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66）

      战前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又出现了当初谢珂遇到过的那个场面。

      会上，在得知日军可能直接介入后，与会文职官员和大小士绅立刻慌了手脚。有人甚至拿着张学良要求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的电令，要求马占山给张海鹏让位，以免与日军“意外擦火”。

马占山不是谢珂，他当年可是在土匪堆里刀口舔血杀出来的。

哥们什么没见过，跟我撒泼放刁。

他霍然而起，愤然回击此人：马某奉中央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至于黑龙江省代主席，那是中央红头文件任命的。我是中央的官，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是神圣天职。

那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张学良本人亲自来了，也不能妨碍我抗战。

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就没耐心这么文绉绉的了。纯武人有纯武人的做法，他拔出手枪就来了一句：谁敢再说投降，老子就请他吃花生米（“在座诸公，有敢言降者请死之”）！

还是这句最顶用，没人再敢吵吵着要投降了。

整个江桥阵地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因为官兵已无退路。

夫战，勇气也。

所谓一周为期，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日军出兵北满的借口。

11月3日上午，到期了。

关东军朝江桥开来两列铁甲车。车上除了满铁工人外，还有武装日军。

除了地下跑的，还有天上飞的。仙台师团出动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用以掩护这幕强行修复江桥的丑剧。

在他们背后，仙台师团第16联队（滨本联队）早已屯集嫩江南岸，随时准备向对岸发起攻击。

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此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我在陆大的名册里没有找到滨本喜三郎的名字。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滨本兄弟想要创造历史的决心。

他跟他的同学（也不知道是哪所学校的同学）吹牛，说自己来江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全日本最优秀的指挥官。

在到达江桥之前，滨本已经听说了张海鹏伪军的惨败。但这一事件在他看来其实毫无参考价值。

他认为，张海鹏伪军只是一群烂人，怎么能跟“皇军”相比。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被经济危机弄得够呛，不得不让军队也省着点花，因此有些常备师团进行了缩编。仙台师团实际上就是这种缩编了的师团，经过“减肥”之后，兵力仅为原先的一半。滨本联队也是如此，步兵大队由3个变成了2个。

除带来工兵负责对江桥进行临时抢修，以便部队通过外，滨本一开始用于作战的主要是步兵第2大队（小圜大队），另有一个野炮兵第2大队（知九炮兵大队）用于炮火掩护。

滨本手上有2个步兵大队，这次却只带来1个，因为他认为，带2个大队完全是浪费，要那么多人干嘛，又不是来赶集的，1个足矣！

是啊，有铺桥的，有掩护的，有打仗的，分工明确，看上去的确是够得太多了。

显然，滨本并不了解未来的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后者曾是一个土匪。

从来只有土匪欺负别人，很少别人能欺负土匪。

而且打仗这码事，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悟性的。恰好，马占山就属于那种有点悟性的人。

他没上过正规军校，在绿林结寨时怕是连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哪个旮旯都搞不清楚。但他上的是社会军校。

整天打打杀杀，枪里来炮里去，倘若能侥幸活下来，并且脑子还不算太笨，就一定能捉摸出点道道。

比如著名的黄埔军校，主要教的其实就一样东西：黄埔精神，而且课时很短。然而这所学校却教出了一批批不同凡响的学生，最后连老师也打他们不过。

原因就在于大部分课堂都办在了战场，军人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东北讲武学堂旧址，马占山却是战场学堂的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