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说过风格较为鲜明的辽南义勇军后，我们再来说说另一支义勇军。

我有一个体会（完全是个人的）：我们对自己身边非常熟悉的东西往往容易淡漠或不予深究，比如说国歌。

几年前，我随一个团队在昆明的一座山上玩，看到路牌上有写“聂耳墓”，很激动，便想去探访一下。无奈那是一个扬旗排队的旅游团，同伴中文人基本没有，“骚客”估计也就只有我一个。对看一个死人墓，没人提得起兴趣（尽管他是无人不晓的聂耳）。我这人集体观念还是很强的，于是只好作罢。

我对聂耳墓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两点，其一，我这人爱假充斯文，比较喜欢人文的那套东西，比如说这里如果有一个划船项目，又有一个名人故居，给我选，我肯定选后者；其二，我从小就听说聂耳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后来知道并没这回事，人家日本还很欣赏他的才华，专门在他溺死的地方建立了纪念碑），觉得这事很离奇，或者说蛮有故事性。

请原谅，从头至尾，我就没当他是国歌的作者看。

因为那首歌真的是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根本就不想了解它的起源，知道它的历史，体察它的精神。

我想，如果当时我能够把歌的名字——《义勇军进行曲》在心里默念几遍，也许我的看法会有所不同。

聂耳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是饱含深情的。因为歌中描写的其实就是一支真实存在过的义勇军：他们曾在东北“发出最后的吼声”，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惟其真实，惟其感愤，惟其激越，才能传之久远，打动人心（“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否则，不能解释“红歌”这么多，为什么只有它才能成为我们这个泱泱大族的代表歌曲。

这支义勇军，就是辽东义勇军。

在那个时代，辽东义勇军发展最快，风头最健，为各路义勇军之翘楚。

吉辽地区的义勇军，都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辽南义勇军，上层知识分子多，但中流砥柱却是绿林出身的老北风等人，辽西义勇军（黄显声等组织），以警察为骨干，有部分绿林加入，而辽东义勇军，领头的则大部分是军人，绿林人物很少。

辽东义勇军的诞生，与两个人有相大的关联，或者可以说，是这两个人从一正一反两个方向成就了它。一个是于芷山，原任东边道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没多久，便带着家当投了日本人。日军在攻占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差不多全集结过去了，帮着他们看家的伪军，除了张海鹏，就是这个于芷山。

另一个人是于芷山部队的一个团副，叫唐聚五。

唐聚五是东北讲武学堂第6期步兵科的，比黄显声低3届。他是那一期的保送生，也就是不用考试就可以进去读书了，而保送人，就是张学良。有了这层关系，他跟黄显声一样，都属于铁了心准备跟着少帅干的东北军少壮派。

刚开始，于芷山因为把不准时局方向，没有贸然投敌。但当唐聚五所在的那个团的团长投降了日军，他主动请求带兵予以讨伐时，于芷山却不同意。

人微不一定言轻，匹夫亦能救国。一气之下，唐聚五便跑到北平去找张学良告状（那时关内关外来去还很方便）。张学良当然支持他，马上升其为团长，要他回去相机行事。

可这个团长当的实在是晚了一点，因为等唐聚五回来就职时，他发现于芷山已经带着省防第1旅降敌了。他紧赶慢赶，只追回来2个营。

但就是这区区2个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后来发展到了37个师（当时称为“路”），有24万人之多，成为义勇军中数量最多的一支部队。

由此可知，如果东北军缺一个组织部长的话，唐兄是绝对可以胜任的。

人多，不一定都能打仗，何况也没有这么多的武器可以供他们使用，所以辽东义勇军虽然声势浩大，但拿大刀长矛的比拿步枪的要多得多，基本打法也和辽南义勇军差不多，即围着铁路打游击，拦拦火车，炸炸桥梁，那是家常便饭。

由于辽沈铁路被过于“关照”，南满线上曾连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关东军甚至一度不得不考虑停止列车的晚间运行。

除了进行铁路破袭外，辽东义勇军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火烧沈阳东塔飞机场（原属东北军）的飞机仓库，一晚上烧掉了14架日机，把日军飞行员心疼得直掉眼泪。

对义勇军这种在自己家门口大闹天宫的做法，关东军当然不能不管，但苦于兵力不足，只能让于芷山的伪军先出马，给他打头阵。后者也不是省油的灯，趁势跟日本人要了一批上好的军火。

让于芷山和关东军都没想到的是，这批武器拿到伪军手上没几天，就换了主人。

  义勇军进行曲及其作曲者聂耳

          辽东义勇军创建人唐聚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