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改革支持了抗战，但也埋下了日后通货膨胀乃至经济崩溃的种子

有“中国讲史第一人”之称的黎东方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王阳明，整个大明朝将跟元朝一样，在思想上处于一片空白。正是这个罕见的全能性大儒，在他个人的奋斗生涯中，发现自己身上竟然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只要把它发挥出来，施之于“行”，则修身治国平天下，皆易如反掌耳。

在老蒋看来，这本来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武器，咱们不用，给他们拿去当枪作炮，反过来还把我们给打败了。

显然，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我们也要“致良知”，这就成了老蒋发起“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

应该说，“新生活运动”的主旨并无多大问题，“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都是老祖宗念叨过的玩意，境界高得很。

错就错在它严重脱离了生活实际。“新生活”有95条准则，竟然连吃饭时不准说话都有规定，要全照这些标准做下去，那人人都可以当圣徒了。

这里面还暴露出国人的一个固有弊病，那就是形式往往重过内容。什么是真正的“礼义廉耻”，没几个人在意，大家重视的无非是表面的东西，所谓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骗骗“委员长”，搞搞形式主义而已。

说要“四菜一汤”，饭店里就用大盘子盛菜，结果上来的菜，远远超过了“四菜”。

说不准喝酒，小二就把茶壶里的茶水倒掉，换成酒照样端上来。

“新生活”，哪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呢。

与此相比，作为经济准备的币制改革却马到成功，真正改出了成效。

币制改革是从“一二八”会战后开始着手进行的。中日之战结束刚刚一个月不到，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随着战后沪上经济的勃兴，内地银元正在不断涌入大上海。

他立即和孔祥熙联手操刀，一夜之间，把银两都改成了银元。

这就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的“废两改元”。

银两，那是用了几千年的好东西，可是不方便，有大有小，有重有轻，连成色都不一样，买个东西，还得请人鉴宝一样地鉴一下。

这样改过之后就好了，都变成了整齐划一的银元。

“废两改元”是第一步，事隔两年，便有了“法币改革”。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3日，宋孔两位“民国财神爷”再度携手，宣布要把全国的银元都收归国有，做为法定准备金，另外由中央控制的银行发行钞票（即法币）作为流通。

法币改革不仅成功地缓解了一年前美国转嫁给中国的那场“危机”，给当时的国内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同时也为抗战提供了一个便携式印钞机。

到抗战全面爆发后，那么多工厂需要内迁，那么多人口需要安置，都挤在巴掌大一块地方过日子，不全要钱吗。

钱从何来？

曰：中央四大银行。

银行的钱又从何来？

曰：多印票子。

因此有人评价说：如果中国没有35年的那场法币改革，根本打不了37年的抗战。

法币改革对于日本和中国的地方诸侯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日本人原以为中国的法币改革搞不成，到半途就要演砸了，没想到推进速度既快又顺利，这让他们傻了眼。

土肥原便代表天津驻屯军直接向宋哲元打招呼，叫他不要把银元往南面运。

知道吗，这是要搞经济统一，钱被中央抓到手，你们这些地方老大从此将再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以后还混个屁啊。

要是你不采取办法，那我们日本就要动手了（“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如此一来，日本人就成功地把自己和华北地方派系的利益绑在了一架马车上。

宋哲元一听有道理，他不愿轻易投日，但也决不允许自己从此被老蒋一把捏在手心里，因此断然拒绝了南京政府现银南运的要求。

看到宋哲元不肯交银子，韩复榘、商震紧随其后，也同样不肯把银元交出来，这让华北的法币改革犹如空中楼阁，无法落地。

土肥原感到，到这时候为止，“华北工作”的车轮总算开始有了要转动的迹像。

算算时间，离自己跟关东军司令部夸口的“11月中旬”也没几天了，如果再搞不定，牛皮就要吹破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1日，他又拿出一份新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宋哲元实行“自治”，连班子都安排好了：宋当“华北五省二市”的首领，他当总顾问。

跟这份方案放在一起的，是一份最后通谍。

土肥原对宋哲元说，你在9天之内，也就是11月20日之前，必须接受方案。

倘若牙缝崩出半个不字，你来看——关东军已经分头向山海关和古北口进发了，到时一定管杀不管埋。

土肥原在扔下这句狠话后，马上跟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联系，希望关东军能够用武力配合“华北工作”的进行。

南次郎随即调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至山海关附近待命，并向参谋本部请示入关的命令。

在重压和利诱的双重作用之下，宋哲元的立场开始发生急剧动摇。

归根结底，现在的宋哲元与长城抗战初期时的宋哲元，在心态上已有了极大不同。他此时也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一样，成了货真价实的“藩王”。对于“藩”来说，夹在朝廷和倭夷之间求生存，自己能站住脚跟，谋到活路才是第一位的。

看透这一点，宋哲元的所有思想和行动就都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