家所达到的创作高度的一种标志……作家的写作永远既不是自己这代人的事，也不是某个人的事。当然首先是个人的事，你自己没有体验的话，就不可能代一个时代发言，你自己的体验和时代一致，你的作品才有可能引起大家共鸣，才有可能超越自己的年代而走向一个更大的空间。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向弋舟学习的地方。”

  河北文学院院长司敬雪认为，文学写作是要有温度的，实际上小说就像一个僧人，或者像一个传教士，是要给人间、给人群传递温度的，而且这个温度应该是实实在在的温度，不是虚火。现在有些小说里虚火很盛，看着火焰很高实际上不是真火。道家讲三昧真火，有真火有假火，假火太多，有的作品读者就不愿意看。

  对此，弋舟回应说：“特别感谢您提到这个小说。其实我们说了思想、思考，起码是思考之外如果能够被人喜欢，是小说家本身的胜利，作家没有担负思想家的责任，如果从小说里面能够读出思想，只能说小说本身成功了。小说要怎么把它写好，有它自己的一些突破的规律，尤其我们在处理我们那个时代这么复杂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时代足够复杂，我通过一个创作，让现实像鞭子那样抽打着我们，不是抽打着让我们崩溃，而是抽打着我们小说家把复杂的现实转化成新的美学的途径、美的方式，不是用片面意义上的、艺术的方式去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新的审美的范式，新的写作的手段都会被推促出来，写《刘晓东》可能就是回应的力量，里边所谓的夏天，拿艺术来说，可能也介入了侦探小说的方式，让人爱读。确实是渐渐自觉起来要写那么一个系列，从命名上我想可能最后一个像交响乐落音一样的效果。”

  遵从内心的追问与渴望

  “对弋舟作品最大的感觉倒不是这个时代，而是对内心的追问，好的作品是写给自己内心的。至于同时兼顾了时代的功能，可能是作品之外的东西。一个真正的作家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能够告诉你，你的伟大、你的狭隘、你的孤独，这些，我觉得弋舟的作品完全能体现出来，读的时候能在作品里发现我自己。超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可能放在下一个时代也会有，这是人类具有的。再一个，很深的那种孤独感，已经为它奠定了某种基调，就是孤独。这种孤独时常会产生强大的冲击。这是弋舟作品最打动我的两点。”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80后”孟昭旺的话，颇为深刻。

  “我觉得一个作家要讲好故事，你的故事是讲给别人听的，如果只是讲给自己就是日记体了。另外，如果作家能够写出来比较有深度的作品，更应该关注中国文学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个作家只看到当下，可能从作品深度上会受影响。”河北教育出版社副总编郝建国说。

  省作协副主席、金马奖电影《一个勺子》的原著小说《奔跑的月光》的作者胡学文说，不同年代的人想法是不一样的，文学需要真诚，作品需要真诚，阅读也需要真诚。不可否认，每个人的审美是有差异的，但“真诚的写作，我想作品应该是非常好的。”

  “‘80后’是急于成长的一代，而‘70后’并不急于成长，他们有自己的传统的经验，受到传统的文学的滋养，而且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养，按说应该是比较有实力的一代，更能够闪亮的一代，结果反倒成了被埋没的一代，被断裂的一代，找不到自己方向的一代，踟蹰的一代。我觉得这有一个原因：‘70后’并不急于成长，不太急于给自己一个定位，即我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没有这样的一代人。”资深媒体人，“70后”作家、评论家崔立秋的话，或许更能对“踟蹰”二字释疑。

  “‘70后’这种踟蹰也就是在‘我’和‘我们’之间在踟蹰，事实上，相对于理直气壮、高歌猛进、勇往直前，踟蹰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标志。用这个词来表述‘70后’创作，我觉得是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70后’创作的特点。”省作协副主席王力平总结说。

  “社会性”是人的基本诉求。“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诗经》中这句传唱千载的诗，表达着人们内心深处对“陪伴”的渴望。从传统的社会网络中脱离出来的个体，正在以更加现代的方式彼此相连。而源于生活激情的真诚叙事，在以文学精神陪伴大众的同时，一定会赢得更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