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戏剧圈，过士行被尊称为“过爷”，曾经创作了“闲人三部曲”《棋人》、《鸟人》、《渔人》等作品的他，在导演方面还算是个新人。数年前，过士行曾排过一出小剧场话剧《备忘录》，此次在4月10、11日两天，他却要在天津大剧院的舞台上上演一部自编自导的大戏，而且还是一部颇具电影风格的舞台大戏——《暴风雪》。

       曾经的记者 现在的编剧兼导演

        过士行在成为编剧之前，做过十多年的记者。“我当时专门采访演出，特别是戏剧、戏曲和话剧。那时候很荣幸采访过侯喜瑞、李万春、袁世海这些老艺术家。记者的身份让我更加接近戏剧圈，了解了舞台和演员的生活，更加方便观察人，也为我日后写戏奠定了条件。”过士行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早年过士行很喜欢做编剧，没想过自己日后会成为导演。“那时候创作力正旺盛，脑子里的想法一个接着一个，我想赶紧写出来。而且我的性格其实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国内的导演需要摆平各个环节和各种人，但是我谁也摆不平，所以没想过要做导演。岁数大了以后，我的兴趣就有所转移了，也不怕与人接触了。导演的工作是跟活生生的人打交道，演员什么性格的都有，能把他们带入不同的角色挺有意思的，我也愿意开始导戏了。”

      过士行执导的第一部戏是《备忘录》，是曾经写过《屋顶上的轻骑兵》的法国作家吉欧诺的作品。“我特别喜欢这个剧本，当时做导演也是完全站在编剧的立场上维护剧本的，这个戏的故事很吸引人，没有导演意识上的标新立异。但是在导第二部戏《暴风雪》时，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剧本，所以在排练过程中只要发现有一句台词不适合演员说的，我当场就会改动。体验了导演与编剧身份的不同，我想对于以后做戏也能更加顺畅了。”

       《暴风雪》源自真实的“暴风雪”

       话剧《暴风雪》讲述一个名叫“骡子”的矿工因生计和家庭铤而走险涉入一桩案件，在24小时之内必须抵达目的地，然而天降百年不遇的暴风雪将他乘坐的大巴车拦在了公路上。“骡子”带领着车上形形色色的人挖雪开路，竟然被赶来直播的电视台当做“铲雪英雄”报道。人们带着自己的生活上了车，却在生活突遇困境时无力无奈，与此同时，一队特警正匍匐在后，案件中还暗藏着另外的玄机。过士行直言《暴风雪》中描绘的是人，是灾难中人与人的关系。“《暴风雪》的故事是虚构的，但却跟真实发生过一样。我觉得作家都有这么一个躲不过去的阶段，对社会、对时代要发言，不可能一点不触及。”

      不过，这场《暴风雪》也起源自一场真正的暴风雪。十多年前南方下的一场大雪导致交通严重受阻，当时正值春节，很多人被困路上回不了家。“当时文化部下了一个指令，为抗雪救灾写一出戏。国家话剧院院长把五六个编剧召集到院里，让每个人说一个故事，不说不能走。结果大家把能说的都说了，我就想我要说什么。正面写一个英雄救灾没什么意思，我就设定了一个带着秘密的‘英雄’形象，但是只想到了开头，一直没想到结局。” 之后，这个故事过士行断断续续写了很久，直到2011年才完成全剧创作。

      《暴风雪》全剧并不分幕，而是以场结构，场场相连，共计二十场，借用电影淡入淡出的效果进行多场次的频繁转换。过士行认为，这出戏最难处理的地方就是调度：主持人、孕妇、足球运动员、狂热歌迷、律师等人物形象一一登场，每人几句台词，话赶话之间，不同人物的冲突、对峙、合作就显现了出来。除了情节、结构、人物、对白方面的设置，过士行在剧中还精心设计了许多令观众感觉特别“出戏”的间离细节，如电视节目当中，主持人和嘉宾正在正襟危坐地探讨携毒矿工命运时，电视台却插播了极具喜感的电视购物广告。借由这种“还原生活”的方式，过士行意在消解所谓的严肃，指明所谓的严肃其实也是一种荒唐的想法。

      《暴风雪》为何“下”在天津？

       过士行在接受采访时，时不时会冒出几句地道的天津话，说起他与天津的渊源，还得从他在北大荒插队时说起。“当时跟我一起插队的有个天津人，我发现天津人有个特点，就是不管生活多累、多辛苦，他们过得总是特别讲究。后来老听他们念道‘狗不理’包子，有一年回家探亲，我专门从天津站下车去买了吃，真正是水打馅，一人限购二斤。当时吃得美啊，我眼泪都快下来了。至于我为何会说天津话，是因为后来我养鸟时，总跟天津的鸟贩子打交道，跟他们一起喝酒聊天，就这么学会了。”

      对于已经很多年鲜少有戏剧作品诞生，这次为何带着自编自导的《暴风雪》来到天津时，过士行表示：“去年五一我来天津看演出，之后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有观众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我说在写小说，因为2000年以后戏剧不太好做了，我只能做点别的了。不过在天津看完戏以后，我发现天津的戏剧文化氛围越来越好，当时我就在会上说，要是在天津这样的氛围里，我还愿意做戏。天津大剧院的总经理钱程就跟我说，‘欢迎你来’，没想到年底我就开始着手《暴风雪》的排练工作，今年4月份就把它带到天津来参加第二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也算是实现了一个愿望。”

                                             ■本报记者 李新蕊 文/摄

               （转载请注明摘自《天津广播电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