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天津电台滨海广播主持人芙苓颇费了点周折,因为她工作比较忙碌,采访时间一再商议才定下来,并且她不敢保证到时会有时间。庆幸的是,在暂定的时间里记者还是顺利地采访到了她。当时,她刚刚开完会,加之上早班的缘故,脸上带着一点倦意。在还来不及收拾的会议室里,她为记者讲述起了她的故事。

与梦想失之交臂
芙苓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味中药茯苓,就如作家有笔名一样,记者很自然地以为这个名字只是她的播音名。在记者还未询问她为何会取这样一个播音名时,她递上来一张名片,上面分明写着“李芙苓”,原来,这就是她的本名。
回忆最初对于广播的喜爱,芙苓说自己从幼儿时就痴迷上了听广播,有时会幻想自己钻进收音机会怎样,“当时只是幻想,也没有明确的职业定位,完全是一个小女孩对广播一种纯粹的爱,心想,如果能进入广播里的世界该是件多有意思的事呀!”
上世纪九十年代,广播里刚有了一些直播节目,由于时常收听广播,芙苓非常崇拜电台主持人,她说自己当时就是个小追星族,为此还特意给当时自己最喜欢的天津电台主持人王萱写信,“主持人还在节目中读了我的信,我感觉倍受鼓舞”。即使现在说起来,她还带着孩子似的喜悦。回忆第一次踏进广电大院的情形,芙苓说:“我还记得那是一个下着雪的冬日下午,我心里像揣着一只小兔子,在公共电话亭打通了节目组公布的电话,接电话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主持人,我跟她交流了几句,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我那时还懂得预约呢!”芙苓回忆,和主持人见面后,她朗读了一首诗,虽然朗诵的诗歌名字现在已经忘记了,但主持人们对她的赞许和肯定她现在还清晰地记得。
芙苓高中期间就读于南开中学,在校期间学习优异,父母希望她像别人一样参加高考进入重点大学,但芙苓心里割舍不下对广播的喜爱,“南开中学的学生都很优秀,如果去考艺术类院校总让人有点看不起,但我还是想考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
凭着对广播的喜爱,芙苓参加了北京广播学院的考试,但作为非艺术类考生,她最终还是在业务课考试上折戟。“考试的考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几位老师以及电台的几位主播,主要听声音条件,当时我比现在胖多了,形象一般,声音也不是特别好。”在看了她的表现后,考官很直接地告诉她“你不适合做播音员”。“这对我打击很大,我从考场出来后,就坐在外边的台阶上哭。台阶旁是一个洗澡房,有许多人进进出出,下午四点的阳光特别灿烂,只有我一个人在哭。有几个老师过来问我怎么了,我就抽抽搭搭地向人家倾诉,倾诉完抹了眼泪回家。”回忆起那时的情形,芙苓说,现在觉得挺有意思的,但当时自己心里格外难受。

实现梦想
赴加留学
报考北京广播学院失利后,芙苓参加高考,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南开大学。进入大学后,芙苓并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逐,她积极参加校园内的广播站,1993年,天津音乐广播向社会招聘主持人,芙苓顺利地进入电台,主持一档双语节目《音乐时间》,而当时她只是一名大一在校生。由于在学校广播站表现出色,芙苓被广播站的老师推荐到天津电台新闻广播,主持一档直播节目《开放窗》。虽然芙苓没有考上北京广播学院,但她通过另一种途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那年她才19岁。
《音乐时间》在当时是一档非常时尚的节目,由天津电台和英国一家传播公司合作创办,“广播是一个非常本地化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要用不同的主播,所以那家传媒公司对主播的挑选很严格”。回忆起那次面试的情形,芙苓说非常简单,“稿子是人家提供的,我只负责念一段,念完之后人家就说可以了”。过程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但这与芙苓本身所具备的素质是不可分割的,“这个节目要求我同时用中英文主持,我大学期间学的就是外贸英语,语言上并没有障碍,而节目又要求由那种没有播音腔的人主持,我正好合适”。
1996年大学毕业后,芙苓进入天津电台文艺广播,成为天津电台的一名正式主持人。从进入电台开始,芙苓一直在文艺广播主持《都市阳光》等综艺类节目。2003年,芙苓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说起赴加留学的原因,芙苓说:“当时感觉自己的职业进入了一种瓶颈状态,我希望能够找到突破口。虽然与同事在一起做节目很快乐,但感觉一直在重复,而且我本身不是学新闻的,不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渴望去国外名校学习学习。”
在加拿大近两年的学习,芙苓说最大的收获是批判性思维对自己的启迪。“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童子功’是不一样的,咱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强调多读、多背、多考试,他们则强调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提倡让学生多问问题。在那边上完课后,老师问还有问题吗?大家都会很踊跃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如果说一节课上完后,没有一个人向老师提问题,那么这个老师的教学方式一定有问题。”对于如何理解批判性思维,芙苓说:“我们专门有一节课就是讲怎么辩证地思考,有句名言说,‘如果你妈妈说她爱你,在你没有证明之前你不要去相信她’。新闻行业也有一句话,‘太好了一定不是真的’。这种思维方式鼓励你比别人多思考一点,面对一个问题,在你还没有确定之前要心存疑问,等你证明后你再去相信它。”

挑起担子主持财经节目
从加拿大留学回来后,2006年,芙苓被调入天津电台滨海广播主持经济类节目《财经脱口秀》。芙苓说,主持财经类节目,一是台里的安排,另一个就是自己确实很喜爱。
芙苓对《财经脱口秀》有着特殊的感情,她不仅担当了《财经脱口秀》创办制作人,并且担任了第一任主播。芙苓说,《财经脱口秀》创办时正值国内股市处于牛市,台里有意创办一档财经方面的节目,“但当时节目的基础较弱,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只剩一周,包括栏目的设置、标志乐、话题、嘉宾等还都没有,就好像你明天要请客了,今天冰箱里还什么都没有,而且你还不知道市场上会有什么,所以我心里特别忐忑。”临近节目开播两天,第一期的节目才算有了着落,芙苓的心里才变得踏实起来。
关于如何主持财经节目,芙苓认为不能走“一根筋”,“观众不喜欢说教,他们喜欢听娱乐的东西,渴望对等地交流,同时希望你能替他问那些尖锐的、别人不敢问、嘉宾答不上来的问题,在这种冲突中,观众会获得一种收听的快感”。
主持脱口秀节目对主持人临场反应要求比较苛刻,芙苓说自己的临场反应得益于在此之前做了较多的案头工作,节目中出现的笑点都是她预先设计好的,“在你听来我可能是脱口而出的,其实我早有准备”。在节目中,芙苓时常会问得嘉宾左右为难,“有一个嘉宾说,‘你有时问我的问题常令我后脊梁冒冷汗’。这个问题他可能不愿说,但不问就是我的问题,可能他对这个问题开始时闪烁其词,但作为主持人,我有责任不停地追问他”。
在节目中,芙苓邀请了很多财经方面的专家,甚至连财经小说作家都被她拉进了节目。在节目的内容上,她也做了很大突破,“比如关于公募基金好采访,而私募基金是不喜欢接受采访的,但最后我们还是做了一期叫《私募英雄》的节目,可能我们心里没有做财经节目的条条框框”。做到这些,芙苓说,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功劳,“任何一个节目都是一个默契的、想法一致而又有执行力的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现在芙苓主持的是一档音乐谈话节目《七色漂流瓶》,这个节目强调伴随性,并有一定参与度。做了这么多年的主持人,芙苓对于做好主持人有自己的理解,她说好的主持人应该“有超强的学习能力、有自己的主持风格、有成熟的心智”。芙苓认为,好的主持人光有好嗓子是远远不够的,要有好的头脑,而且应该是一个杂学家,知识体系应该是“T”型,上边的“横”是指涉猎多方面的知识,面对不同的人,在你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也能进行采访;下边的“竖”指的是对某一个方面的知识进行深入研究,比如主持股票节目,对股市行情的判断最好不亚于一个分析师,这样才能保证提出的问题是专业的。

温柔的“虎妈”
近来,“虎妈”蔡美儿的教育方式引起了美国人对中美两种教育方式的热议,芙苓也主动谈起了对儿子的教育问题。在谈论自己是不是“虎妈”这个问题上,芙苓说;“我不想当‘虎妈’”,但她紧接着话锋一转说道,“但我就是‘虎妈’”。
“虎妈”蔡美儿曾因女儿没有弹奏好一支曲子就禁止她上厕所和睡觉,芙苓说自己也曾这样要求过儿子,“小孩开始学琴时都有一个谱表,上边依次标注着从低到高的音符,因为图表上有只大猫,所以俗称大猫图表。我儿子三岁学琴,到了四岁还背不下大猫图表,我就罚他站在那里背,他站在那里一边背一边流眼泪”。
在谈到会不会逼孩子学习一些东西时,芙苓说自己有时还是会,“比如说他特别恐惧学游泳,但我寒假还是让他去学了,我专门找了一个小教练陪着他学,他因为喜欢那个教练哥哥,最近终于学会了游泳。钢琴也是我强迫他去学的,小孩都很逆反,天生喜欢音乐的太少了。”有时芙苓也会反思,自己可能剥夺了孩子太多玩耍的时间。
芙苓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很好的性格,将来融入社会时会容易一点。谈到希望孩子以后做什么,她似乎没有别的父母那么功利,“即使做一个好的电工或者木匠也是挺好的,他现在雄心壮志,想做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但小孩子随时会变,一会儿要当警察一会儿又要当司机,这都由他去,但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对孩子理财方面的教育,芙苓认为自己做的还是不错的,“我每周都会给他钱,我还会给他‘汇报’,他的压岁钱我都用来做了哪些投资,告诉他现在股市行情怎么样,他的钱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他不是特别懂,有时就会说‘你帮我全取出来,我要现金’。我就跟他讲,现在为什么不能取出来。他现在七岁,我每周就给他七块钱,他如果刷碗我还会给他加钱。他的钱都存在一个钱包里,攒多了我就给他换成大票,他将这些钱存到银行后我帮他进行投资。我也会告诉他,股票为什么会涨会跌,为什么会给他买这支股票,我尽量用简单的语言告诉他。”
说起自己的严厉,芙苓告诉记者,一次儿子任性摔坏了家中的照相机,“我就带着他去修,他也知道花了多少钱,我就从每周发给他的钱里扣,有次半年都没给他发,让他明白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慢慢地告诉他成人世界里的一些规则。”除了严厉,芙苓也有慈爱的一面,“我儿子在我面前是最放松的,最无拘无束的”,芙苓笑言自己“一半是‘虎’一半是‘猫’”,对孩子既严厉又不失温柔。
在家中,芙苓是时而严厉时而温柔的妈妈,而在广播中,她则是时而幽默时而严肃的主持人,广播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她将和广播永远相伴而行。
■本报记者 贺雄雄
(转载须注明转自《天津广播电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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