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侯长喜约定好采访时间不久，记者的手机就收到了台风预警信息。第二天起来拉开窗子一看，天色虽阴，却无下暴雨的征兆。辗转来到他所住的小区，按了门铃他就迎了出来，个子虽不高，但精神抖擞，两只眼睛尤其明亮，浑身透着股幽默劲。屋子内摆设典雅，电视播放着奥运会的赛事，坐下后，他关了电视，一问一答中，两人的谈话不知不觉竟然过了两个多小时。

      ●生在北京  玩在天桥
      刚坐下，侯长喜就递给记者一本《侯长喜相声文集》，他说相声界出书的人并不多，不难看出，能够出版这本文集，在他看来是一件引以为豪的事情。侯长喜很健谈，一开谈，就对相声追本溯源，从八旗子弟一直说到现在的相声现状，思路严谨，脉络清晰，对许多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边说边取出笔，在书的扉页上写上了几句赠言。工整漂亮的笔迹让记者赞叹不已，他说这有赖于他小时候写小楷字的训练，接着话题自然就转到了他的童年。
      侯长喜1945年出生于北京，家住在北京珠市口，离天桥很近。当时的天桥是北京的平民娱乐场地，各种剧团都在此演出。侯长喜回忆说，当时一进门就是摔跤的场子，对面就是说相声的场子，天桥里既有拉洋片的，也有唱单弦的……少年时的侯长喜玩性大，天桥离家又不远，他就经常来这里看热闹，而在这些热闹中，侯长喜最初喜欢的是说书。“我一开始并不喜欢听相声，我爱听书，听《小五义》《济公传》《三国演义》……偶尔也听单弦，觉得小曲小调儿很有趣”。说书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吸引小孩不足为奇，但是这么小的年纪就喜欢单弦就让人觉得费解了，侯长喜说，这跟当时的教育分不开。“我当时的语文老师是国子监最后一批贡生，历史老师上课都不用看书，俄语老师就是在俄罗斯长大的，那时教师的资历是非常好的，我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一堂课四十五分钟，我要写两篇五百字的作文，拿小楷一笔一划地写，还不能写脏了。”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侯长喜爱好庞杂，不仅喜欢听单弦，还爱听京戏。他说那时家离戏园子很近，出了胡同口就有戏园子，小时候淘气，经常去那里听“蹭戏”。“我开始爱听在舞台上蹦来蹦去的猴戏，后来爱听花脸和老生，我如果听青衣到现在都会有坐不住的感觉。”
　　与其他爱好相比，侯长喜喜欢上相声则要迟一点。有一次，他去听单弦，但没想到这场演出不单单是单弦演出，而是一台“花场”。“所谓‘花场’就是各种曲艺项目同台演出，里边有说的有唱的，还有变戏法的，单弦完了我就顺着听了一段相声，听完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就专门跑到相声场子里去听。”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侯长喜第一次听相声把裤子给尿了，他说当时只有五六岁，听的相声名字到现在都记得——《反正话》，听着乐得裤子尿了都没察觉。之后，侯长喜就经常跑去相声场子里听相声，一来二去跟说相声的都认识了。“看门的有时问我们要票，我们没有，他就说‘吁’，意思就是轰走，我们就跑后台去听。”耳濡目染，再加上听的次数比较多，侯长喜的好多相声就是这么听会的。“那时没有录音机，也没有词，也没有师父教，就是天天听，今天记住一句，明儿记住一句，那句跟那句挨着，再将它串起来。《报菜名》《八扇屏》里的大段贯口都是这么听会的，你想听了多少遍吧？”
       在学校，侯长喜在天桥学来的东西有了用武之地了。当时学校的文艺团体比较多，有生物组、舞蹈组、话剧组、相声组……侯长喜加入了相声组，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搭档说相声，虽然表演笨拙，但常常将台下的同学逗得前仰后合，每当这时，侯长喜都觉得很满足。“我觉得相声很有意思，能把我逗乐了，能把我的同学逗乐了，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满足和愉悦。”
      ●开始军旅生涯    组织相声大会


　　1962年，还是高中学生的侯长喜告别父母，走进了军营。“当时国家扩大招兵，我们学校有十个名额，我就报名了，结果我十八岁就离开学校到了部队。”
　　侯长喜所在的部队在现在的杨柳青。到了部队，连队每个月都会有文艺联欢，每次侯长喜都有节目，或打快板或说相声。1963年，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侯长喜随部队一起去防洪，但是他年纪又小，身子又瘦小，干活根本干不动。“那时，我也吃不上喝不上，部队管饭但不管饱，每人每顿一个窝头，棒子面粥就咸菜，粥倒是可以随便喝，但是不解饱。吃完了我们就等着，厨房的班长说‘值日的来，加窝头’。我们八个人领二个窝头，一个窝头分四份，一人一份。”侯长喜身体本来就瘦小，再加上营养跟不上，又遇上防洪，力气根本使不上，领导就另安排他在旁喊口号。侯长喜就自己编写一些小快板，战友在抗洪救灾，他就在一旁喊口号鼓励士气。后来，侯长喜的连队里也有个人喜欢说相声，侯长喜便跟他一起搭档说相声，不管是师里的汇演，还是军里的汇演，侯长喜都会将自己创作的相声段子带到舞台上。他在舞台上所展现的表演才能以及他的创作才能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不久，他便被调入所在部队的军部。军部的所在地正是现在的八一礼堂，附近有相声园子，侯长喜便经常去听相声。“我在北京听了那么多名家的相声，到了天津，我又住在八一礼堂，附近都是相声园子，那时的天津真的可以说是曲艺的圣殿，有张寿臣、马三立、郭启儒、常宝霆等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名家，那时我就感觉天津的相声真深厚。”
      1964年，部队成立了业余宣传队，侯长喜发挥自己的特长，写了相声《反骄破满》，写一个新兵入伍之后看不起老兵，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后来经过辅导员的教导最后改变了思想。因为在宣传队，即使在“文革”期间，侯长喜依然可以利用机会写相声、说相声。“‘文革’期间，说相声的人中，估计就只有我一个人在说。”“文革”中，部队也开始排演样板戏，侯长喜所在部队演的是《红灯记》，而侯长喜饰演了王连举一角，这时的侯长喜已经成了部队的文化干事了。
　　1974年，侯长喜离开待了十二年之久的部队，转业到天津市文化局艺术处。当时文化局艺术处分为表演组和剧本组，而侯长喜因为有写作才能而被分到了剧本组，知名剧作家赵大民当时就是他的同事。由于侯长喜在部队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后来他就请调到天津市曲艺团做相声演员。1978年，沉寂十多年的文艺逐渐恢复，侯长喜组织了全国第一场相声大会。“那时还没有相声演出，我请出了马三立、常宝霆、苏文茂、刘文亨、魏文亮等名家，组织了一场相声大赛。演员基本没有报酬，每人10元交通费，四张电影票。”侯长喜坦言，组织这场相声大会确实冒了很大风险，演出前他向上级打了报告，每段相声贴了标签，上边注明相声的内容。相声大会总共演了两场，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侯宝林还特意带队来天津听相声大会。


　　●喜收徒弟  寄望后辈
      今年5月27日，侯长喜在北京收徒，河北保定艺校青年相声教师赵根、山西省忻州歌舞剧院相声演员任浩、山东东营相声演员梁原拜入他的门下，京津两地的曲艺、相声名家李伯祥、魏文华、李金斗、张志宽、方清平等到会祝贺。1985年，侯长喜拜阎笑儒为师时，师爷马三立曾给他写了三句话：“第一，艺术不能靠侥幸。需要下苦工，你才能得到艺术的真谛；第二，不要欺骗观众。观众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朋友，不要去欺骗他们，不要欺骗自己，不会就是不会，不懂就是不懂；最后，归根到底就是不要说糊涂相声。”根据师爷对自己的嘱咐，在拜师仪式上，侯长喜也嘱咐了自己的学生。“第一，要尊重相声，相声传在我们这一辈，我们有能耐的要给相声这碗饭添饭，添点干贝、鱼翅，哪怕添点虾米皮都行，让这碗饭更有营养。第二，尊重观众，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将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他们”。而谈到如何才能让观众爱听相声，侯长喜说必须提高自己的艺术功力。他说语言的功力是最难练的，这是知识、文化、阅历一个综合的能力，所以要不断练习，继承传统，多加创新。其次是要尊重自己，关于这点他说：“要把自己当演员，再往大里说，要将自己当艺术家，不要当玩意、欢喜虫，上去瞎糊弄。”
      谈到自己的相声，侯长喜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编自演、与时俱进。“我能抓住社会热点，把大家关心、注意的事情变成相声，这样演出来，观众听起来很亲切，也很‘给耳朵’。每一个阶段，我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根据艺术上的需要进行创作，相声要不断跟着时代走，你不跟时代走，就会跟时代脱节。”侯长喜认为相声还要有生活气息，要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在他心中，最好的相声应该像马三立相声《似曾相识的人》中说的那样，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最近，侯长喜忙于“南开杯”第二届全国（天津）相声新作品大赛，在这次活动中，侯长喜发现全国还有很多人喜欢相声，同时也发掘了很多优秀的青年演员。“这次北京几个青年演员写的东西不错，艺术规律也能掌握，相声还是要寄希望于青年演员，天津是相声的发祥地，我们有一批很有功底的年轻相声演员，我们作为老演员一定要好好引导。”  

                         ■本报记者 贺雄雄

             （转摘须注明转自《天津广播电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