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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我们写作时的态度《西部》2012年2期

我们写作时的态度

弋舟 

读写经年，越来越认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写作的时候，我是另一个人。这不是说，写作之余我就完全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家伙，我没那么自觉，只不过在那些时刻被浑噩地裹挟在了日常的道德评判与价值评判之中。而现代小说到了今天，还用说明吗？——那种对于日常的反动与冒犯，已经成为了它存在的基本价值。但是且慢，这样的表述本身便有问题。诚如贡巴尼翁所言：“现代性并不指向清楚、明晰的观念，也不指向封闭性的概念。”当某个概念指向了清楚、明晰和封闭的时候，已经与现代性背道而驰。那么我们换种方式吧，不说概念，说一说态度。如果说小说是一个想象和虚构的世界，这个世界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小说家写作之时以真实的态度和方式向已有的任何既定的“道德”边界提出疑问。如此冗长的句子，想说明什么呢？其实所谓“真实”，原本并没有那么玄奥，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学生的认知水准来衡量这个“真实”，它大约是：不粉饰，不试图辩解。更进一步，我们以一个写作者的态度来丰富这个“真实”，还可以为它加上这样的说明：不试图走上某种轨道，更不试图以“反动与冒犯”的名义，建立某种新的道德边界。我之所以将此视为自己写作时的态度，不过是因为我惧怕将之奉为一项原则。原则这种东西太坚硬，诚如我们的生活，我们之所以提笔作文，无外乎就是为了抵抗这样那样的坚硬吧？如果生活的坚硬是一种“真实”，那么，我们的写作便是在建立“一种具有否定性的真实，存在和感受的真实”。并且，倘若“没有这样的真实，任何关于自我的征服都是不可能的”。听起来似乎蛮沉重的，可不是吗，写作岂是一件轻忽虚飘的事？如果我们有着一个写作者的起码自尊，都会承认，当我们进入到那一个“写作者”的自己时，必定是严肃的，恳切的，乃至沉重的。当然这不妨碍作品那种必要的轻灵，但至少我本人是怀疑的，一部有着“轻灵”之美的小说，可以出自一只吊儿郎当的手。才子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了，这是一个才子泛滥的时代，并且不可避免，才子们在这个时代多少都会将才华用于了混世，不是说才华可以忽略，是说，相对于我们今天的一切，矫枉过正，我们更应当盼望匠人。铁匠，木匠，锻工，镟工，乃至诗人，小说家。把这些行当放在一个序列里来考察，兢兢业业，严肃认真，这些根本的从业态度，想必是基本的常识吧？那么，我们写作时的态度，就以此为参照好了，因为，不如此，我们无以去质疑边界，无以成为日常之外的另一个自己，无以窥探与触摸“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