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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超生风波尽管没有尘埃落定，但目前已经有了大致的眉目。2012年12月2日，无锡市滨湖区人口计生局查实，张艺谋与陈婷生育的三个孩子均属非婚生育。由此舆论进入了下一季，人们的兴奋点完全指向了公权力与“土豪张”如何过招了。但人们似乎已经忘了，就在一年前，这样的事情在名人身上也发生过，只不过主角并不是“土豪”而是“红色公主”孔东梅，可舆论却永久停留在“苦恋”这个层次。关于“红色孔”非婚育有三个子女的传闻，舆论倒是“认怂”了，这难免让人们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一个“看人下菜碟”的身份社会。
孔子是封建伦理纲常的创立者，他在世时就对鲁国的大地主季孙氏的作为极为不满，八佾之舞乐本来就是天子享用的，但这小子却故意打破规矩，因此孔夫子将其视为大逆不道，气愤地说：“八佾舞全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而仅从舆论和公权力对待孔东梅和张艺谋的态度上看，他们的心里无一不是有个思想上的孔子在导引。由此看来，尽管中国的启蒙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但孔夫子思想中应该继承下来的好东西确乎被扫地出门了，而一些与现代政治格格不入的糟粕却承继下来，以致你不得不承认，中国依然没有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人治色彩极为深厚，法治只是这个国家光彩的表皮。
评论张艺谋超生这个事情是很纠结的事儿，它的逻辑起点本来就不好拿捏。但如果从特权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用“奥卡姆剃刀”将人权一类的因子剃掉，那么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落到公平正义的角度上，因为它终归是一个法治问题。而人们对张艺谋的穷追猛打，归根结蒂是他曾经享用了名人特权。但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特权之所以成为特权，就是因为它与身份紧密相连，公众对特权的宣战只是“蚂蚁搬家”，积小胜而成大统却是一个长期的事情，罗马并不是一天建成的。但这种努力必须有人来做，如此才能推进社会的进步和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
“蚂蚁搬家”难免有所取舍，不是不为而是不能，这在形式上就表现为“选择性”，它当然出于一种无奈。在一个特权无所不在的国度，要消除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然，那种认为拿“土豪张”开刀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既然罗马非一天建成，那么就要从一块一块石头上做起，而不是整天讨论应该搬哪块石头。
早在去年的10月份，大公网就发布了一则报道，披露了李讷之女孔东梅15年“苦恋”终成正果的事情。报道指孔东梅在“苦恋”期间，与泰康人寿老总陈东升育有3名子女。这篇报道信息量颇大，简直让人目不暇接。而据此后《星岛日报》的报道，1972年出生的孔东梅大学毕业后与大她15岁的陈东升共同创办泰康人寿保险公司，之后两人一起生活，并育有3名子女。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陈东升前一年终于成功与原配陆昂离婚，从而为孔东梅“正名”。
倘若关于孔东梅的报道属实的话，那么她与“土豪张”今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但从公众和舆论的反应上看，二者却是“冰火两重天”。笔者并不是在这里为“土豪张”辩护，而是出于对社会公平的关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公平应该人人有份，舆论应该平等待人，否则这很难说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身份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它与政治息息相关。《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此的解释是：“身份特指一个人在法律上所居的地位，该种地位决定其在特定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在皇权专制时代，“伦理法律”成为社会并行不悖的准则，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其社会身份，而现代中国似乎承继了这种“基因”，继而也影响到现代人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我们从张艺谋超生风波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
梅因在他的《古代法》中认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关系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关系就是契约。”但我们这个社会的契约意识却生长缓慢，而身份却不断受到制度的强化，这种现象就不能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上做出合理解释了。
身份社会的挥之不去与人治的茂盛有关，它不过是这棵树上的枝叶而已，如果不连根拨起，就无法阻止它上面的果实落地。因此说，制度作为文化的核心要素，它的秉性无时不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思考方式。那么公权力及社会舆论对张艺谋和孔东梅的不同处理，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如果仔细观察，为“土豪张”叫屈的无外乎有这么两种人：一种认为计划生育本来就是“恶法”，他以身试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又无法解释他们夫妇未婚先育的问题；另一种认为张艺谋具备的是“有限特权”，这种“特权”是相对而言的。这两种看法都是基于身份社会这个事实而存在的，如果社会根基消失了，那么人们的思维也就不至于如此复杂了。因此说，如何走出身份社会才是公众应该关心的问题，其它的不过是个由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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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03 14: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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