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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花石纲”，错把戏说当历史的中国人总是把它与《水浒传》和宋江联系起来，其实它们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对北宋而言，宋江也不过是一个小蟊贼，和曾经搅起翻天巨浪并将北宋王朝引入未路的方腊来比，简直就是小儿科了。我想表达的是，如果要为北宋立个碑的话，墓志铭也就非“花石纲”莫属，因为这里包含了太多的含义和信息。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在历代的知识分子眼中，几乎清一色没有得到过什么良好的评价，这种以暴制暴的行动太过血腥，如果不沿用春秋笔法，客观的历史学家对双方的评价往往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我们却很另类，天下甫定后便一边倒地将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看成是正义之举，但却将手段的丑恶视为小节，这看似在为谁确定合法性，但打天下毕竟是一个手段，治天下才是目的，这种做法是极不明智也是毫无远见的。当然，这并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东西，想说的倒是一个繁华的帝国怎么经过方腊们这么一折腾就一蹶不振了呢？

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的著名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蔡东藩在《宋史演义》对方腊的描述也极尽鄙夷和厌恶，他说：“方腊世居青溪县堨村，托词左道，妖言惑众，愚夫愚妇，免不得为他所惑。但方腊本意尚不过借此敛钱，并没有甚么帝王思想。”对于揭竿而起的原因，他做了这样的分析和猜测：“自苏、杭设置应奉局及花石纲，朱勔倚势作威，往往擅取民间，不名一钱，腊亦屡遭损失，漆被取去，无从索价，所以怨恨甚深。”看来，这位没有进行过党化教育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霸气，也只有这样的历史学者才能济世智人。

做为历史学家， 蔡先生也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自然有胸中褒贬的皮里阳秋。但在《宋史演义》上还是这样做了中肯的评价：“方腊、宋江，虽皆亡命之徒，而非贪官污吏之有以激之，则必不能为叛逆之举。就令潜图不轨，而附和无人，亦宁能孑身起事？盖自来盗贼蜂起，未有不从官吏所致，苛征横敛，民不聊生，则往往铤而走险，啸聚成群，大则揭竿，小则越货，方腊、宋江，其已事也。”

《宋史演义》是在中华民国十一年元月完成的，彼时的言论相对宽松，因此，作者的讽喻意义和价值，在今天来看是非常珍贵的。

方腊是今淳安县人，和历史上农民起义首领一样，也是靠童谣图谶来诱惑愚民而聚啸山林之人。他曾利用牟尼教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并明确提出“平等”的口号。宋徽宗宣和二年，方腊在青溪碣村发难起义，起义队伍很快便发展到数十万人，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攻克了六州五十二县，控制了浙江、安徽和苏南广大地区。方腊起义坚持了近一年之久。

方腊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攻城掠地所向披糜，这和当时北宋的政治腐败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彼时正处于北宋末期，奸臣当道，吏治腐败，内外交困，王朝在繁华的外表下其实势如累卵。但宋徽宗赵佶却没有看到这点，反而穷奢极欲地讲排场。为了建造宫殿和园林，他先后下令设造作局和应奉局，派朱勔等人到江南各地搜刮民间的花石竹木和奇珍异宝到首都汴京，每十船组成一纲，这就是“花石纲”。朱勔们也拉大旗做虎皮借机渔利，把整个东南地区弄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最后让方腊以除贪官的名义揭竿而起，完成了将北宋赶进坟墓的第一扫帚。

宋宣和二年，据说当时民间流传童谣：“十千加一点，冬尽始称尊。纵横过浙水，显迹在吴兴。”十千是隐寓万字，加一点便成方字，冬尽为腊，称尊二字，就是南面为君的意思。其实这本是唐朝袁天罡、李淳风遗留下来的《推背图》中的四句话，却被方腊用来成为呼应民众的有力口号。当然，这是不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据一些书籍的记述方腊起事时的誓词，还是充满道义的：

“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

“靡荡之余，又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于汝安乎？”

“夫天生烝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

这些话自然是后人的穿凿附会，但也是八九不离十的情景还原。当时的北宋，已经承平日久，《蔡京传》提到“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于是蔡京对徽宗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但“帑庚盈溢”却不是用来济民的，它仍然不能满足徽宗和腐败官员们的骄奢淫逸之需，而对这个记过也填不完的“洞”，整个王朝也必然会走向官逼民反的不归路。正因为如此，蔡东藩说：“北宋之亡，非金人亡之，自亡之也。”

中国人治史，往往缺乏世界眼光，黄仁宇先生觉得：“中国学人之治史，则先以道德观念阻塞技术上的检讨”。他说：“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宽，即以《宋史》‘食货志’及‘兵志’参考对照，也可以产生一种概念，知道现代金融经济，需要详确的法制维持，先要确定政府征兵抽税的权责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财产之不可侵犯，然后国民经济，足以构成服务性质的部门，包括交通通信保险及雇用律师等等也能作侧面的监视。”

老先生更多地从制度和体制上观察北宋的灭亡，倒给我们开了一扇门，对思考今天的事情颇有启发和借鉴。他认为：“传统的官僚主义，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为‘圣旨’，则实际上征兵抽税的权力毫无限制。《宋史》‘食货志’里说及‘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就表现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税收权力无限制，其成算纯靠上端向下端加压力。政府经商，财政部门的商业化，更无从合法合理。”

黄仁宇先生是承认腐败政治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他更重于对体制和制度上入手，对中国传统的官僚主义进行剖析，从而为中国走出治乱循环找到一剂良药，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小人书”时代，《方腊传》就成为文化沙漠上的一泓清泉，但它却不为我们这些“小儿”所理解，在没有理解上意的情况下，它的功效也许只有娱乐意义。但到了今天，“小儿”们已经不需要用它来娱乐了，更多的是需要我们手握权柄的大人们才能去读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