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56)

    这天早上，若榇首相接到了陆军大臣南次郎打来的电话。
    南次郎向他报告了一个足以令他头皮发胀的消息：昨晚上，关东军与中国的东北军打了起来，目前已占领了沈阳。
    按照关东军的报告，是东北军先动的手。
    若榇知道事态严重，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要求南次郎向关东军下达相关指示。
    南次郎以陆军省的名义发了一通指示，责令关东军立即停止进军。
    没人理他。
    就算石头扔进河里，还能泛个浪花出来呢。
    情急之下，南次郎忽然想起了那位派去做思想工作的建川。
    这厮是干什么吃的？他在哪里？
    建川人就在沈阳。现在他酒已经醒了。
    至于他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喝醉了酒，那谁也说不清楚。
    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位仁兄的老爸据说还是一位大法师，画符念咒那是伸手就来，属于搞迷信和诈骗活动的行家里手。
    有了这点遗传基因，如果说他是假装醉酒，我也不会不相信。
    酒醒了，就得做工作，要不然没法回去交差。
    一问，原来事情已经闹完，连沈阳都被攻下来了。
    正合我意。
    不过为了顾及自己此行的目的和身份，建川还是假模假式地和石原拌了两句嘴，然后算是完成任务，坐上飞机回东京交差去了。
    南次郎托人算是托了个王伯伯。
    若榇不支持，军部支持。
    就在若榇拉着他那个没用的陆相，想劝关东军止步的时候，军部内部也召开了一个讨论相同内容的紧急会议。会议结果却大相径庭，不仅认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适宜的”，而且还决定向东北继续增兵。
    与此同时，若榇还得到了一个更让他犯晕的消息：驻朝日军在根本未接到任何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就已跨过鸭绿红进入了东北境内。
    对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叛军”，而且极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丢分的莽撞举动，内阁首相愣是连知会一声的面子都没能得到。
    把个若榇气得直翻白眼珠，却又无可奈何。
    内阁之所以不同意把东北的事情闹大，当然并不是为中国人着想，而是为他们本国考虑。
    因为那时日本境况着实不妙，经济正陷于“昭和恐慌”后的一片困顿之中，有些地方竟然也出现了和邻国中国一样的情景：饿死人是常有的事，买卖儿女成了朝阳产业。
    内部已经危机重重，如果再被国际孤立，后果将极其严重——缺了粮食，没法活人；缺了原材料，没法搞工业。
    就算对中国这个一贫如洗的穷邻居，它也不是一无所求。
    因为日本唯一的优势就是生产和出口商品，而中国是它的大客户之一。
    得罪了这个大客户，你的商品再好，又卖给谁去？
    在若榇看来，关东军在东北干的这些事得不偿失，无异于让日本国的另一只脚也陷入了烂泥之中。
    可这些东西没法说，一说就是“软弱无能”。更何况就是说了，军部和关东军也只当你是在放屁，甚至听烦了还会拔刀相向。
    日本社会各界也把向政府施压变成了一股潮流。
    这个世界上，可不光是中国学生会搞爱国运动的，日本学生同样也会，“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也拉横幅，喊口号，举行“爱国示威”。
    日本愤青们一边为关东军的“英勇行为”欢欣鼓舞，一边组织捐款义演，要慰劳东北前线的“广大爱国将士”。
    日本舆论界也完全支持关东军，一边称赞关东军的行为是“爱国行为”，一边指责政府施行“软弱”政策。
    二战结束后，面对战败的苦果，很多日本史学家都承认，当时的舆论界应对挑起战争负起相当大的责任。
    巨大压力之下，若榇内阁若不想被选民提前炒鱿鱼，惟有跟军部唱起一个调子，表扬关东军“忠勇可嘉”、“战果辉煌”，并对所有“有功之臣”进行了“表扬”和封赏：
    作为“总策划师”、首席功臣，石原莞尔第二年即从中佐晋升为大佐，后来又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并兼任作战部作战课长。
    板垣后来升为少将，还曾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一职。
    这两人因“满洲事变”的策划成功，自此成为了日本国的“战斗英雄”。
    就连事前一无所知，事后仓促上阵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沾足了光，日后不仅升为大将，还挤到皇帝身边，当上了天皇的伺从武官长。
    其他人等也加官进爵，鸡犬升天。
    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中国国内舆论已经炸开了锅。
    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上次记得好象是慈禧老人家和光绪一道过世）。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一致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并实行对日经济绝交。
    既然是外交上出的事，外交部当然是遭到攻击的首要对象，就连“革命外交家”也要跟着倒霉了。

原本不知情的本庄繁也沾足了“九一八”的光


 日本电影《啊，野麦岭》反映了昭和时期日本生活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