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灼是水浒传中有勇无谋的典型

这时的天津驻屯军登记在册的有5774人，论数量，半个师团也没有，而29军的总兵力已接近10万，至少相当于5到6个师团，兼之长城抗战时积累的威名，即使与天津驻屯军单独“对对碰”也并不吃亏。

从兵力部署上，也能看出宋哲元并非浪得虚名之辈。他没有将29军的兵力全部集中于北平一地，而是通过调兵遣将，在华北的中心地带构建出了一个独特的阵形。

“品”字阵。

这个“品”字，由29军三个相对独立，实际也是最核心的军事单位组成，其中，察哈尔的刘汝明为左翼，天津的张自忠为右翼，从北平一直延伸到保定的冯治安居中。在冯治安之前，有驻北郊的阮玄武的一个独立旅为屏障，在冯治安之后，有驻河北河间、大名的赵登禹的一个师为预备。

在中国古代兵法中，“品”字阵是侧重于防守的一种稳固阵形，其为历代兵家所青睐之处，即在于它能做前后左右之策应，非常灵活而有效。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何破这一阵法。

假如你先取中央，则两翼的刘张可“夹”可“包”，尾巴上的赵更可猛“扫”。

两翼很麻烦，那对手能不能先把它们“剪除”掉呢？

那也不易。中央的冯和尾上的赵同样能腾出手来断你后路，而你却始终不能够威胁到他的根本。

当然，29军的这种布局并非一朝一日所形成，其间也是由很多内部的人事矛盾和纠葛所无意成就，但宋哲元能看到这一点，并能化“无意”为“有意”，却也称得上是行家才有的手笔。

对着宋哲元的这一“沙盘布阵”，我们得说，宋哲元绝不是不会打仗，长城抗战的成就也不能说完全得自于“侥幸”。

可是他仍然只是“宋延灼”。

原因在哪里呢？

宋哲元自就任华北的“委员长”，“战而优则仕”之后，就几乎再也不穿军装了，出场的标准装扮是瓜皮小帽配长袍马褂，常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将们亦群起仿效，纷纷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何为“仕途”，在“仕途”之上应该干些什么，都不甚了了，乃至“见识常若顽童”，而他们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后面得“安享富贵”了。

当时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医生就感叹说，宋哲元的政委会一落地，华北就几乎又进入了武人当政的北洋时代。

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下，29军的士气和斗志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除了刘汝明师据守察哈尔外，其余部队官兵均居于燕京繁华之地，特别是很多中高级军官久不征战，多多少少染上了一些坏毛病。据说，在那段时间里，就连喜峰口的抗战英雄赵登禹本人都抽上了大烟，日日“沉沦于烟霞之癖”。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大敌当前，倭夷环伺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把南京拨下来的“国防费”都私底下分分掉，然后用一种纯粹的“驼鸟战术”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

可怕的是，不独宋哲元本人如此，他周围的一众“武人兄弟们”也都好不到哪去。即如宋张相争，说句难听的，还不是闲的蛋疼才导致的结果。

“品”字阵是不错，但要真正发挥出它的能效，光有形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还得有势，也就是各基本单位之间要密切配合，不能内部互相掣肘。

但恰恰它“有形无势”。

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当天，29军将领还按照军中规矩，联名向作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发去电报，汇报事情经过。

这个电报的内容本来没什么特别的，奇怪的是最后的署名。

依次排列是：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

同29军的其他高层一样，秦德纯一身兼有文武双职，他的军职是副军长，不管“聚义厅”内的座次如何，公开场合冯张都应列于他之后。

导致秦德纯如此“过分谦逊”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凭他个人，还是比较难摆平29军的内部关系的。

这个时候，天津驻屯军实际想击的是冯治安，即“品”字阵的中央，秦德纯既要依靠冯，又要拉住张，这个名单如何排法就难煞了人。

处于两难之下，他可以做的，也只能是先把自己排到末尾，然而这样一来，哪里还有一点“督阵之威”。

令秦德纯稍感宽慰的，倒还是老蒋的积极回应。

“七七事变”发生时，老蒋正在庐山，为即将开始的“牯岭谈话会”作准备。

所谓“牯岭谈话会”，实际上是国民党官方听取民间意见的一个茶话会。但老蒋对这种会议形式却非常重视，相当一部分原因，其实也跟宋哲元、秦德纯对待那些北平教授一样，要“礼贤下士”，因为到山上来开会的，除了各界名流，就是大学教授，像胡适这样的学界巨擘自然也在被邀请之列。

不过与宋哲元不同，老蒋肚子里是真有些货的，他对待“贤士”也不是完全故作姿态。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就曾执弟子礼，拜国学鸿儒方东美为师，跟着对方学过《易经》和王阳明学说，而他的秘书徐复观，后来更是成为几乎能追上钱穆的新儒家领军人物。

卢沟桥的枪声传来，让包括第一批被邀上山的代表在内的兖兖诸公均吃惊不已，“人心为之震撼”。

老蒋在收到秦德纯发来的急电后，即刻回复。

宛平城要“固守勿退”，给我坚决顶住，同时赶快想办法对29军进行全面动员，我会马上派兵支援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