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审视生命的隐疾和悲感的人生——弋舟小说论 刊发于《中
(2015-11-01 20: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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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生命的隐疾和悲感的人生
——弋舟小说论
叶淑媛
内容提要:弋舟的小说多取材于现代都市生活,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创伤和疾患的书写深入细致。“隐疾”是揭开他的小说文本深意的密码,它既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写照,也是中国当代普遍的心理问题的折射。弋舟将一种悲切的痛感贯穿于小说中,写出了人性的幽暗和温暖,并在对城市文明的省思中上升到生存哲思的高度。弋舟小说对当代人的“隐疾”的探索和艺术表达具有的深刻性和独特性。
关键词:弋舟小说
弋舟有着过人的创作才华和独特的气质,以强劲的创作风头成为“70后”作家中受到高度关注的代表性作家。弋舟身处西部,原本西部广袤独异的风情和边地人生是西部作家常用常新的资源,也是打造自己文学特色的得天独厚的依傍。但弋舟却不是以西部写作获得声名的作家。他的小说多取材于现代都市生活,多涉及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的疾患的揭示,常常在看似冷静而悲凉的叙述中写出生活的不堪忍受和现代人精神的创伤。他有篇小说题名为“隐疾”,这“隐疾”正是揭开弋舟小说文本深意的密码之一。在弋舟的多篇小说中,“隐疾”或者统摄着主题内容,或者成为文本的某一构成层面,这在《龋齿》《黄金》《战事》《隐疾》《我们的底牌》《等深》《而黑夜已至》等作品中皆有体现。在这些小说中,弋舟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负累的审视,揭开了生命的“隐疾”,以一种透彻的贯穿感抵达了生存的真实,表达着弋舟对当代生活进行认知和思考的努力。弋舟小说的精神探索涉及到中国当代普遍的心理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很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且,弋舟的小说以一种悲切的痛感,触及到人对自我和世界的省思、人性的幽暗与温暖、人存在的本质等问题。弋舟小说对当代人的精神“隐疾”的探索和艺术表达所具有的深刻性和独特性,在当下文学叙事中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一
弋舟以精神“隐疾”来关注女性生存困境的小说比较多。《龋齿》写一个离异女人拔牙时,因心脏病发作昏厥前的臆想。这些臆想是女人对自己千疮百孔的生活的回味,从中可以窥见女人的内心世界以及生存状态。对这个女人来说,她可以忍受心脏病带来的流产、吃药、保胎、担着巨大的风险生孩子这些身体的痛苦,却无法承受加诸在心脏病之上的生活的损害,诸如离异、剥夺孩子的抚养权、丈夫另有新欢等。与身体疾患的痛苦相比,生活的损害才是女人真正的伤痛。因为这些损害负载着生活残酷的评判,女人由此感受到毫无尊严的生活和强烈的耻辱感。这些感觉深深地咬噬着女人,让女人陷入怨怼生活和灰暗的情绪里,在过去的损害中难以自拔。“过去”就像这颗有洞的龋齿,是这个女人身体的一部分,且难以剥离。这样一来,小说中的龋齿这个疾病就负载了过去的伤痛且难以拔除的象征意义,有一种精神的“隐疾”的隐喻性质。可以说,《龋齿》是一部构思精妙的小说,它借生理疾病“龋齿”深入到人的精神创伤的探索,对女性创伤性记忆的心理描写是独特的,令人难忘的。
中篇小说《黄金》和长篇小说《战事》写女性成长的隐痛,少女倔强的爱和憔悴的青春,沉积为女人内心深处的神疾患和情结。这样的精神“隐疾”支配了女性的生活意识,成为她们坚持自己、并与生活战斗的姿态,也是女性悲剧性生存的根柢。《黄金》中的懵懂少女毛萍,初恋约会时小男友给她一块铜块,说是送给她的“黄金”。而毛萍的初恋很快就被父亲粗暴而卑鄙地斩断了。毛萍长大结婚后,因为不是处女受到丈夫的羞辱,从此毛萍放荡不羁,并且有一种畸形的“黄金情结”——和每个男人发生关系都要索取黄金。不过,小说却并未将毛萍对黄金的热爱定位为金钱的交易,从而凸显出毛萍的“黄金情结”是一种创伤性的精神疾患的意义。《战事》中的少女丛好经历了母亲的偷情和私奔。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丛好的父亲显得那样地懦弱,并日益猥琐。由此,少女丛好对生活中所有的平庸和猥琐充满了厌恶,绝不被生活驯服成为丛好的一种生活的姿态,一种创伤性心理式的精神“隐疾”。丛好对那些“对生活仰起下巴的人”并不进行好人与坏人的区分,只要求他们是生活中的硬汉。于是,电视里海湾战争遥远的战火中,以硬汉形象出现的萨达姆成了丛好的偶像,她坚定地认为萨达姆一定会赢。在生活中,丛好也只喜欢那种独特的、不被生活磨蚀的男人,无论这样的男人是充满劣迹的粗野少年,是执着追梦的文学青年,抑或颐指气使的成功商人。这些人对生活的打破如一副副药剂,疗治着丛好对平庸猥琐的惧怕和厌恶。但是,也因为“绝不被生活驯服”这具有盲目性的执着,丛好与周围的世界相处,与男人的相处,很多时候不明就里无所适从,却以冷漠却又像是从容的姿态表现出来。周围的人都未曾明白,丛好的精神世界中进行着一场持续的“战事”。在这场“战事”中,丛好在和世界作战,更在和自己作战。这样的“战事”使丛好青春憔悴、饱经创痛,经历着一个女人在成长中“漂移、飞升、错落、破碎、归位的状态。”与《黄金》相比,《战事》的内涵更为丰富,这得益其具有的女性主义文学意识。《黄金》对毛萍的“黄金情结”的叙述是冷静节制的,故事情节的发展跳跃性比较大,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去揣味人物精神的痛楚和“隐疾”。至于毛萍的极端行为,有一种抗争的意味在里头,形成了小说略带凌厉的氛围和尖锐的刺痛感,但毛萍的抗争并不具有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战事》的叙述则是绵密的、细腻的。弋舟在这里是一位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在一波一波的高密度的故事中,将女性的创伤和痛楚铺陈出来,刻画和展示了女性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以及倔强又盲目的生活。给人以绵长的、与生活一起延绵而无可逃避的痛感。其对人物性格的立体复杂性的塑造,对女性生存精神痛苦的细腻挖掘,以及对两性交往的多重思考,都表现出对《黄金》的进一步深化。
《龋齿》《黄金》和《战事》都揭示了女性精神的创伤和隐疾,使人也感受到人作为自然的人,也作为社会的人,求得肉身和精神合一的艰辛,在她们的挣扎和创痛中令人不忍直视生命的真实,彰显了在大的社会系统对个体生命感觉的漠视与压抑。
二
弋舟基本采取内向化的视角写女性生存状态的精神“隐疾”。而在另一些与疾病有关的小说中,弋舟赋予隐疾以双重的内涵:一方面这些疾病是平常生活中并不凸现出来的身体隐疾,另一方面这些隐疾具有复杂的社会性的病因,使得这些隐疾具有了身体与社会双重的“隐疾”的隐喻意义。
《隐疾》中的小转子患有梦游症,在梦游中会把她丈夫老康当成一只恶心的大蜘蛛去攻击。老康则认为小转子的梦游症是装出来的,甚至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不过,在叙事者“我”与小转子的交往中,小转子的两次梦游症都没有造成攻击和伤害。而小转子和“我”一起看草原的“荒唐”,更像一次长时间的梦游:在宁静辽阔的草原上,两个暂时逃离了生活的人忘记了世俗中的一切,真正体味到纯朴生活的激情,从一只发怒的藏獒身上感受到自在生命的巨大强力。小说中小转子的梦游症的真假,似乎是一个悬疑。不论如何,从梦游的小转子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内心纯净的女人对恶浊社会的厌恶。至于仿佛梦游的草原游历,更是一次对生活的对抗。这个被对抗的生活,将它的丑陋集中在以老康为代表的世俗的成功者身上。他们追逐金钱、游戏人生、精神羸弱、冷酷无情、尔虞我诈、行贿受贿……在他们金钱至上的成功背后,是百姓贫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可以说,《隐疾》对人物的生理疾病梦游症的书写,作为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确实是自然事件,但在文学的层面上,它又负载着一定道德批评和价值判断,映射了当下世俗生活的罪恶和隐藏在光鲜的外表下的社会真正的疾病。
《我们的底牌》是弋舟写得最为悲切的一部作品。一个家族四兄妹都患有的“隐疾”——癫痫。在叙事者“我”看来,大多时候我的兄妹们的癫痫发作是“适时”的,“他们用尊严做牌,打来打去,以此牟取和诓骗生活,被生活暂时豁免,我的生活却因此备感绝望。”
《而黑夜已至》也是一篇有身体与社会双重的“隐疾”的隐喻意义的小说。艺术学教授刘晓东患有抑郁症,母亲去世的当晚他在一个女人的床上,更加深了自己的罪感。公司老总宋朗多年前醉酒驾车撞死了一对夫妻,由司机顶包了事。但宋朗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罪感,也患有抑郁症。酒吧歌手徐果年幼时,她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丧身。徐果在艰辛而芜杂的生活中长大和生存。她说自己就是当年宋朗制造的车祸中的遗孤,委托刘晓东与宋朗谈判,要求宋朗赔偿。事情的真相是徐果对宋朗进行了一场敲诈,宋朗知情却慷慨地给了徐果100万元,只是为了自我赎罪。徐果则把诈骗来的钱用来报答养育过自己的老师,资助男友。刘晓东去和宋朗谈判,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和疗治。最后,徐果又在车祸中死去。不过徐果的死才真正疗救了刘晓东,他由此明白:虽然现代的城市生活造就了诸如车祸、婚外情、贫富差距、肮脏的空气等太多的弊病,也使许多无法舒展的心灵患上了抑郁症,但这个时代中的人们,又都在自罪和自赎。《而黑夜已至》写出了抑郁症这个当下城市生活的中的人们普遍的精神“隐疾”,也揭示了这个时代的“隐疾”。
关于《隐疾》和《我们的底牌》中对“癫痫”和“梦游”这两种隐疾的隐喻性质,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正是那些被人为具有多重病因的(这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这两部作品对人的“隐疾”书写饱含着对普通人生存的悲痛和现实生活的批判。我觉得是当代文坛中短篇小说的精华之作。构思精巧,饱含泪水又不动声色的批判,凝聚了穿透现实的力量,这些让小说完成的过程和最终形态非常漂亮。至于《而黑夜已至》中以“抑郁症”进行的隐喻,则有更深透的思考。主要是其对时代的“隐疾”持有的是非单向度的态度。弋舟在暴露和审视时代的“隐疾”的同时,又给予它一些“劝慰性的温暖”:“时代浩荡之下的人心,永远值得盼望,那种自罪与自赎,自我归咎与自我憧憬,永远会震颤在每一个不安的灵魂里。”这表现了弋舟对当下生活把握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这篇小说也读起来更加感人,更加令人百感交集。
三
弋舟的小说的底色是晦暗的。小说中的人物的人生经常是残缺的:失去父亲后流离的少年、母亲私奔后孤独成长的少女、被妻子遗弃而变得猥琐的男人、被丈夫遗弃而绝望的妻子、晚景凄凉孤独的老人、边缘人吸毒者、屈辱的底层民众……残缺的人生勾画出幽暗的生存图景。再加上作家大部分时间里采用一种冷静叙事的格调,形成了小说的压抑感。不过,如果弋舟对残缺人生的审视止于对生活阴冷和压抑的展示,那小说的可阅读感和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为文学是要以情动人的,文学表现的现实不论怎样残酷,本质上却要达到对人的善意的关怀,而且生活本身总是百感交集的。弋舟的生活积累、以及生活的逻辑支配着作品中的生活表现。在弋舟冷静的叙事节奏中,由于对生存的悲悯,会情不由己地流露出一些温情,由此而达致在晦暗与温暖之间悲悯人生的效果。也因此,弋舟那晦暗的小说世界里,从来没有一个愤怒的恨世者。
从对生存的残酷与悲悯的宽宥角度来看,《战事》《而黑夜已至》体现了弋舟在晦暗和温暖之间同情人生的写作情怀。以《战事》为例,主人公丛好在母亲与人私奔后,青春陷入无尽的孤独和盲目中。前后交往的两个男朋友,都使丛好受伤而飘零,使丛好的青春孤独而憔悴。后来,丛好嫁给成功商人潘向宇后过上安逸的生活,但长期被丈夫忽视,又被唯一的女友算计,后来又被刑满释放初恋男友传染了性病并离弃。生活给了丛好多次沉重的创痛,但不论怎样受伤,丛好鲜有不可原谅的恨。在“‘战事’一般的爱情乃至生命中,面对近距离掩杀而来的伤痛,和光同尘,这样的人,必定终获全胜。”确实,忍耐生活所有的创痛,却并不痛恨生活,这就是一个生活的胜者。丛好就是这样的人。而小说中那些伤害过丛好的人,却也并非大奸大恶的坏人,他们也都被生活给过伤痛和不完满,他们也真诚地颟顸地给过丛好温暖。弋舟是用一种满怀悲悯的谅解和宽容去写这部小说的,小说中的所有人在对自身境遇的审视中发现了生活的残缺和哀伤,所有的人在与世界、与自己的搏斗中最终洞悉了生命的底色。可以说,所有的人在生存的大背景上都是悲感的存在,由此而赋予《战事》以哲学意义上对生存之悲的思考。
冷静叙述和悲悯温暖相交织,是弋舟小说的主要风格。小说《谁是拉飞驰》地体现了这种风格。少年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失踪了。少年在孤独和流离中成长,在网吧里刺伤了被称为“拉飞驰”社会混混,然后在逃跑的途中又被一群自称“拉飞驰”的少年杀死。这样一个描写凶杀和暴力的故事,如果用余华的先锋小说的暴力叙事来表现,就会变成莫名所以的血肉横飞。《谁是拉飞驰》也写到暴力和杀戮的偶然性,但以似乎随意的笔调交代了少年捅人的原因是为了帮网吧老板对付找麻烦的人,因为网吧老板从来没收过他的钱,还给他买过盒饭。从而将这个少年的捅人与冷血的杀戮加以区分,让人体会到缺乏关怀的少年内心的善良和情义,对少年产生一种怜悯。后来,逃跑的少年被抢劫杀害,他反抗抢劫的原因是知道身上的这些钱可能是母亲全部的积蓄。至此,在一个面目不清的少年暗淡的人生中,他可贵的善良和温情,给这个残酷的世界涂上了光亮和温暖。这让《谁是拉飞驰》成为一篇感人的杰作。此外,弋舟《天上的眼睛》《赖印》《所有的故事》等作品也经常以一种悲切的感动冲淡了小说的整体的冷静。
应该说,弋舟小说的格调是悲感的,这种悲感来自对人生存之悲苦和存在之虚无的体察,来自生活本身的晦暗难明。其表现为:人物命运的发展经常有一些断裂,一些故意隐掉的情节和缘起让小说描绘的现实世界模棱两可,从而模糊了合理与不合理的界限,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导致的人物命运的转折。从这个角度看,弋舟的小说是有卡夫卡的味儿的。不过,较之卡夫卡,弋舟小说的故事性要更强,而象征性和多义性又较弱。此外,在艺术表现上,与悲感相适应,弋舟擅长描写荒凉的环境,小说大多以兰城为地理空间,灰蒙蒙的天空、混乱的广场和街道、简陋的生活场所、衰败的草木、工厂废弃的车间、人迹罕至的仓库、投射在人物命运攸关时刻的如血夕阳……这些更加渲染了小说悲感的氛围。
四
从作家的代际关系来说,弋舟属于“70后写作”,但是,不管是和“70后”作家相比,还是其他代际的作家相比,弋舟小说的内在精神和艺术气质都有明显的独特性。
首先,弋舟的小说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聚焦方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进行了深度艺术开掘。弋舟给予个人的心理、精神存在以特殊的地位,并“客观”而又细腻地“微观”其细部,聚焦其深隐层面和精神创伤。弋舟的写作围绕着具体事件进行,却又超越了书写某一特殊事件造成的精神的动荡。弋舟描写了大量的普通人精神世界的波澜起伏,从中观照出复杂人性的各个角落。这意味着弋舟对人的心理情感的本体存在世界(也可能是虚构的个体经验)的深度开掘。这在《时代医生》《桥》《把我们挂在单杠上》《龋齿》《战事》《赖印》《锦瑟》等作品中有明显的表现。而在那些描写身体与社会双重的隐疾的小说中,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是建立在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之上来达到对当代生活和人类生活的思索。本文前面论及的《隐疾》《我们的底牌》,以及《等深》和《而黑夜已至》都是这样的的作品。
再进一步,将弋舟小说的“隐疾”书写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格局中来看也有一定的独特性。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疾病的书写,很多时候采取了一个二元对立的视角:来自城市的压抑和折磨造成精神的疾患,又在乡村的自然纯朴的抚慰中得以释放与恢复,由此将城市与乡村置入病态与健康的对比隐喻之中,来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弋舟摒弃了这个长期的传统。他的小说大多写城市人的精神“隐疾”,但很少在二元对立的视角下针对城乡文明进行某种明确的褒贬判断,弋舟说:
“如何以小说的方式,以今天的方式,来呼应文学伟大的精神传统?毋庸置疑,这个时代可能爆发的问题势必格外凶猛,给人造成的痛苦也会势必格外强烈。但是,如果我们认同城市化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无可逆转的方向性趋势,也许我们的小说就不该过分沮丧于这个大势。人类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去,你说它好也罢,坏也罢,那个方向都是无可避免的……而对于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进行过度的描黑,除了徒增人的悲伤,究竟意义几何?作为一个小说家,有没有这种自觉,能不能在意识中比较清醒地让自己的写作与时代相勾连,并且以符合文学规律的创作,给予这个时代某些劝慰性的温暖,都是值得我思考的……人类度过了无数的黑暗时期,迄今依旧绵延不息。”⑥
这是弋舟在《而黑夜已至》的创作谈中的一段话,它是弋舟对文学在新的时代中如何书写城市的独特体悟,其实也是弋舟的写作立场,那就是真正的文学应该与时代相勾连,写出时代中的“人”。应该说,弋舟把住了时代的脉搏,体察到在不同时代的裹挟中,人的精神痛楚的具体原因可能不同,但永恒存在的生存之悲。从而把自己独特的“隐疾”描写深入人心,也使他的小说有了一定的超越性。
弋舟小说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其源于“先锋小说”又另辟蹊径形成的艺术氛围和生活镜像。从艺术渊源来看,弋舟小说的叙事表达和精神气质可归入中国先锋小说一脉,比如若即若离的叙事圈套,幽暗人生的格调,以及各种出人预料的犯罪和凶杀都与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有渊源关系。不过,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因强调“虚构的真实”而远离了生活的真实。与此相区别,弋舟的小说以悲悯的眼光审视生活,有一种贯穿始终的主体情绪,从始至终地“干预”故事并生成一种属于自己的艺术格调,将生活的细节和氛围渲染在叙事骨架上或者隐喻的形式中,从而将作家关于生活的主体镜像逼近生活的“本真”。弋舟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将人的孤独感、人对尊严的捍卫、人对世俗生活的对抗、人的自罪与自赎、人的存在之悲等都描写得丝丝入扣,摈弃了早期先锋小说“不真实的假想”之弊。同时,相对于余华等人,弋舟又将先锋的姿态保持得更久,最典型的表现是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种不与世界和解的姿态,这本身就是“先锋”的精髓。在艺术表现上,弋舟小说的精妙构思、简约语言、叙述圈套营造出的意外的情节、外冷内热的情感基调等等,也显示出弋舟对“先锋”的精致化的艺术水准的不懈追求。应该说,弋舟的小说在“先锋”与“不先锋”之间有一种张力,并达成了独特的艺术表现。
此外,弋舟的小说显示了作家统摄和整合平凡的破碎的生活的艺术功力,具有一种穿透性的力量。小说多书写小人物,从传统的叙事学视角来看,其叙述有人物性格平面化、生活平淡化和破碎感的问题。有论者指出这个问题在“70后”作家中具有普遍性。“可能与‘70后’的世界中只有历史终结的平淡,生活中缺乏非常大的悬念和奇迹有关。碎片化的生活导致认知、思想与审美上的支离破碎。但是,更可能与他们已经‘我已不再与世界争辩’的‘纯粹’、‘中性’和‘客观’的写作姿态有关。总之,他们还是很可能缺乏一种具备统摄和整合平淡破碎生活的强大力量。”⑦其实,这可能也与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70后”作家的现代性美学的追求有关。实际上,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们的作品,如果说有问题的话,这样的问题表现得更明显。而对于“70后”作家来说,现代性的美学追求到底在作品中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是要区分来看。它对平平摆放着的生活是否有瞬间的感悟和比较深入的言说冲动与小说的文体意识,它的破碎感是会奇妙地开拓作品阐释空间而成为读者填空、对话和兴味的思想及其艺术魅力,还是沦为琐碎平庸的小情小调和零碎无聊的自言自语。这些都取决于作家的创作功力,即能否统摄和整合平淡破碎的生活的能力。应该说,弋舟是有这种能力的,阅读弋舟的小说就是感受弋舟由破碎的生活、有时甚至是将表面完整的生活击碎后进入到现代人片片撕裂的精神世界,去统摄和整合它们来审视人的存在的本质,由此而显示出文学对生活的深入体察。
总之,弋舟小说的“隐疾”意义和小说艺术的独特性,使弋舟成为7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弋舟小说的影响在当前也是广泛的,屡次获得各种文学奖项,这表明了文学界对他专业性的赞许,而在各种读者阅读排行榜上的名列前茅,也表明了弋舟小说的良好声誉和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