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发行的公共债券

孙科当政后，因为一天到晚烦钱的事，也算是半个专家了。据他本人说，南京政府的收入本来每年可以达到4到5个亿，听起来还不错，但问题是政府还有历年积累下来的巨额债务，而去掉债务，每年实际上能用的钱只有1个亿，也就是说每个月1000万都不到，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开销却不小，每月仅军费一项，就超过千万，此外还有七七八八的费用，全部加起来总得超过2000万。

照此说法，即使湖北、山东、福建等地方一个子不少地把税交上来，缺口还有一半。

怎么办？很简单：借。

前面借了后面还，后面还了然后借。如此循环往复，通过这样的办法来驱动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

看看好象很简单，但其实里面学问不小。

宋子文为什么会被称为财神爷？倒不是说他本人可以点石成金，而是指他能够借到钱，债主之一便是上海金融界。

黄汉梁也想学宋子文，可就是想不像。他本人以前倒的确在金融界呆过，可却只是小银行的小经理，跟上海滩的那些金融巨鳄并无什么交情。

人家手里是有钱，但既非偷亦非抢，跟你也不熟，凭什么就一定要借给你？于是乎，黄汉梁虽然多方奔走，但收效甚微，本来想弄1000万的，结果一半都没到，只借到300万。

这哪够啊，连军费都应付不了。

孙科只得把陈铭枢找来，两人又埋着头一阵商量。陈铭枢提议说，不管他了，这些为富不仁的家伙，既然他们不肯再借，我们就不还，也就是说，可以暂时停止每个月对公债的还本付息，为此可以挪出内债基金3400万元。

手中一下子有了3400万，那不啻是救了孙科半条命。

孙科听了当然很是动心。可还没等他正式实施这个提议，国内金融界就闻风而动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3日，“公债风潮”爆发。

金融界集体向政府表示抗议，并不惜发出威胁：如果政府不守信用，竟敢到期不付债务本息，那对不起，我们就拿着你的债券，直接去接收债券的抵押单位——国家和地方的税收机关。

你们不是不想还钱吗，我们就拿税收做抵！

当然了，那什么政府还要再借钱之类的话，以后就再也不用跟我们提了。

经此“风潮”冲击，本来就弱不禁风的孙科内阁差点没立马崩溃掉。黄汉梁当天就提出辞职，孙科则连辞都没辞，丢下文武百官，一个人从南京跑到上海去了。

本来他这个政府可能就要到此为止了，关键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又把他拉了回去。

这个人就是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陈铭枢。

他跟在孙科屁股后面，一路追到上海，见面后苦口婆心，劝孙科重新回去主持内阁。

孙科可怜巴巴地对他说：财政上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你说那个黄汉梁都辞职了，下面连财政部长都找不到，我真的干不下去啊。

懦夫，难道这点点困难就把你给吓倒了吗？真后悔白跟了你这么个人！

当然，这话不是陈铭枢说的，是我替他说的，因为我怀疑他当时心里就这么想着的。

陈铭枢当时其实是这样说的：我既被你拉入了政府，就愿意替你受苦。这个财政部长如果实在没人当，我来当！

听了陈铭枢这番义薄云天的话语，孙科大受感动，随即便和他一起回到了南京。

陈铭枢一个军人出身，虽然能搞搞政治，但财政部毕竟关系着另外一门学问，连有点金融工作经验的黄汉梁都不能胜任，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陈铭枢的办法是，既然用软的一套跟你们这些商人说不通，那我来硬的，就不信政府搞你们不过（“操刀必割”）。

孙科本人不知道轻重，他的那些文武百官可知道。这是在大上海，万国租界都在这里，神经敏感着呢，哪是能够任性乱来的地方。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有份量的人物都反对陈铭枢的做法，一时之间，陈铭枢也不敢再坚持出掌财政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