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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这部小说在期刊上发表时名为《李选的踟蹰》，从“李选的踟蹰”到“我们的踟蹰”，这一变化有何意味？

 

弋舟：《李选的踟蹰》是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分，相对完整，写完便作为中篇刊发了；继而，对于它的拓展，就呈现出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样貌。如果说从“李选”到“我们”有何意味，那么很显然，仅从字面上判断，它即是从“个人”走向了“大众”。这多少也可视为我的写作“野心”，当我最终以“我们”来括定“踟蹰”时，我试图描述的，无外乎是一个整全一点儿的世相、一份稍微强烈一些的时代的根本气质。

 

晨报：如何理解小说与汉乐府《陌上桑》之间的的互文关系？

 

弋舟：这里面的勾连相对复杂。一是从小说艺术本身出发，我需要一个驱动，这次，我从我们伟大的传统中找到了这个动力。“踟蹰”两个字如今还有多少人会使用呢？如果不是这首古典诗歌，我也几乎难以将它从语言的储备中打捞出来了；其二，人类绵延至今，基本情感本身似乎并无过多的变迁，但时代峻急，相同的情感，古今比照，况味便变得复杂难言，张力由此展开，小说也由此得以实现它必须有的那一部分“混沌”，而这“混沌”，亦是“踟蹰”之一种。

 

晨报：你的小说中，人物与其所处时代的粘度似乎总是很高？

弋舟：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很高兴。谁能罔顾自己所处的时代呢？当然，我可能在这点上并没有做得那么好。

 

晨报：在甘肃乃至全国，你的城市书写格外醒目。在一个场合你提到作家的“城市经验”，请谈谈你的城市经验及其对你小说写作的影响？

 

弋舟：这大概不是个自我选择的结果——因为我基本没有乡村生活的经验。但说老实话，我也难以宣称我有着一份无可辩驳的城市经验。因为，我所经验到的，似乎总是差强人意，难以与我心目中的那种“城市经验”相匹配。如果非要将我的经验确定为“城市经验”，那么好，它对我的影响当然是覆盖性的，我的写作，只能在这张既定的经验之网里展开。

 

晨报：你曾强调小说家的“教养”。 教养对小说家而言具体是一种怎样的素养？

 

弋舟：这个“曾”如今令我汗颜，我已经越来越难以描述这份小说家的“教养”，强加指定，我会勉为其难地塞进去许多词不达意的表述，诸如：对于传统的敬意以及敌意，对于尘世与自己的怜惜以及厌倦……

 

晨报：离开小说语境，你如何解读当下人的“踟蹰”与“悬空”状态？

 

弋舟：作为一个小说家，离开小说语境，我哪里会比一个社会学家更善于解读这些问题呢？我只能像一个“当下人”一样，默默领受这些状态给予我的诸般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