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品读

丁金宏 田阳 程晨

胡焕庸先生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贺男注：吴传钧《胡焕庸大师对发展中国地理学的贡献》“胡师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文史地部学习”；《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地学卷·地理学分册》88页“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师从竺可桢先生。192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留学，师从白吕纳、德马东、德芒戎等地理学大师。回国后，胡焕庸先生在多所大学任教，为教育部部聘教授。胡焕庸先生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和首届理事，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

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第2卷第2期发表的论文“中国人口之分布”，是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奠基之作，其学术发现的科学性经得起反复验证，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力经久不衰，并且研究结果应用到人口地理以外的广泛领域，成为《地理学报》诞生以来的世纪经典。

一、创作背景

晚清以来，国运衰颓，志士仁人欲求强国之道，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必难忽视，在中国人口是否过剩的判断上发生了严重分歧。1904年5月《警钟日报》刊文历数史实，将国家的治与乱直接对应到人口的寡与众[“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警钟日报》，1904年5月25日。转引自《东方杂志》，1904年第6期。]。吴景超（1933）按人口密度与职业分化的关系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中国属于最低一级的人口密集、农业主导的“第四种国家”，国民艰难挣扎在温饱与冻馁边缘。鉴于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不少学者呼吁实施节育，控制人口（吴景超，1935；董时进，1936）。

另一些学者则从中国人口密度的国家对比以及广大西北地区地广人稀的事实出发，认为中国人口并未过剩，进而主张通过大规模垦荒将人口大规模转移到人烟稀少的西北边区，起到减轻东部人口压力、开发西北边疆的双重功效。1908年《东方杂志》发表影蓉（1908）的文章“徙民实边私议”，认为西北内陆地广人稀，可以从东部“募豪俊、来商旅、谴罪囚，……酌盈剂虚、裒多益寡”。1912—1949年，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移民开发、屯垦实边、建设西北大后方的社会呼声再次高涨。张人鉴（1934）提出吸引海外侨民资本和东部充裕的劳动力开发西北，实现向西北移民一亿人、使西北人口密度达到“每方华里十余人”的宏伟目标。安汉（1932）认为中国的人口密度仅为一百零二人每平方英里，显著小于东亚诸国，与欧洲国家相比差距更大，由此断言中国人口并未过剩，解决人口问题的要旨是调剂人口与食物的对比关系，也就是向西北移民。中华民国政府的建设委员会一度做出了向西北移民九千万人的宏大计划。这些形而上的人口比较、移民策划引起了翁文灏、竺可桢、胡焕庸等地理学家的警觉，系统揭示人口分布不均的国情事实及其人地关系基础，理性回应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应向哪里移民的国策问题，成为中国人口地理学创立的思想动力和学术责任，盛年的胡焕庸正是这一重任的勇敢担当者。

二、主要贡献

1.创制完整的县级人口密度图

彼时研究中国人口分布面临数据缺乏的问题，可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整理的1918—1919年分省人口数据、1925年邮政局调查统计的分县人口数据、1928年内政部调查的各省市人口数据、1935年内政部汇编的1931—1934年各省分县人口数据，但是每个版本都有省区缺漏，一省之内也常有县市数据缺失。胡焕庸尽量采用1935年内政部汇编的最新数据，除了沿用县级统计俱全的浙江、山西等6个省的数据外，花了极大精力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核算了各地人口：江苏等17个省的数据取自政府报告；直辖市、租界的人口数据主要取自《统计月报》和英国《政治家年鉴》；四川、贵州、福建3个省因缺乏新近数据不得不采用1925年邮政统计数据；西康、青海、西藏地方的人口根据经验做了主观估计；蒙古地方的人口数据来自外蒙政府的官方报告，此外还用了一些来自《申报年鉴》、英文版《中国年鉴》等的零星数据。经过细针密缕的整理，胡焕庸实现了中国大陆人口数据的第一次县级统计单元完整拼合，不无自豪地宣称为“全国人口比较最完备之统计”（胡焕庸，1935）。胡焕庸将县级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相关联，制作了人口分布点值图和密度等级图，前者以每点代表两万人，后者将县级人口密度分为八个等级，直观反映人口分布的疏密差异。鉴于新地图的新颖性和完整性，1939年申报馆出版发行的《中国分省新图》特请胡焕庸将其以“重要城市及人口分布图”之名编入图集。今天重读论文、地图、所附数据及说明，仍然能感受到当年搜集处理数据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2.开展人口分布的地理解释

胡焕庸对人口密度分级地图做了人地关系的解读，第一级分布在长三角、杭州湾、成都平原，这些区域地势低平、水热条件优越，是历史悠久的稻作区，土地的供养能力强，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千米四百人以上，并且支撑了人口密度更高的现代工商业中心城市。

与第一级相对的另一极端是地广人稀的第八级，范围覆盖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新疆，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不足一人，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是寒旱高原，新疆有大面积的荒漠，从地形或气候条件看，都是人类生存的极限区域。

介于第一与第八级之间的六级区域，随着地形气候条件组合由好转差，人口密度由高到低，其中大河支流的冲积平原地理条件相对优越，形成局部的人口密集地带，如赣江、湘江、汉水、渭水、汾水、西江等河流沿岸地带；有的地区地形条件较好但水热条件不足，如华北平原、松辽平原，人口密度又次之，有的地区地形条件较差但水热条件尚好，如云贵高原、南岭山脉、秦巴山脉，人口密度更下一级。

3.发现“胡焕庸线”

在完成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之后，胡焕庸敏感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差异性存在一个线性轮廓：

“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4]

这条“瑷珲—腾冲线”画龙点睛地反映了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均匀格局，是中国人口密度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渐变过程中的突变线。由于地名变换，“瑷珲—腾冲线”一度称为“黑河—腾冲线”。1984年7月美籍华人人口学家田心源教授（H.Yuan Tien）来上海拜访胡焕庸时指出，这条线应该称为“胡焕庸线”[Lin，J.1984.Population growth is his worry.China Daily，September 12.]，自此“胡焕庸线”的称谓逐渐流行于世（贺男注：据《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中钱今昔撰“地理学大师胡焕庸”文，此线曾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译成英文，供当时军民利用与参考，并把它称为“胡焕庸线”）。从篇幅上看，“胡焕庸线”并不是“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的学术重心，如今却成为中国人口地理学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之一。

4.确认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过密

胡焕庸继承和发扬了竺可桢提出的区域对比的地理条件和空间尺度相近性原则（竺可桢，1926），认为“研究各地人口密度，最好能以自然环境约略相同之区，用作比较，即不然，至少亦当以面积相当之区，互相参证”。对于当时某些言论家不加区别地进行中外对比，遽言中国人口并不密于欧洲诸国，胡焕庸怒斥之为“非狂即妄”（胡焕庸，1935）。

胡焕庸指出，中国的版图面积与欧洲全境相当，总人口比欧洲略少，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41人，仅比欧洲少3人，但欧洲并没有中国西北那样的大沙漠、大高原；如仅以自然条件与欧洲相当的东南半壁而论，则平均人口密度已达110人，反比欧洲高出一倍半。美国面积约为中国的3/4，人口仅相当于中国的1/4，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16人，不到中国的40%，且地形、气候条件显著优于中国，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人口密度之过大。沙漠遍布的澳大利亚其面积比中国西北半壁略广，而其人口仅相当于中国西北的1/3，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不足1人，亦逊于中国西北半壁，说明西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比国际同类地区更大。即以当时西方标榜的西方人口最密之区——比利时和英格兰而论，其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千米260人以上，中国自然条件相当的苏南地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533人，反比上述两国高出一倍，且中国除了少数城市绝大多数居民靠农业为生，足见江南人口密度在世界范围的领先地位。胡焕庸对比的结论虽未直言人口过剩，但上述论述已在表明中国人口实已过剩。

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必然关联到国内移民的方向选择，胡焕庸赞同翁文灏的观点，认为西北地区多是大高原、大荒漠，偶有绿洲多靠雪水灌溉，农业生产条件差、产量低，对外交通又不方便，难以容纳大量人口。相对而言东北地区地势低平，气候湿润，现有人口密度又不高，岁热量不足限制粮作熟制，可仍可作为国内移民的潜力方向。翁文灏（1932）倾向于优先开发松辽平原，胡焕庸则将目光进一步北移到嫩江平原。但由于日寇入侵、“伪满洲国”建立，向东北移民的方案无法付诸实施。

三、学术影响

1.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奠基

胡焕庸之前的地理学家已经开始关注人口地理问题，长期在中国开展地理研究和教育的英国学者罗士培（Roxby，1925）、美国学者葛德石（Cressey，1934），对中国东部及中部地区的人口分布及人地关系做过开拓性的研究，翁文灏（1932）提出了用北平—钦州线分割人口地理大区的方案，竺可桢（1926）开展了江浙两省县级单元的人口分布分析，这些研究都只覆盖了中国的局部或者较大部分地区。胡焕庸的中国人口密度地图首次展现了中国全境的人口地理格局，继承和发扬了竺可桢、翁文灏的学术传统，重视人地关系对人口分布的解释，提出人口比较的空间尺度和地理环境一致性规范，是对中国人口地理的一次集成创新，“中国人口之分布”成就为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奠基之作。

2.胡焕庸线的国家地理分界意义

“胡焕庸线”发端于人口密度分布差异，而实质上深刻揭示了中国自然、经济、人文诸因素的综合分异格局。直接影响人口密度的是人类活动因子，包括农业的生产方式、工业的交通条件、商业的集聚区位等，而潜藏于人类活动之下的是自然条件如地形地貌、气温降水、土壤植被等。综合而论，“胡焕庸线”东南地区自然条件的共性特征是地势低平、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生长期长，由此决定了农业的高产高效，对工业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起了很强的支撑作用，加之公路、铁路、水路运输条件优越，与国际市场的连接便利，形成了数量众多、规模较大的工商业中心，凡此种种决定了东南地区的人口高密度。胡焕庸线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生态本底、农业基础、交通条件及工商城市等与东南地区形成强烈反差，导致人口相对稀疏。总之，胡焕庸线是中国综合国情的顶级分界，在国家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越来越彰显出它的辨识度、科学性和稳定性，正在成为与秦岭—淮河线、长城线并列的又一条重要的国家地理分界线，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国情分析与研究之中（丁金宏等，2021）。

胡焕庸线是地理国情的一种客观存在，是人口密集与稀疏的分界，不幸的是它也成了富裕与贫穷的分界，从而一度引发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总理之问”，并促进学术界对于胡焕庸线的更深层思考。胡焕庸线的突破不能紧盯着人口的数量对比，对西北地区而言，增加人口和密度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让西北地区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缩小与东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差距，让西北的人民富裕起来，让西北地区的生态稳定向好（李梅等，2016；陆大道等，2016）。

参考文献

[1]安汉：《西北垦殖论》，国华印书馆，1932年。

[2]丁金宏、程晨、张伟佳等：“胡焕庸线的学术思想源流与地理分界意义”，《地理学报》，2021年第6期。

[3]董时进：“在中国何以须节制生育”，《东方杂志》，1936年第5期。

[4]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

[5]李梅、丁金宏、曾毅等：“李克强之问与胡焕庸线之破”，《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期。

[6]陆大道、王铮、封志明等：“关于‘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学术争鸣”，《地理研究》，2016年第5期。

[7]翁文灏：“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独立评论》，1932年第3、第4期。

[8]吴景超：“世界上的四种国家”，《独立评论》，1933年第75期。

[9]吴景超：“土地分配与人口安排”，《独立评论》，1935年第155期。

[10]影蓉：“徙民实边私议”，《东方杂志》，1908年第1期。

[11]张人鉴：《开发西北实业计划》，北平著者书店，1934年。

[12]竺可桢：“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1926年第1期。

[13]Cressey，G.B.1934.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A Survey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McGraw-Hill Book Company，Inc.

[14]Roxby，P.M.1925.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China：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Geographical Review，Vol.15，No.1.

作者介绍：丁金宏（1963- ），男，江苏涟水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0148M），研究方向为人口地理。E-mail：jhding@re.ec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