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常的反动与冒犯

弋舟

读写经年，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常常被冠以了“先锋小说家”的名号，为此，难免有时会让人费些口舌。

比如，在某个访谈中，记者劈面提问：你的写作题材涉及孤独、死亡、虚无、精神病、乱伦……，所以有人说你的小说是先锋小说，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对于这样几乎是断喝一般的问题，我只有深吸一口气，尽量心平气和地作答：这样囊括我的写作，实在让我感到风险巨大——会有多少没读过我作品的人，因为这些定语，而对我盲目厌恶或者盲目喜爱？孤独、死亡、虚无、精神病、乱伦……，这些题材多可憎，同时又多迷人。以我看来，好的小说，大约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可憎和迷人吧，比如，我会天经地义地认为，这些词是在形容《红楼梦》。更多的时候，我是被指认为先锋小说家，如今，对于“先锋”的界定，也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儿了，姑且以我自己对于“先锋”的理解，我就认同这样的指认吧。谁会去拒绝自己内心那种对于“先锋”的盼望呢？然而我还是不免要强调一下，将“孤独、死亡、虚无、精神病、乱伦……”与“先锋”貌似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一定是一个简单而又粗暴的行为。

不是吗？这种对于“先锋”的武断地指涉，早已经令人筋疲力尽。有时，我实在是要怀疑，“先锋”这件事儿，是能说清楚的事儿吗？可是怀疑归怀疑，我自己也明白，“先锋”这件事儿，千真万确地作用在我的每一次严肃的写作中。

同样是读写经年，这让我越来越认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写作的时候，我是另一个人。这不是说，写作之余我就完全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家伙，我没那么自觉，只不过在那些时刻被浑噩地裹挟在了日常的道德评判与价值评判之中。而现代小说到了今天，还用说明吗？——那种对于日常的反动与冒犯，已经成为了它存在的基本价值。

但是且慢，这样的表述本身便有问题。诚如贡巴尼翁所言：“现代性并不指向清楚、明晰的观念，也不指向封闭性的概念。”当某个概念指向了清楚、明晰和封闭的时候，已经与现代性背道而驰。——这也正是“先锋”无以说明的根源所在。

那么我们换种方式吧，不说概念，说一说态度。

如果说小说是一个想象和虚构的世界，这个世界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小说家写作之时以真实的态度和方式向已有的任何既定的“道德”边界提出疑问。如此冗长的句子，想说明什么呢？其实所谓“真实”，原本并没有那么玄奥，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学生的认知水准来衡量这个“真实”，它大约是：不粉饰，不试图辩解。更进一步，我们以一个写作者的态度、一个“先锋”的态度，来丰富这个“真实”，还可以为它加上这样的说明：不试图走上某种轨道，更不试图以“反动与冒犯”的名义，建立某种新的道德边界。

我之所以将此视为自己写作时的“态度”，或者干脆将其视为“先锋”的态度，不过是因为我惧怕将之奉为一项“原则”。“原则”这种东西太坚硬，诚如我们的生活，我们之所以提笔作文，无外乎就是为了抵抗这样那样的“原则”吧？如果生活的坚硬是一种“真实”，那么，我们的写作便是在建立“一种具有否定性的真实，存在和感受的真实”。并且，倘若“没有这样的真实，任何关于自我的征服都是不可能的”。听起来似乎蛮沉重的，可不是吗，写作岂是一件轻忽虚飘的事？换而言之，“先锋”岂是谁都能混充的？

如果我们有着一个写作者的起码自尊，并且具备一个“先锋”的抱负，那么我们都会承认，当我们进入到那一个“写作者”的自己时，必定是严肃的，恳切的，乃至沉重的，甚至天然要有些舍我其谁、披肝沥胆的找死的劲儿（找死，这似乎应当是一个先锋必然的品质）。当然这并不妨碍作品那种必要的轻灵，但至少我本人是怀疑的，一部有着“轻灵”之美的小说，可以出自一只吊儿郎当的手。才子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了，这是一个才子泛滥的时代，并且不可避免，才子们在这个时代多少都会将才华用于了混世，不是说才华可以忽略，是说，相对于我们今天的一切，矫枉过正，我们更应当盼望匠人。铁匠，木匠，锻工，镟工，乃至诗人，小说家。把这些行当放在一个序列里来考察，兢兢业业，严肃认真，这些根本的从业态度，想必是基本的常识吧？但是，在强调匠人般的品格之外，我们亦当警惕将我们的活计过分降低成为一种纯粹的手艺，为此，“实验性”这个与“先锋”总是纠缠在一起的说辞，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将“先锋”妖魔化的风险。实什么验呢？弄得像一场化学分析，我们当确信，我们的工作首先是基于了深切的情感——1+1=2，对我，首先是一个充满了情谊的结论，其次，它才是严谨的运算。

那么，我们写作时的态度，一个“先锋”的态度，就以此为参照好了。因为，不如此，我们无以去质疑边界；不如此，我们无以成为日常之外的另一个自己；不如此，我们无以窥探与触摸“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