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王羲之《澄清堂帖》(清 罗振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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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自小聪慧,但体质太弱,老师把课程放慢,让他多自学,以致他从小就养成自学的习惯。他从年少始就表现出对金石文物的高度兴趣,他十五岁自学篆刻,次年游西湖时摩挲诸山题刻,流留忘返,十八岁辗转购到古镜一枚。十六岁那年,他担起应付债家,奔走衣食的责任,童年的春风化雨成了遥远的记忆。家庭的重担不能窒息他对学业的追求,他每晚挑灯夜读,以此为乐。光绪十二年(1888),长兄殁而无以为殓,妻子出当陪嫁品办丧事。光绪十六年(1889),他祖母过世,两年后妻子也因产后蓐劳而卒。一连串的不辛造就了罗振玉锤炼坚轫的意志。
光绪十三年(1887)起,罗振玉为人童子师,这虽勉以维持生计,却无法清还债务。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来到上海,与蒋伯斧合资创办“农学社”,成立农报馆,出版《农学报》,翻译国内外农业方面的知识,他认为富国就要发展农业,希望这能给当政者切实可行的富国谋略。此外,他也编辑出版了《农学丛书》,这对中国展开农学研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
除了农业后,罗振玉还究心于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与朋友办东文学社,以后又多次应聘到湖北、广东、江苏等地办学,并且创办了第一个教育界专门刊物——《教育世界》。东文学社最初目的是培养日语翻译人材,当时沈肱、樊少泉及王国维都是该校的学生,他们曾因月考不及格而面临除名的危险,罗振玉因了解他们一贯学习努力而允许他们留下来,对王国维而言,进入东文学社成了他走上学者道路的契机。宣统元年(1909),罗振玉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即奉命赴日本考察,考察归国后,立即建新校,设试验场,造就了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
宣统嗣位后,内阁大库险遭焚毁,罗振玉不忍清初重要史料遭此厄运,于是上下周旋,才使十几万斤的档案和典藉免遭火难。搬运出来后,部份档案却被历史博物馆以「烂字纸」及该馆「绌于经费」为由,出卖给同懋增纸店作“还魂纸”,罗振玉得知后,许以三倍价钱买下所有档案,他为此奔走京律筹款,变卖私藏,还举了私债,在造纸厂换回这批“烂字纸”,而出卖历史档案的历史博物馆,更成为近代文化史上的笑话。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办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刊布《流布?简》,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罗振玉虽然至力中外学术,但主要的目的还是以「西人学术」资「中学之助」,他主要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发展国学上。辛亥革命后,他以清朝遗民自居,长期侨居日本。1919年返国,他参与清室的复辟活动,曾在由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满州国」中担参议府参议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在政治立场上,他是保守的。不过,他整理金石文字、抢救大库档案及敦煌文物、校斟善本古藉、流传名家著述、搜集和考释甲骨文字、研究敦煌文书等,他还曾为印书而断炊,在艰难困境中仍把保存和流传古代文化遗产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为文化的延锦流长留下了辉煌的功绩!
延伸阅读
罗振玉与收藏史上的四大发现
在保护文物方面,罗振玉出力最大的是保护内阁大库档案。内阁大库位于故宫东华门内,存放着此前数代的档案书籍。1909年,罗振玉在学部任职时,一天,学部尚书荣庆请军机大臣张之洞吃饭,罗振玉作陪。罗振玉听说要焚毁档案,就请求将档案转移到学部,以便将来存放在图书馆中。张之洞同意后,派员办理,并让罗振玉协助。罗振玉看到整理人员只将书籍拣选出来,其他公文奏折却准备焚毁,而公文奏折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史料,于是电话请示张之洞,张之洞面带难色,因为已经奏准焚毁,只能让罗振玉将这些史料秘密运回学部。在和财务人员商量运输和保存的经费时,财务人员认为,光盛放档案的木箱就得五六千个。为了节省经费,他们决定使用装米的旧麻袋,这批史料整整装了八千麻袋。然后运到学部大堂后的五栋空房中。后来新任学部尚书不同意将档案存放在学部,罗振玉又几经周折,终于将这批史料存放在了国子监的敬一亭中。
1921年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以经费困难为由,将八千麻袋约15万斤的档案,以银洋4000元售给北京同懋增纸店作重造纸张的原料。1922年2月,罗振玉在市上见到纸店出售的部分档案,以12000元买回,雇人进行检理,发现不少秘稿史册,罗遂择其珍件加以汇刊编印《史料丛刊初编》10册。1924年罗将大部分档案以 1.6万元转卖给另一清朝遗老李盛铎。李盛铎挑选了档案中一些珍异史料,将其中的6万余件献给了伪满皇帝溥仪,其余部分以1.8万元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罗振玉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他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通过不遗余力地收购,罗氏共搜集安阳出土的甲骨文3万余片,占当时中外收藏的十分之三多,并先后编成《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自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敦煌藏经洞之后,敦煌文献分别于1907年、1908年经过了斯坦因、伯希和的劫掠,但是,此时的中国学术界对此还一无所知。1909年,伯希和又到北京购买汉籍。伯希和将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敦煌碑赞合集》等,出示给北京的中国学者,目的是讨好他们,以取得在收购珍本汉籍时的帮助。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问伯希和于苏州胡同,对发现敦煌藏经洞一事大为震惊,他对伯希和的十几种敦煌写本进行了拍照,伯希和同意回国后把其它敦煌写本的胶卷寄来,同时告诉罗振玉,敦煌石室至少还有八千件卷轴。罗振玉回到学部后,亲自拟好了电文,请学部发电报给陕甘总督毛实君,让他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内剩余的古物,严禁外国人购买。学部还拨款库银3000两,交给敦煌县令陈藩尽量收集失散的经卷文物。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把封存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古物全部解送到了北京。
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和阗一带考古,找到了几十枚魏晋时代木简,1906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以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众多的汉简。斯坦因回国后,将这些文字材料交给了法兰西学院的沙畹教授进行研究。罗振玉得知此事后说:“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1913年,沙畹将研究结果寄给了当时在日本的罗振玉,罗振玉、王国维反复阅读后,决定重新进行分类考订,至1914年,两人合作编成了《流沙坠简》,这是中国近代研究简牍学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