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东军猛攻三间房，即将进入齐齐哈尔市之前，芳泽向国联提出，日本赞成派遣调查团赴东北调查。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表态。

向东北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本来是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向国联提出申诉的时候，就首先提出来的。但当时日本极力排斥国联介入，主张中日双方直接交涉，因此对派国联调查团的事坚决反对，中国的这一提议便被暂时搁置起来。

现在日本答应的这么爽快，不禁令国联喜出望外，连那些本来已准备好讲稿痛骂芳泽一顿的代表们也连连叫好。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日本觉悟了，服软了，东北事件的处理将一片光明。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甚至感到有些不痛快。

谁？

中国代表施肇基。

同样一件事，你今天答应和明天答应，效果可能大不一样，这就叫做时机。

的确，当初中国是很希望国联派调查团去东北的，但时过境迁，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日本一再出尔反尔，已经受到了国际舆论的一致遣责。随着国联确定的期限已过，它的压力越来越大，晚撤一天就要多挨一天的骂，晚撤两天就要多挨两天的骂，吊在那里很不好受，在国际外交上可以说已被逼到了绝境。

施肇基相信，只要再坚持一下，即使日本还是不肯撤军，国联也会被迫使出经济制裁等手段。

但是芳泽的表态一下子转移了国联的注意力。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以退为进的好棋，既缓减了在国际上受到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外交主动权重新又回到了日本人手中。

果然，在调查团的具体使命上，芳泽开始做起了文章。

他要求以国际盟约第11条为原则，即调查团要重点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国际条约的履行状况等问题，而对撤兵问题却置之不理。

凭心而论，如果要进行此类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这些问题都存在。只不过，它们大多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是中国民众激于国土沦丧所做出的必然反应。

比如，“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民间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的对华贸易额已由原来的每月2500万日元骤降为每月400万日元，一下子降了九成。

日本政府的目的，在于用这种本末倒置的办法，来影响调查团的调查结果，从而误导国联作出的相应判断。

施肇基的反应多快，他怎么能够同意。

他转而提出，适用于调查团的并不是第11条，而是第15条，即调查的主要目的和范围跟“排外”、“抵制洋货”毫不搭界，而是应直奔“九一八”事变和东三省这一主题。

事情本来就很简单，吃了我的你要吐出来，欠了我的你要还回来，咱就事论事，扯那么多犊子干什么。

关键时候，国联显示出了它和稀泥的精神。

既然你们两家都不肯让，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那我就给你们来个折中，调查团照派，但不讲明是按国际盟约的哪条原则派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施肇基反而为难了。

归根结底，他身后并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军队可以给他撑腰。打是肯定不行的，只能依靠国联。

现在日本让步了，国联折中了，各国解劝了，你还要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无奈之下，施肇基只得代表中国政府对国联的方案表示同意。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26日，国联通过议决案，决定派遣5名中立国观察员组成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

这一回合，中日在外交上打成了一个平手。

中国没有能够实现让日本尽早撤军的目的，而日本也面临着国联直接干涉和插手东北事务的风险。

身心俱疲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回到了住处，他知道，接下来他还是不能休息，因为还有很多棘手的事等待着他去处理和应付。

他根本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另一场厄运。

施肇基（前排左三）外交经验极其丰富，这是他在白宫前与各国外交官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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