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按：感谢鉄冰、自娱自乐、无心剑等，他们与我商榷译诗已有时日，许多问题渐次明朗。我一向坚持译诗非译字——译者不可胶柱鼓瑟，亦不必字次句比。翻译是一个遵循关联原则和趋同原则而又无时不可否决的制衡系统（可参照拙著《翻译学归结论》）。现贴出旧作《翻译诗学散论》之一篇，希望对于译诗乃至译的认识会有所助益。】

             译，易也

有古者云：“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这古者就是唐朝的贾公彦，此定义出自《周礼义疏》。既是对《周礼》文辞的注疏，自然还有比这古者更古者。这关于翻译的界定便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周礼·秋官》了。

说来也巧，贾公所用之词是言语而非语言——这言语可大致理解为索绪尔的言语吧。在索绪尔那里，言语是语言的外化或表征¹，就是说它不等于语言，只是语言的一部分或它的体现方式。这言语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说耳听的、与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语言。反过来说，语言是言语的抽象，它是一个互斥互补的规则系统。再朝外便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语言，即容纳“存在”的“存在之家”了。抽象的语言系统超越了我们的经验，它“自主”地运行着，体现为一个层级性、递归性的逻辑体系，它也“生长”于我们的大脑之中，规定着我们与恒河猴、黑猩猩等物种的区别。它呼应着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这“存在之家”则延伸到了相对论的有效范围之外——在10^-35米的距离之内广义相对论失效。宇宙是无限的，庄子早下了跨越时空的断语：“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其实，作为“存在之家”的这个语言无非是宇宙的另一种说法，海德格尔的潜台词是：语言与宇宙是统一的，或者说语言是世界的本体。而作为“小言”的语言是本体的缩影，抑或本体的表征。它与它所表征者都是无限的，谁也无法限制语言的可变性和生成性。一言以蔽之，语言的递归性契合着宇宙的递归性。

翻译虽然只表现为换易言语，但它同时涉及语言所涉及的一切：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作为抽象系统的语言、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因为翻译本身就是语言的，且是融通两种个体语言系统来表征世界、表征“大言”的。翻译以小见大，它是全息的。

我们常说的语言是不言而喻的，谁不知道它的所指？就连那村朴不学也不可谓不知！然而，“语言”在学界竟是含混的，被不同的哲人或我们称之为哲人的人阐释着，演绎着……

言者各取其义，听者难辨其意。有时，论者想申说己见却又感到百口莫辩！

概其全貌，“语言”至少包括我们人人会说，就连哑巴都能传递的“小言”和那为象为数为理、万物之所由的“大言”，而“小言”又包括具体的可以容错的“言语”和作为系统的抽象的纯粹的“语言”。这语言的多层意义既说明了语言的属性——多义性、模糊性，也说明了语言的本质——它自成一体，又与宇宙同构。

我们人类有种怪事儿，就是常拿不可比的东西相比较，歧见由此而起，语言的容错性亦与此有关。使用语言的人出错，语言不容错又有什么办法呢？它只好宽大为怀，先容纳下来，而后再慢慢地净化。

赫谟根尼和克拉底鲁²关于名实的争论竟引发了关于语言与本体的已耗时两千多年而且还将持续下去的无聊纷争。希腊语“onoma”的对应成分是英语的“name”或汉语的“名”，它不同于英语的“word”、汉语的“词”或希腊语的“logos”，更不等于大写的表示终极存在的“Word”和“Logos”。可见，“onoma”与“语言”不是一码事，只是后人把这两位希腊先哲所指的“onoma”与“语言”混同了——名的任意性或象似性不等于语言的任意性或象似性，尽管名与语言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大概，只有赫拉克利特那创生世界的“Logos”、亚里士多德所谓通过语言而认识终极存在的“Logos”，或斐罗（Philo）阐发的与上帝/耶稣相统一的“Logos”才接近海德格尔那作为存在的“语言”。而这“语言”还呼应着希伯来语的“davar”、梵语的“Brahma”和汉语的“道”。

不同时空中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言说着同样的“语言”，真是匪夷所思！

我们的“小言”固然难免错误，但“大言”以及“小言”本身的机制却始终起着净化作用，免得“小言”因错误过多而失去功能，也免得我们在歧路上走得过远。

“小言”以及依附于“小言”的我们，处在美与非美、善与非善、真与非真的张力之间。作为翻译的“易”自然也是如此，它处于译与非译的张力之间。

译/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人类本来只有一种语言，大家可以自然而然地交流。你可以把这语言的传说看作历史，也可以理解为神话，甚至斥之为荒谬。不管怎样，对于这“人类语言”或“普遍语法”，神学家坚定不移地信仰，哲学家感到它的存在，科学家则在小心翼翼地求证。完全摈弃它当是我们的不智。让我们回顾一下那警世的《创世记》吧：随巴别塔倒掉的是人类语言的混乱与裂变。可是，冥顽不化的人类不愿理睬上帝的责罚与警示，他便求之于易，曲以通幽——这大概也是西方阐释学乃至人类一切学术的历史渊源吧。

语言的裂变与变异使个体语言成了彼此封闭而又自给自足的参数系统，也造成了小言与大言的隔阻——大言成了小言言说的对象。“大言”不言，似乎漠视“小言”的言说——“道隐无名”，“道恒无名”。大言超越小言，且永远是它的核心。

庄子曰：

大言炎炎，

小言詹詹。

翻译始终以言语（“小言”）间的“易”，即言语单位的切换与调变来传情达意，同时也以其与宇宙之间的全息律（holographics）表征着“大言”，或曰“davar”、“Brahma”、“道”。这样的切换与调变受制于语境，于是附着于语码的理据、意义及含义便依境而出，依境而变——或明或暗，或虚或实，或放或收，有时又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模糊。如果说“易”的指向是两种语言所指或概念的基本一致，这便大大低估了作为“易”的翻译或作为翻译的“易”。它经由“小言”而指向“大言”，它化解矛盾而达致佯谬（paradox）：不等而等，不忠而忠。不等与不忠只体现于语言的具体层面，正如混沌只体现于宇宙的具体层面一样。鉴于语言的动态性以及它与宇宙的全息关系，译/易也就有了更大的内涵——《系辞上》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基于此，“易”看似简单，源语和译语之间却是一个可以无穷调变的空间。而且，即便言辞上准确无误也终究是书不尽言，言不逮意的——这正是因为小言与大言之间的隔阻。

古往今来，翻译界一直都是吵吵嚷嚷纷纷扬扬，其根源就在于这么一个“易”字，“易”又是什么？它有规律吗？受制约吗？无穷无尽、且可以无限调变的东西也会有制约吗？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问题！《翻译学归结论》从纷乱中祭出一个明确，这是摆脱混乱和无定的一个企图。它说：翻译是一个由原则统领的、译者藉此进行参数调变与否决的动态系统。由此，译/易的本质是可拓逻辑的，即化矛盾为不矛盾，变不可译为可译。但愿这一说法不是武断的、肤浅的——它期待着“归谬”。归结论虽然说“易”有规律、受制约，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演绎与归纳，乃至理论模式的建构，但在这规律和制约的金相诸身之上，还罩着一层神秘的光彩呢。译/易的终极理解是一个无限的递归。

我们当前的认识是：译/易既是调变的手段又是调变的结果，也是连接“小言”与“大言”的桥梁。它所蕴含的两个“言语”，即源语和译语，都面向共同的“大言”。任何成功的译本都处于易与不易之间——易的是“小言”，不易的是“大言”；“大言”的不易寓于“小言”的易，“小言”的易寓于“大言”的不易。所以，“翻译是二流的艺术”之论大概是着眼点太低了。我们只能说：翻译也遵循着万物本原、各从其类、天尊地卑的宇宙大法。之所以说万物本原，是因为它归结于道；之所以说各从其类，是因为它因为它有自身的规律和限定条件；之所以说天尊地卑，是因为它的结果也有优劣之别、高低之分。

译/易依附源语和译语，故在两者之间，它又超越源语和译语，故又在两者之上。它是源语和译语之外又一种表征，即所谓的第三元素（Tertium Comparationis）。³

译/易不仅延续了生命，而且催生了新的生命。

译/易源于道且归结于道——“道无穷，文无极”。

注释

1按照经验论的观点，言语当是语言的前奏，也就是先有言语后有语言。可是，没有语言又怎么会有言语呢？动物界的信号又是怎么转变为符号的呢？而且，这种观点与乔姆斯基的“天赋论”相冲突，与古希腊的“逻各斯”、老子的“道”及海德格尔的“语言”（Die Sprache）也难调和。

2见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

3参见赵彦春2005《翻译学归结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21页。

此文见赵彦春2007《翻译诗学散论》，青岛出版社，第9-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