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不是柳条湖

难办归难办，既然没得选择，秦德纯也只得勉强接过折冲之任——宋哲元一走，千钧重担就完全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咬着牙扛吧。

每一天都有日本人上门，往来川流不息。这些人中，还分为两拨，一拨是驻日使馆和天津驻屯军的，他们专谈外交，明着攻，另一拨是所谓的新闻记者和议员，这些人假装采访，暗着袭。

组团忽悠来了。

秦德纯与萧振瀛性格不同，一静一动，在早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秦曾一度处于下风，但随着不断的历练，他的能耐也在见长。

对付日本人，如果说萧振瀛使的是少林硬气功，秦德纯打的则是武当太极拳。硬也好，软也罢，用法之妙，存乎一心，到了极至都是上乘拳法。

日本武官问：你们什么时候兑现“协定条款”？

秦德纯回答：宋委员长不在，容我等调查研究一番再说。

他的“调查研究”自然是漫漫无期，有天无日头。

再逼急了，秦德纯一般无二地会效法“刘玄德故事”，当众就捂着脸痛哭，而且哭得非常具有“29军特色”，表情真挈，声音哽咽，中间都不带停的，弄得日本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不得不懊丧离去。

此刻，不是笑比哭好，而是哭比说好。

即使对那些搞暗袭的，秦德纯虽不胜其烦，但仍沉着应付，以太极功将其来势化为乌有，不给对方一点可乘之机，话里话外亦不令其挑出半点毛病。

宋哲元离去后整整四个月，他在对日外交中未有一点闪失，功力不可谓不深厚。

天津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这时60岁还不到，按说尚算“年富力强”，特别是在诱宋哲元上当，并迫使其招架不住，不得不因“多愁善病”而避居乡里之后，更有得意忘形之感。

这老小子自以为他是天下第一前锋了，可是没有想到后继的对手十分老到，完全是“S”身段的防守。太妖了，搞到他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结果心力交瘁，导致本来就有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趴到床上去了。

大家都是生病，宋哲元的病是假的，田代的病却是真的。

日本人在手段用尽的情况下，意识到，如果不对“存心赖帐”的29军施行“武力惩罚”，他们是再也难以前进一步了。自此，从东京到华北，“对华一击”论甚嚣其上，已成蔓延之势。

卢沟桥和它后面的宛平县城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丰台的日军步兵旅团频繁在宛平城外组织演习。所谓步兵旅团，其建制本来是天津驻屯军里面没有的。它是以防止东渡红军进入华北为名组制的，实际上就是一支武装到牙齿的野战部队，要论挑事，自然当仁不让，而且“热情有加”。

开始是每月一次，后来变成了半个月一次，再后来三到五天就搞一次，还是大演习。其演习方式，最初是虚弹射击，打的是空弹，现在改为实弹射击，黄澄澄的真子弹就填在枪膛里，然后射出去。

就连作业方式都变了，白昼演习变成了“晚自习”，黑黢黢的，一看就知道在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一足以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让很多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地名脱口而出：柳条湖。

就好象早已准备好的程序，6年前，日本人曾经“淌”过“湖”，6年后，他们似乎又要准备“登”上“桥”了。

最让人感到惊心的是，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原先是由军部任命的，其时却成了天皇直接任命，变成了可与关东军平起平坐，而驻屯军也由一年轮换制变成了永驻制。这一切，与当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又是何等相似啊。

“满洲事变”将在华北重演，这一消息在东京传得沸沸扬扬。

但是卢沟桥毕竟不是柳条湖，29军也不比当年北大营的东北军。此时在29军负军事主责的是冯治安，面对日军如此兴师动众的大演习，他迅速作出了反应。

北平城里开始实施夜间特别戒严，各个城门都增加了卫兵。除固定哨兵外，为了防止日军晚上偷袭，又加了流动哨。

在城外，北面和东面都修筑或加固了散兵壕，南面则禁止日军在卢沟铁桥附近自由行动。

此时的北平实际已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能够联系后方，或者说唯一的退路，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倘若宛平失守，则北平将成孤城矣。

冯治安派了一个营（金振中营）在那里驻守。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营，而是加强营，相当于团，除有4个步兵连外，还有1个重机枪连以及轻重迫击炮连各1，应该说，不管是人员还是武器配备，在29军中都属上乘。

这样的强力部队，长官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营长金振中曾参加过中原大战和长城抗战，是个光凭鼻子轻轻一嗅，就能闻出战争味道的老兵。

丰台日军忽然说他们玩腻了，得换个地儿继续演习。

到哪里去呢？到长辛店。

长辛店是金振中所属团部（吉星文团）所在地，而且这里可与宛平相互支援，极其重要，如何能让日军随意染指。

金振中当即予以拒绝，而事后也证明，长辛店成了卢沟桥得失的关键所在。

日军要过，咱们不让他过，双方针尖对麦芒，枪对着枪，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

站久了腿是要酸的。日本人没像我们一样练过站桩，扎过马步，所以挺不住了，只得怏怏退回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