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书学

永明书学概述:

     永明书学，可以永明五年竟陵王开西邸集纳天下学士为界线，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著述有，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萧子良《答王僧虔书》、王僧虔《书赋》、王俭《书赋序注》。后一阶段有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刘绘《能书人名》、王融《图古今杂体六十四书》.在中国古代书学发展史上，没有这样一个时期，在短促的十一年间，产生如此密集的书学论著。这八种著述中，竟创造出古代书学史上的六个第一：

第一部书法评论专著

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

第一部书体研究专著

第一部异体书法或书法画专著

第一部书法史专著

第一种书学著作注解

而且这八种著述在某些内容上虽有交叉，但绝无重复，显示出明确而自觉的学术分工意识和创新意识，除技法研究外，几乎涵盖了古代书学的全部研究领域。

王僧虔的书学理论，代表着永明书学的最高成就，南齐国祚短暂，前后仅23年(479—502)。开国之初，齐高帝萧道成即吸取宋亡教训，以刘巘所谓“宽厚”为其国策。高帝在位四年，临终嘱其后继武帝不杀诸子，于是乎延至武帝永明末民众安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此时思想开放，儒、玄、佛并存，学术文化活跃。齐高帝、齐武帝、竟陵王，祖孙三代皆雅好文学书艺。在此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中，王僧虔在书学研究上才卓有成就——在宋孝武帝时，因皇上欲擅书名，僧虔只能常用拙笔书而见容。王僧虔在宋五十四年，入齐则不过六年，可谓晚岁恰逢书学发展的历史机遇，在其生命终结的最后时刻，创造出书学研究的灿烂篇章：“夕阳无限好。”由此，开辟了中国古代书学发展的崭新时代。王僧虔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真正的书法理论家，代表着书学研究的“美学化”倾向。

王僧虔晚年的书学成就，诚可谓集毕生心血之创造。其家族传统、个人品性、勤勉多才暂且不论，仅就其刘宋时所作《诫子书》观之，文化积累何等丰厚，一应于古训：厚积而薄发。王僧虔书法理论生成，前世玄学遗风的理论思维的超越性必不可少，但文史积累的滋养与书艺音乐的灵气亦不可缺。《南史》本传载有一细节：时有盗古冢者，相传云楚王冢，文惠太子得其十余简，以示僧虔，“僧虔云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可见一斑。

永明三年僧虔去世，同年王俭开学士馆，还有大儒刘巘的倡导，儒教始兴，时风为之一变，永明五年萧子良开西邸，集天下学士，又延请名僧师徒讲律，尊儒与崇佛并行，时风又一变。永明书学由王僧虔的“美学化”倾向，经由王俭、萧子良，转换到后期的“小学化”倾向。

小学为传统儒家经学的附庸。书学的“小学化”自然受到儒家经学的影响，当然，此时经学亦有儒玄杂糅的因素(如，时祖冲之作《易老庄义释》，《周易》用王弼注等)。由于永明后期的书学著作皆已亡佚，不详这种影响的具体程度与具体内容，而只能从其形制、若干佚文去作大概的揣度。当时文化学术气氛浓厚，多种学科门类的学术研究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小学化”研究，除受经学的影响外，恐更多地得益于目录学、史学、文学研究的资料与方法，因此尽管当时佛学风靡朝野，对文论、画论影响较大，而对书学影响却甚微，抑或其译经讲法的逻辑条理对书学著作的编制有所助益，正是传统儒家学术的支配性影响，永明后期“小学化”的集大成者才是书法史《文字志》。

永明后期的“小学化”倾向，亦可谓书学自身发展的需要，甚至反映了当时书风回溯传统的意向(如，齐高帝须能书人名，《述书赋》谓其“排斥子敬”；任昉《宋海陵王墓铭》“字如钟繇”)。“小学化”研究，为前期书法美学的成果增添了历史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古代的学问，一旦成为学问，就会追根溯源，寻宗敬祖。书学研究的自觉更是如此。我们应历史地看待古代书学的自觉与发展。耐人寻味的是，宏观地把握唐代书学的兴盛与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即重演了永明书学的历程。初唐“美学化”研究的杰出代表孙过庭《书谱》，发展了王僧虔以“情思”为核心的创作理论，如“本乎天地之心”的“情性说”，还有同时的李嗣真《书品后》，发展了王僧虔以“天然”为最高标准的批评理论，如独标“逸品”。到了盛唐，书学研究又出现“小学化”转向，即张怀瓘的巨著《书断》，诚可谓王愔《文字志》的继承与发展。当然，张怀瓘的书法理论还吸纳了以往“美学化”研究的成果，其中也包括王僧虔。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书法研究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竟然又重演了永明书学的历程，前十年的书法美学热潮，后十年渐入沉稳的书法史研究，可以预期，21世纪前期这两种倾向将走向更高水平的综合。

再反观永明书学，自然会生出一种期望与遗憾：其前期的成果与后期的成果，走向新的综合该多好。其文化学术的氛围，书学研究的前景，都存在这种趋向，但现实的可能性，却被改朝换代所毁灭。综合是必然的，却迟了二百五十年，在张怀瓘那里才得以实现。不过，永明前期的“美学化”研究经由王俭，尤其是萧子良而得到了某种延续，这就是梁武帝。综观梁武帝的书学理论，除精细的赏鉴陈述与精辟的技法分析外，其基本理论观点皆源于此。萧衍出仕即为王俭属掾，受其赏识，当然熟知王僧虔书学及王俭《书赋序注》。后以南邵文学游西邸，自然受竟陵王书学观点的影响，其尊儒并崇佛即源于竟陵王。我们最留意的是，梁武帝支派梁代书学的重要观点，画龙(钟繇)画虎(王献之)论即源于王、萧相互论书答启。具体而言，即发展萧子良，推崇钟、张更扬钟；反拨王僧虔，平抑二王而贬小王。后来庾肩吾《书品》置钟、张、王羲之于“上之上”，而评论则用“天然”与“功夫”两把尺子反复掂量，巧妙折中亦可见出梁武帝书论的权威。

综前所述，永明书学标志着中国古代书学研究的自觉，永明书学的创造，不愧为中国古代书学史上的最为灿烂的篇章，甚至不失为中华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齐梁文艺较前代有进一步发展，齐梁文艺理论、美学在许多方面超过了魏晋，而永明书学则是齐梁文艺新思潮的先导，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永明书学的意义与价值还须作进一步探究。

齐武帝永明年间书学著述共有八种，创造了中国古代书学史上“六个第一”，

1 书法评论专著

2 书法理论专著

3 书体研究专著

4 异体书法专著

5 书法史专著

6 书法著作注释
萧子良于永明五年(487)开西邸招集天下学士。“西邸雅集”延至永明末。永明书学可以永明五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为“美学化”研究倾向，后期为“小学化”研究倾向。其最高成就为王僧虔“美学化”研究，即《答竟陵王子良书》、《书赋》。“小学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为王愔《文字志》。王愔、 萧子良为前后期过渡的关键人物。这两种倾向在唐代书学中得到综合。

王、萧二人往来之“论书启”，为永明书学的开端，在先唐书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为今存最早一篇书法评论专著，该篇对西晋卫恒(?—291)《四体书势并序》以来，特别是二王以来较为活跃的书法评论首次进行总结。其一，该篇在评述历代书家时，提出了初成系统的书法品评标准，如“天然”与“功夫”，“紧媚”、“风流”与“骨力”、“笔力”，“放纵”与“规矩”以及古今问题等，对后世“书品”、“画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二，该篇保存了历代书家、书风及时人、后人对其评议的重要史料，其中有关二王的评述，为唐代二王优劣论辩的先声。其三，该篇的批评理论，为王僧虔书法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卫恒《四体书势并序》标志着古代书学研究的“初步自觉”，而“真正自觉”则是在齐梁时期，王僧虔是齐梁时期书学自觉的先导，其《书赋》首次对书法创作进行理论概括，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第一篇专著。 这里，在澄清了王僧虔《论书》的本来面目之后，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书赋》的创作理论既是对书法创作(通过自身的直接书写经验)的理论概括，又是对历代书法评论的理论总结。《答竟陵王子良书》成于永明初，据《南齐书》、《南史》本传，《书赋》成于该篇之后。对两篇进行对照即可看出，《书赋》开卷所言“情思”，是对《答竟陵王子良书》所言“天然”、“风流”、“紧媚”的提炼；前篇“心、手、笔”的相从关系，是对后篇“天然”、“风流”与“功夫”、“笔力”关系的解释；前篇“乘则而怀放”则是对后篇“放纵”与“规矩”的概括。王僧虔的创作理论与他的批评理论达到了高度一致。“天然”主要有两层意思，一则为审美理想，二则为挥毫作书随意所之，非人为造作；实际上还含有一点天赋秉性意味。此说主要源《老》、《庄》、《易》“三玄”。其创作理论的“神思”，亦含有审美理想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没有对于书法品评标准的高度概括，就没有王僧虔的创作理论。

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也是一篇重要的书法评论的专著。虽然全篇基本上是转述前代书家的议论，无法与王“启”比肩，但也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崔张归美于逸少，虽一代所宗，仆不见古人之迹，计亦无过于逸少。既妙尽深绝，便当得之实录。然观前世称目，窃有疑焉。崔、杜之后，共推张芝；仲将谓之‘笔圣’，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谓其书：‘银钩虿尾’，谈者诚得其宗。”
刘宋时，羊欣(370—442)对王羲之书艺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评价：“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 王僧虔曾上呈羊欣《古来能书人名》，当然知晓，萧子良亦然。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推崇二王，二王之间又略扬小王。子良(答王僧虔书)则避其锋芒，不及小王，对大王“一代所宗”的地位委婉地表示“质疑”，其理由是“前代称目”，称誉张芝，即所谓“笔圣”，二王得其筋、得其骨云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窃认为，该篇是刘宋以来，褒扬二王，尤其是大王，以及宋末齐初又微扬小王，如王僧虔，过渡到齐末梁初高标钟、张而平抑二王的转捩点。概言之，萧子良的评论，在批评理论无法与王僧虔相比，但在对梁代书评深远影响则不可低估。梁代书坛的“一代教主”梁武帝当初恰好是“竟陵八友”之一，其书论当然受到竟陵王的影响，下文详述。

“西邸雅集”时的书学

竟陵王是“西邸雅集”的主人，可谓当时的文坛领袖，也是当时书学研究的核心人物，书学研究由齐入梁的关键性过渡人物。下面即先从萧子良说起。

萧子良，字云英，为齐武帝赜次子，齐高帝道成之孙。祖孙三代雅好书艺，子良善行书，著有《答王僧虔书》、《古今篆隶文体》。后篇已佚，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记其书体名目二十余种，唐书学文献引其论书体源流若干条。该篇为古代最早专论书体源流的著述。《南齐书》本传称，萧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天下才学之士，皆游学其门”，又记：永明五年(487)子良“正位司徒，侍中如故。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召至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 齐梁时期尊儒与崇佛并行，即肇始于此。

西邸招文学，时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萧衍游集此处，号为“竟陵八友”，当然还有其他学士。西邸雅集，对古代学术文化卓有贡献。除编《四部要略》之外，更显著者有沈约将周颐“四声说”用于诗文声韵，提出“八病说”的声律论；也是沈约，还有谢眺、王融“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创造“永明体”文学流派。西邸招诸僧徒讲经说法，与“竟陵八友”亦有交往，僧徒诵经、唱导讲求音韵，也直接有助于声律论及永明体的形成，其中“竟陵王每请讲律”的僧佑(445—518)，著作佛教典籍《弘明集》，僧佑还纳居刘勰(约446—539？)十余年，助其博通经论，稍后刘勰著作文论经典《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约501—502)。永明七年，子良、王琰、王融及诸僧在西邸与范缜(450—约507，范云之从兄，刘 之弟子)论辩因果神形，范缜后著作无神论名篇《无神论》，此篇载于《弘明集》乃流传至今。对于西邸雅集的诸多盛举，今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论著多有所论及。其间书学研究的情形如何?须介绍与书艺有染的学士：

沈约(441—513)，字文休，吴兴武康人。历仕宋、齐、梁三朝。助萧衍建立梁朝，与范云同为尚书左、右仆射，终尚书令，领太子少傅。工草书，《宣和书谱》录其书《今年帖》。为当时著名藏书家，著有《四声谱》、《宋世文章志》，皆佚；《宋书》为二十四史之一，其中《谢灵运传论》为文论名篇。

王俭(452—489)，字仲宝，琅琊临沂人。父僧绰早亡，为其叔僧虔所养，尚宋明帝阳羡公主，封附马都尉。永明三年，以侍中、尚书令领国子祭洒、太子少傅，受诏于私宅开学士馆，史传称“儒教于此大兴”。善正书，曾为僧虔《书赋》序注。著《礼义答问》、《百家集谱》、《今书七志》、《元微元年四部书目录》等，皆佚。曾校勘秘府古籍，于目录学卓有贡献，始创“文翰”，属诗赋文集，为后世之集部。

王僧孺(452—522)，字僧孺，东海郯县人。仕齐、梁二朝。善楷隶，少时家贫，尝佣书以养母。时以善辞章而游西邸，为当时著名藏书家，聚书万余卷，多异本。著有《百家谱》、《十洲谱》等，皆佚。

刘绘(485—502)，字士章，彭城人。历齐、梁二朝。善隶书，自称飞善白，著有《能书人名》，今佚。《书品》称“谢眺、刘绘，文宗书范”。

任昉(460—508)，字彦升。东安博昌人。仕宋、齐、梁三朝。善草书。为当时著名藏书家，博学能文，颇受王俭、沈约器重，沈约曾校勘秘府目录，取其藏书补正。著有《文章始》，为论述文章起源之专著。与王俭同为齐梁文章用事据典的倡导者。

谢眺(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人。高祖据为谢安之兄，祖母为史学家范晔之姊，母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仕齐累官至尚书吏部郎。善草隶，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记其亲见出土谢眺书《海陵王墓铭》，称其“字如钟繇”。诗歌成就最高，为“永明体”代表，与谢灵运同称“二谢”，对后世影响甚大。

萧衍(464—549)，字叔达，南兰陵人。父顺之为齐高帝始族弟。初为王俭所赏识，请为户属。时以南郡王文学游西邸。和帝中兴二年(502)代齐自立，创建梁朝，在位48年，谥武，后称梁武帝。善虫篆、草书，传世书作有《异趣帖》等，著有《观钟繇笔法十二意》、《与陶隐居论书启》四则。重儒立学，又好佛学。平生著述甚多，主要有经传讲疏、通史，晚年溺信佛道，撰佛经义记不少。对梁代文艺有重要影响。

王融(468—494)，字元长，僧虔从兄僧达之孙。少入竟陵王幕，极受赏识。累官至直中书省。齐武帝病重，因谋立子良败，被赐死。其母为临川太守谢惠宣之女，教其书学，著有《图古今杂体六十四书》，已佚。工诗能文，为“永明体”代表。
陆倕(470—526)，字佐公，吴郡吴县人。仕齐、梁二朝。善行、草书。与任昉相友善，作《感知己赋》以赠。后梁武帝爱其才，敕作《新刻漏铭》、《石阙铭》，载于《文选》。

 周顒 (?—485？) ，字彦伦，汝南安成人。仕齐终中书郎，兼著作如故。少从外氏车骑将军质臧家得卫恒散隶书法，学之甚工，文惠太子使其书壁“玄圃”茅斋壁，国子祭酒何胤以倒薤书求就换之，不允。其长于佛理，又兼善老、易，每宾友雅会，辞韵如流，著《四声切韵》，已佚。周颐与王俭有交往，西邸雅集之前已去世，因与永明书学有所关联，便附记于此。

这诸多学士交流会，当以交流讨论学术艺文为主，其风气延至永明之末。他们皆雅好书艺，可以想见，书学虽不是其研究的中心内容，但也是经常议论的重要话题。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刘绘《能书人名》、王融《图古今杂体六十四书》当产生于此，王俭《书赋·序注》当在僧虔去世之后，或在此前。此密集的书学著述，显然受其学术风尚的影响：整理图书古籍，研究目录学、谱学，辨析文体、探索源流，评论历代作家，编纂作家文集等等。诚可谓经传文史研究与书学研究相互影响，而前者资料准备、方法借鉴则是初创书学时不可或缺的。

西邸雅集时的书学著述:

(一)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一名《古今书体》。

(二)刘绘《能书人名》

(三)王融《图古今杂体六十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