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3）

“马车房哲学”

    增知府本来以为这事会很难办，没想到报告打上去，很快就批了下来。上级还称赞增知府有头脑，会办事，说这是个“化盗为良”的好办法。
    其实是因为报告上写清楚了，收编的胡子姓张名作霖，增将军早就通过自己夫人的遭遇了解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好胡子”了。好胡子，自然有吃上皇粮的福气，至于其他胡子，对不起，下不为例，咔嚓一声，落了闸，全都关外面去了。
    老张那时候只有百来号人。不过在增韫问老张有多少人马时，他脑子里转了几圈，想着人多官才能当得大，便直接跳过连排，说自己有一个营。
    好，那你就是帮办（副营长），快去召集吧。
    有了指标，老张赶紧回到黑山，来了个紧急招募，结果还真的在短时间内凑了一个营出来。
    点编后，老张的队伍正式民办转公办，成了“国家的人”。虽然驻扎的地方还是八角台，不过时来运转的一天已经到来。八角台，将注定成为老张事业起飞的发祥之地。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张作霖由帮办升任管带（营长），带着一个营的人马进入新民府。
    乡下户口突然变成城里户口，要问感觉如何，只有一个字：爽！
    不过“爽”只能爽在心里面，绝不能大声喊出来。因为城里可不是那么好混的，这里虽无牛头马面，却少不了勾心斗角。
    进了城，张作霖一点也没有感到陌生，他仿佛是又回到了当年的马车房。
    新民府谁是老大，或者说，谁是马车房的老板？
    这还用说，当然是知府增韫。
    好好捉摸一下，老大究竟会重用什么样的人。银子，那是必须进贡的，从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别看知府大人满口子乎者也，整天一本正经，关上门跟你我又有何区别。
    除了需要“馈以金钱”外，会做人也很重要。
    在增老大面前，自然得低眉顺眼，做出一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模样，就是对待围在增韫身边的那些“有身份的人”，也得小心应付，以便此辈在领导面前只说自己好话，不说坏话。
    至于做事，那更不用知府操半点心。增韫没想到的，他想到了，增韫不高兴去做的，他去做，总之，把什么坏处都给你摆平，把什么好处都留给你，还愁什么。
    增韫一点不愁，一个人做他的逍遥官去了，而新民府的军政实权，则悄悄地转移到了张作霖手里。

给我枪给我炮，还有钱

    不久之后，老张的谋略在对外领域也得到了初步演练。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打了起来。打就打吧，还非得在中国的东北地面上打。清廷既不敢不让打，又不敢让这些人滚出去打，只好划个界出来：辽河以东是战区，以西是中立区，战区可以打，中立区不可以打。
    然而在自己无任何实力作基础的情况下，规定又能顶什么用，作战双方都不遵守规矩，他们高兴打到东就东，西就西。
    这下子，又乱了。
    其时老张虽说有一个营，却是保安和胡子升上来的一个营，武器好多还是土枪土炮，要想“赶走侵略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他这时候就已经悟出来了，对付这些洋鬼子还得用上当小伙计时学到的那点本事。
    他把自己的人马一分为二，一部维持当地治安，一部跟着自己在日俄两国军队中间混事。
   “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
    我给你们说啊，我是没什么原则立场的，谁厉害，谁给我好东东，我就帮谁！
    一开始，俄国鬼子来势汹汹，兵强马壮。那好，我帮你，不过得给我枪给我炮先，还有钱。
    老毛子正是用人之时，手一甩，枪啊炮啊钱啊立马就扔了过来。
    老张飞快地接在手上，然后大叫一声：冲啊！
    却是动口不动手，出工不出力，基本上还是看着俄国鬼子往前冲。
    当然了，这样也不是一点风险没有。转眼之间，战场风云突变，日本鬼子又得势了。很不幸，在俄国佬打败仗的时候，老张虽然窝在后面，却也没能跑得赢，竟然被逮住了。可是他还另有一招，那就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你们不能打死我！为什么呢？我没有血债啊。其实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大家同文同种，我会真的帮红头发蓝眼睛的俄国老外吗？不可能的事。这样，我再帮你们打他们。条件是你要先给我枪给我炮，还有钱……
    日俄战争结束，老张的部队经过俄日轮番“武装”，既有俄国炮弹，又有日式枪械，数量也从一个营发展到了三个营，与战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新民府地方也未受到大的损害。
    这就是标标准准的政绩啊。还犹豫什么，提拔，立即提拔。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地方要员换了一茬，盛京将军和新民府知府都另易他人，可老张却始终还是“铁打的兵”。

宋江打方腊

    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出自于汉八旗，不是增祺那样纯草包型的满族旗人。赵将军此前曾做过户部尚书，官声很好，一到任后就看出张作霖这小子有出息，遂将他升为统带（团长）。
    按照《水浒传》的固定套路，宋江被招安并加官后，那是铁定要去招呼方腊的。如今成了官军的老张概莫能外。
    群胡不除，如新民府何？
    黑山原先有三个山大王，老张自己从良了不说，剩下来的就是王兰亭和杜立山，如果不把这两座大山搬掉，所谓剿胡只是一句空话。
    能够并峙而立，本身就说明在胡子这一行，王杜二人在业务水平上并不逊色于老张，所以如果面对面的较起真来，特别是在两人联手对老张的情况下，后者还不一定能占到多少便宜。
    想来想去，老张决定按照先难后易的方针，从最厉害的杜立山着手。他采取的相应策略是先稳住王，再搞掉杜，然后腾出手来反制王。
    要想稳住王兰亭，就必须有人穿针引线，从中说合。这些胡子身边无一例外都有一“军师”跟着，没事的时候摆摆威风，有事的时候出出主意。所谓的“军师”，一般都是黑山境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是前秀才，就是前举人。
    老张通过“军师”，成功地做到了至少在表面上与王“过从甚密”。
    接下来，他如法炮制，拜黑山秀才杜泮林为义父。这杜绊林虽不是“军师”，但和两座“大山”关系都很密切。由他出面给杜立山送去请帖，邀其赴宴。
    论实力，杜立山是黑山最厉害的胡子。由于仇家众多，他轻易是不出去吃饭的，可是看到邀请的人是杜泮林，想想这老头没有什么理由要害他，便一头钻到笼子里来了。
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对待“本是同根生”也是丝毫不留情面的，酒席宴前就掏出知府的逮捕令，把人抓住并立即干掉。杜泮林始知上了老张的当，然而追悔已迟。
    杜立山一完蛋，王兰亭唇亡齿寒，走在半路上就被人给修理掉了。至于凶手是谁，谁也说不清楚。
    反正不管怎样，兵不血刃地削平黑山各山头的目的已经达成。新民府从此再无匪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北改建省制，盛京改为奉天省，首任东三省总督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徐世昌。新官上任，他做了两件事，一件就是把张作霖提拨为统领（旅长）。另一件就是调张作霖移师洮南府，“进剿”内蒙抗垦军。
    在这段军旅生涯中，老张最大的对手是陶克陶。陶克陶者，亦一揭竿而起之好汉也。但老张如今身份不同，连黑山的那些昔年同道都照灭不误，更别说从没有过任何交情的草原绿林了。不过，老张这回的苦头也吃得着实不少。
    抗垦军人数很少，与清军相比，基本上是100个清兵对2个草原骑兵。然而围来“剿”去，这100个却始终抓不住那2个。原因就在于抗垦军从小就在草原上生活，马术十分精湛，素有“马背雄鹰”之称，加之他们地形熟悉，行踪飘忽，打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令惯于“阵地战”的张作霖一上来就抓了瞎。
    史料上说，此次草原之战极其艰苦，共历4年，接仗104次，最后用四路合击的办法，才迫使陶克陶退入俄境。

张公抑何神也

    总算大功告成，此时的张作霖意识到，他必须搬家了。
    原因就在于洮南离奉天省城太远，而当时老张在军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吴俊升，驻扎的地方却比老张还近，一旦省城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怕被这小子得了先手。
老张于是多次打报告，要求从洮南调走，可是上面却一直不批：草原的夜色多沉静，你还是在那里好好地干下去吧。
    真是气人，但也没办法，只得静待时机的变化。
    吴俊升在军队里的资历比张作霖还老，因为小时候被冻伤的缘故，说话不利索，人送外号“吴大舌头”。这兄弟虽然长得傻大黑粗，却也自命英雄，颇有与老张争山头的架势。
    现在就看谁的运气最好，耳朵最灵，动作最快了。
    宣统三年（1911年），南方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剑锋所指，各省群起响应。东北革命党准备推出的是一个重量级人物——蓝天蔚，此时任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师长）。
    得知消息，继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大惊失色，他意识到自己已坐在了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
    既然省城之兵不能指望，赵尔巽能想到的“勤王之师”只有两个，一个是张作霖，一个就是吴俊升。在他眼中，这是两个最能打仗也最可靠的人（“忠勇可恃”）。
救人如救火，快发电报吧。
    张吴二人几乎同时接到电报，如果单就直线距离论，吴俊升应该稳赢。可是他迟疑了一下。传下来的命令是：行李还没装备好（“行装未整”），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明天一早就出发。
    第二天，不用上路了，因为已经有人远远跑他前面去了。
    老张在接到电报后，一分钟都没耽搁，马上点起500骑兵，打马扬鞭，往奉天飞驰而来。
    经过吴俊升的营地时，估计这傻大个还在呼呼大睡，老张就派人去他大帐里等着。等大舌头醒了，来人告诉他：“张统领”（张作霖）过境，不过“迫于严令”没敢停下来和你喝杯酒，只有到省城相见了。
    吴俊升傻了，这才知道张作霖的厉害之处，过了好久才叹息着说，你们张大人真不是凡人啊（“张公抑何神也”）。
    机会已被老张牢牢抓住。吴俊升作为曾经的对手，第一个出局，后来甘拜下风，反过来成了跟在老张后面混的小弟。

身着戎装的张作霖


日俄战争场景

吴俊升很爱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