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董家口的又是万福麟部，对面来的鬼子同样是骑兵，实际上就是高惊中队分出来的百来个人。

关口丢了你倒是再夺回来啊。

他们不，反正29军来接防了，夺不夺得回来那是你们的活，兄弟要先走一步了。

按次序一个个排过去，喜峰口东面是铁门关、董家口，西面是潘家口、罗文峪，哪一个地方被突破，王长海团都有可能被日军抄后路。

还得谢谢溃退的东北军，至少跑路前打了声招呼，要不然大家还以为董家口万无一失呢。

王长海赶紧向旅长赵登禹报告这一险情。

见东面可能要出问题，赵登禹赶紧派出人马，在西面的潘家口加强防守，以便如果日军真的包抄过来时，王长海团还可以从这边口子上从容撤退。

这只不过是应急准备，治本之策，当然还是需要后方增援。

在三屯营指挥部，师长冯治安迅速调兵遣将，增添兵力至与董家口紧挨着的铁门关，以巩固喜峰口东面防线，同时电告29军军部所在地遵化，请求紧急增援。

收到这一电令，29军指挥部吃了一惊。

冯治安伸手要援兵，就表明前线战况很不乐观（“状态上已至严重之期”）。

29军从参加过淞沪会战的19路军身上曾得到过两条经验：第一条，日军可以战胜；第二条，怎样才能战胜。

实事求是地说，第二条经验在上海周边可能适用，拿到华北战场却很难派得上用场。

相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日军最大的优势就是飞机大炮和坦克，但这些受限于南方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作用并没有能够全部发挥出来。

金泽师团在江湾一筹莫展，“陆军长老”植田进退不能，盖缘于此。

华北这里完全不一样，这里更有利于日军进行机械化作战。

长城周边虽有山地可恃，然而多为石头山，加上时间仓促，难以修建坚固工事，有的地方甚至挖不出坑来，更别说藏人了。一定程度上，王长海团就是被日军大炮给轰下老婆山的。

野炮山炮这些高级玩意儿，东北军还有一些，可穷得叮当响的29军压根就没见过。也就是说，双方对着干，自己只有吃亏的份。

第二条触了礁，第一条就得多打几个问号了。

看别人挑担不吃力，到自己肩上能明显感觉得出份量。

要知道，喜峰口那里的不是百来个鬼子骑兵，而是真正的关东军主力。

显然，形势的发展，与当初的设想差距不小。

要夺回喜峰口，必须有大投入。

然而这无疑就意味着风险的剧增，弄得不好，甚至有可能把老本都给赔进去。

29军长期用抗战激励士气，他们也知道学习19路军好榜样，因此积极备战，可是在现实中真正面对这一难题时，又不得不倍感踌躇。

客观地说，作为地方部队，在与日军对阵时，往往有比中央军更多一层的顾虑。他们能在老蒋面前挺起胸脯，也就是依仗着手里有人有枪，一旦这些都赔得差不多，就意味着再无可讨价还价的本钱。轻则地盘缩小，编制砍掉，重者就只能灰溜溜地通电下野，躲进民巷做寓公了。

西北军的开山老祖冯玉祥就是个典型。

29军的这八个人感觉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仅关乎个人荣辱，还决定着这支初出茅庐的地方新军的未来命运。

东北军都退了，我们还有必要在长城边上跟日本人死磕吗？

29军的这八个人感觉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仅关乎个人荣辱，还决定着这支初出茅庐的地方新军的未来命运。

东北军都跑了，我们还有必要在长城边上跟日本人死磕吗？

有必要。

一个人霍然站起，全力主战。

此人就是总参议萧振瀛。

除了长袖善舞外，这个人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较强的大局观。

这当然跟他的出身和经历有一定关系。

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据说萧振瀛一生最爱唱，也最喜欢听别人唱的歌，就是《松花江上》，每次均“泪流不止”。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松花江，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此生可能再也无法见到，也再也回不去了。

当初入关，本欲施展平生抱负，不料功业未就，回家竟已遥遥无期。这是一种何等的不幸和哀痛，也只能用悲歌一曲的方式来寄托和排遣了。

从“九一八”开始，萧振瀛的目标就不仅仅局限于使29军活下去，重振西北军声威。

他的目光看得还很远很远，东北的悲剧不能重演，华北也绝不能成为第二个东北，不仅如此，它还应成为中原的一面屏障。

了 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在这一点上，他的见识确实要超出29军高层中的其他武将，因此也每每能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胜人一筹。

早在热河战役打响前，他即以29军代表的身份向张学良请命，表示愿意作为前锋上阵杀敌（“家仇国恨，今当其冲，胜则成功，死则成仁”）。

失土之痛，请战之切，溢于言表。

长城抗战开始后，他这个总参议又把职责从四处化缘、搞好关系，迅速过渡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上面，成了一名指挥作战的“大军师”。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事实上，在29军准备向喜峰口进发时，他曾突然接到北平军委会的一份电令，电令上要求他们移防冷口。

毫无疑问，这个命令有不妥之处。

             站在十字路口的29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