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虽然在东北搞了一个伪满洲国出来，但外面有李顿调查团找麻烦，里面有东北义勇军一波一波地翻江倒海，关东军的日子那是相当难过，急需上海这边调兵过去支援。

也就是说，至少政客们（包括那个以强硬出名的松冈洋右）已经都清楚，日本在上海再也玩不起了。

犬养首相年纪一把大，所幸脑子还不算太糊涂，知道事情闹大了对自己没好处，因此认为不能听那些狂热分子瞎嚷嚷。他的女婿、外相芳泽跟他意见一致。这位兄弟虽然能力不咋的，却也正因为不是强人，所以不太敢惹事。他按照老丈人的吩咐，给重光葵发指令，要求后者其它的先不要管，想办法尽快结束上海停战谈判要紧。

在识大体、顾大局这方面，日本政客的表现要比军人强多了。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就很有觉悟，知道与“满洲的前途问题”相比，“上海事件”的确不能再拖下去了，需要“适可而止”，否则，“势将为国家前途招致不可挽回的灾难”。

真正对上海停战谈判起到推动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国联。具体一点，就是“十九国委员会”。

有颜惠庆在国联周旋，“十九国委员会”当然是有意无意帮着中国人说话的。他们针对上海时局，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虽然也没有明确日军完成撤退的时限，但规定这个时限可由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决定，“如遇一方要求时，有权宣布日军合理完成撤退之时机”，而委员会在做决定时，可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个方案其实是很有些门道在里面的。

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是由中日和英美法意等国共同组成的。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就是说只要大多数国家都同意了，日本就算不同意也没用。

“如遇一方要求”，没说是哪一方，中国可以，日本也可以。最重要的是“有权”和“合理”那两个词。中国要求3个月撤军，委员会说合理就合理。日本要求6个月撤军，委员会说不合理就不合理。

也就是说，日军撤兵期限的决定权，其实在第三国手上。

中国外交部看到这个草案后，马上就同意了。

日本人也不是傻子，他们也看出了其中的玄妙。外相芳泽专门给国联发了个电，声明坚决反对这个决议草案。

眼见日本不上套，英国人又跑来协调。

英国人虽然不读《论语》，中庸的思想倒是被他们吃透了。这回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

你不是对决议草案有意见吗，那我给你拿掉一条，修改一条。

拿掉的这条是“少数服从多数”。修改的是日本撤军期限，明确为在“最短期内行之”，也就是虽然不规定你什么时候走，但越快越好。

这就算是给日本人留了面子。

中国同意了，日本也同意了。成交。

于是，折中案被上报“十九国委员会”，后者以此为基础，拟定了上海停战和撤军的决议草案。

4月30日，国联大会对“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的草案进行表决。除日本弃权外，其他各国都投了赞成票。

国联大会不是理事会，没有什么要全体通过的规矩。弃权的就等于没来，因此结果是一致通过。

这就是国联“四月决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5日，双方代表在《淞沪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至此，上海战事和相关谈判全部结束。

在这场大会战中，包括19路军和第5军在内，中国军队共计伤亡13000余人，日方公布自己的伤亡数字为3000余人。

我发现，在很多历史著作中（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权威客观的论著），一个是战役本身，一个是谈判结果，其评价竟然常常是冰火两重天。

                 日本出版的关于一二八会战纪念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