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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4日下午，中国中铁总裁白中仁从自己家中楼上跳下，经抢救无效逝世。而相关媒体从其家属处了解的情况是，白中仁近来患有抑郁症。进入2014年有多少官员自杀并没有见诸报章，但白中仁肯定是其中最高级的官员。而就在2013年结束之时，2013年12月30日上午，汉中市卫生局干部张某在家中自杀身亡。张某涉嫌挪用公款1000万元，9月4日汉中市检察院对张某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刑事拘留。由此我们不得不关注官员们的自杀问题，因为它一直与反腐的节奏保持着某种关联。
汉中的这位官员显然不是“抑郁症”患者，从报道中可以判断是畏罪自杀。其实，从医学的角度上看，“抑郁症”患者因为外界压力导致病情恶化是正常现象，但“抑郁症”受制于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本身就应该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据医学研究，成年期遭遇应激性的生活事件，是导致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抑郁发作的重要触发条件。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中铁总裁因“抑郁症”跳楼自杀的可能性当然存在，只是他遭遇了什么“应激性的生活事件”就不得而知了。
中国中铁并没有透露白中仁意外逝世的原因，仅表示白中仁“对中国中铁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逝世是中国中铁的巨大损失，公司董事会对白中仁先生生前为公司所做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对其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但舆论却一边倒地将其与当下的反腐败形势放在一起解读，甚至认为应该将中国中铁的讣告改成“他的逝世是对中国反腐败的巨大损失”，尽管这种认识有悖于中国的传统道德，但在“民间舆论场”却得到了追捧，这种现象值得思考，因为民间舆论习惯于借题发挥，他们的不满往往并不特指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表达对身边诸多问题的不满。
官员自杀并不是稀罕事，而“抑郁死”可能是官方报道中最常见的一种。早在2011年7月，财新网就对因“抑郁症”自杀的官员作了不完全统计，发现2010年公开报道的8位自杀身亡官员里就多达7位之多，唯一的特例是福建莆田市市长张国胜在办公楼跳楼自杀。其实，2013年第一个高级公务员自杀身亡也与“抑郁症”有关：2013年1月8日18时许，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祁晓林自缢身亡，据报祁晓林同志生前“身患多种疾病，有抑郁症状”。
十八大以后反腐节奏明显加快，这是有目其睹的事情，但由于反腐败的负资产过大的缘故，尽管慑于威力“蹈火者”减少，但历史形成的“待罪者”并没有减少，这种压力于他们而言是可想而知的。而既往的腐败多以集团形式出现，一旦这个集团被剐开一个口子，那么整个链条就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应激性的生活事件”也就摆在了一些人的面前。倘若没有“病底子”，一些承压能力低的“待罪者”选择自杀也极有可能。从这个角度上看，官员自杀群体里的“抑郁症”患者是确实有很大水分的。
通过以上分析，反腐节奏与官员患“抑郁症”自杀虽然有一定的关联，但它的形成毕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二者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比例关系。事实上，官员们的情商和智商都非常之高，他们的承压能力也超乎常人。不仅如此，他们对这个社会知之甚多，适应能力非常之强，更应该远离“抑郁症”的困扰。因此，官员们自杀后都以“抑郁症”来回应，极可能是一个策略选择而已。
“人死帐烂”一直被舆论热议，也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例子，最后也只是定格在“死无对证”。这不是真反腐，“人死帐不烂”应该成为并行不悖的原则，因为腐败本身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背叛，如果是“畏罪”而死不过是死有余辜，让他一死了之不仅没有捍卫传统道德，却是对传统的亵渎。
白中仁的跳楼身亡之所以引起了不同的解读，就是因为人们对反腐形势产生了某种联想。早在此前，39岁的南宁铁路局总调度长、运输处处长李智跳楼身亡，当时是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案爆发后全国铁路系统第一例处级干部自杀。而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公司的一位高管，也曾在哈尔滨出差期间坠楼意外身亡，坠楼原因据说与抑郁症有关。
根据以往的经验，官员自杀后往往不了了之，这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律，但却不应该成为常态。我们不能将他们自杀的原因一概归为腐败，但对他们的怀疑却是合理的。所以说，反腐败部门必须对这类事情介入全面的调查，如此不仅会还无辜者以清白，还会让那些侥幸者无藏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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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6 13: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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