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一、苏北——一个特殊的地区

江苏是中国本部的21个省之一，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最东端。虽然与内陆省份相比，占地41840平方英里[1英里≈1.609千米。——编者]的江苏非常小，但却几乎是比利时的4倍。江苏南北狭长，西临河南和安徽，北接山东，南界浙江，东朝黄海。

长江下游自西而东穿江苏而过，将其分成两个不对等的部分。位于长江以南的面积为11355平方英里，而长江以北的面积更大（307475平方英里），几乎占了全省的3/4。而后者——苏北地区，正是本文从地理学角度来研究的一个区域。

苏北并非定义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区域，而是政治区域，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区域地理的一个研究单元需要特别解释。

首先，它是中国南北的重要过渡带。虽然它代表北方和南方景观，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它既不能视作华北平原的一部分，也不能视作长江三角洲的一部分，它需要一个特殊和独立的研究。

其次，苏北包含多样性的自然景观和人类活动现象。但由于边缘化的处境，其意义往往被研究整体中国或主要区域特征的人所忽视。苏北的真正面貌和基本问题需要通过一个较小的区域性分析来揭示。

第三，通过对苏北这样过渡带的详细研究，有望更加确切划定南北之间的主要地理界线，同时更好地呈现苏北的意义。

因此本文并非将苏北视为一个和谐的自然区域，而是一个具有过渡和复合地理特征的具体区域，对其研究是为了显示该区的真实面貌以及帮助划分苏北所包含的自然区域。

二、苏北——一个复合冲积平原

苏北地区整体是一个低冲积平原，除了北部和西南部一些零散的丘陵之外，海拔高度几乎不超过60英尺[1英尺=0.3048米。——编者]。在大多数地区，土地平坦无垠，只有人造的圆顶和墓丘偶尔打破地平线的均质。

在苏北北部的徐州和海州附近可以看到分散的丘陵，其中最高的是云台山（1900英尺）。这些丘陵大多零散，坡度平缓，深埋在冲积层之下，只有峰顶高出周围的低地，如同汪洋之中的岛屿。在南部扬州附近的丘陵大多是由熔岩切割成平顶的孤立山丘组成，形成非常独特的地貌。

苏北广泛分布的冲积层主要是黄河和长江带来的“礼物”。以频繁改道著称的黄河，自1324年至1852年流经苏北，夺淮入海期间，堆积了大量的沉积物，建构河床以及扩展三角洲。作为远东最大河流的长江，同样在下游两岸堆积大量泥沙，并快速堆积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北半部成为苏北的南部，是最适合农业的沃壤。因此，苏北可视为一个由东入海的黄河、长江及其支流三角洲所形成的复合冲积平原。

河流沉积物的堆积导致沿海平原的稳定增长。其增长率大致可以从历史资料中追溯。冲积层的实际厚度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普遍估计不会少于几百英尺，尽管中国地质学界对如此之厚冲积层的形成模式争论不休。

三、苏北——水道之乡

众多错综复杂的人工和天然河道网络，覆盖着冲积平原。一些河流在天然的条件下蜿蜒流经平坦的土地，其他河流则被人为限制在为预防洪水而修建的堤坝之间。

苏北的河流大多自西向东而流。长江和淮河之外，还有沭河、灌河、射阳河、斗龙河以及其他入海河流。淮河之前作为独立的河流，是本区最主要的水道，但自1852年起，它的下游被黄河的泥沙堵塞，现在被认为是一条没有合适入海口的河流，需要通过一些蓄洪湖泊南入长江。淮河复杂的水文和历史演变将在其后章节详细讨论。

苏北还有许多跨越南北的运河。它们的建造是为了连接自然水道，便利交通，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大运河、运盐河和串场河。大运河是第一条建造的运河。早于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建造了连接长江和淮河的第一段运河。在之后的隋朝（581-618年）、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运河不断得到延伸和改善。至元朝（1280-1368年），长达850英里的运河成为北连北平，南接杭州的动脉，在明清时期频繁维护下，至今依然通航。运河从微山湖到长江，横跨江苏北部，全长250英里，以淮阴和扬州为主要贸易港口。

盐河连接淮阴和海州，正如其名所示，这是一条专门为从沿海到内陆运盐而建造的运河。沿着海岸由北向南延伸的是串场河。这条运河与许多入海通道相交，汇合射阳河入长江。紧邻串场河东面的是范公堤，它是由宋朝大臣范仲淹为了保护低地不受潮汐侵扰，在公元1100年主持兴建的捍海堰。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苏北的水道网络极难控制和维护，因为每条水道在不同的坡度和层面上流动，均具有特殊性。即使对现代工程师来说，治理洪灾性河流也非易事。旧时治水人员面临的困难是无可置疑地巨大，不仅要使河道免于洪水侵袭，而且要保持其通航，并灌溉农田。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沿着河道广泛修建了堤坝和水闸；在整个中国历史中，许多学者和官员高度研究和讨论了作为国是的水利问题。

四、苏北——一片充满反差的土地

作为过渡带，苏北拥有多样性的自然特征。沿着长江三角洲一带，年均降雨量达到1100mm，而北部边境则降至600mm。此外，降雨量每年和每月都不同。通常降雨的多与少，或早与晚，都会导致洪灾或旱灾发生，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的歉收。

虽然临海，苏北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与同纬度的其他地方相比，它夏天更热，冬天更冷。气温的年变化量从南到北有明显增加，同时生长期从南到北减少。

苏北区域差异在土壤性质和土地利用方面表现更为明显。由于不同的河流淤积，这片冲积平原各处组成物质均不同。淮阴以北的土地主要是古黄河的沉积物，结构上一般是松散的沙质，只适合如高粱和谷子的旱作物。沿长江三角洲附近的土地是肥沃的泥质土壤。得益于丰沛的降雨和较长的生长季，该地区种植了水稻、小麦、豆类、棉花和蔬菜多种农作物。沿海的土地是盐土沉积物，贫瘠不毛，但适当开垦，可植棉花。苏北中部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湖泊和运河交错。土壤多为灰黑色的湖泊沉积物，质地紧密，有机质丰富。但是地下水位很高，土地常因水浸而潮湿，只能种植水稻。

因此，通过对气候过渡、土壤组成和作物分布的比较研究，苏北可以划分为四个子区域，每区都有不同的特征。它们分别为：

1.淮北地区或者高粱与粟作带；

2.长三角地区或者混合种植带；

3.中部低地活着稻作带；

4.沿海地区或者棉作带。

这些子区域在本文（第五章）被命名为“农业区”，是基于农产品的分布而区分的。由于作物的多样化源于主导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们也可被认作地理区域或小的自然区域。

五、苏北地区——一个拥挤的农村社区

尽管苏北的地区多样性很强，但整体而言面临一个迫切的问题——农村人口的拥挤。本区到处都可见农民互助耕种他们的小田块，人口密度达到276人/km2，甚至高于比利时和英国等工业国家。在2000万人口之中，八成是人均耕地不足半英亩的农民。农民竭力通过辛苦劳动和集约耕作从土地中获得最大收益，然而依然贫穷，生活水平甚低。

拯救苏北乡村的措施已经提出很多，但实际可行的很少。增加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可能性似乎值得怀疑。移民不足以释放人口压力，因为周边没有地方可以接收如此之量的迁民。计划生育被认为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但它可能需要至少一两代人才能成功。

工业化似乎是唯一希望的出路。在资本充足的情况下，苏北可以成为纺织工业特别是棉纺织地区。工业化地区通常可以支撑较高的人口密度，纺织工业可以从农业中吸纳大量的工人。

然而，纵然苏北具有众多自然和社会的特征，但它却意外地被地理学家忽视。这主要源于纯粹的疏忽，另外是因为苏北因交通不便而难以进入。广阔的沙质海岸与众多海滩浅滩，阻止人们轻易地从海上登陆。错综复杂的运河和河流阻断了陆地的公路建设。这个地区唯一为世界所知的是大运河两岸，许多西方游客都曾到访。

在众多地质学家中，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是最著名的。他在1871年通过运河从扬州到淮阴穿越苏北。然而，在他的“信”中却很少提及这段旅程。维理士（Baily Willis）在1904-1906年间访问过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但未触及本区，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指导下，刘季辰和赵汝钧在1920-1922年对本区进行了一次初步的地质调查，并于1924年出版了报告和地图。

近年来，由于1921年、1926年和1931年频繁洪水的持续影响，水利工程师给予苏北相当的关注。各种机构（如导淮委员会、运河工程局、经济信息局等）均为研究苏北水利问题做出巨大贡献。1933年，地质调查所对中国土壤的分布进行调查。苏北的土壤因多样性而备受关注，被选为土壤研究的样区。1932年，卜凯（J.K.Buck）对本区进行了农村经济调查，以显示1931年洪水的影响。同年，实业部发布《中国工业手册：江苏卷》，虽然编写仓促，但包含了许多有用信息。其他有关苏北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资料，可以在许多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的一般论著中，特别是在1932年至1937年间的论著中找到。

1934年7月，我随胡焕庸教授和“国立中央大学”同学到此区考察。这是一个专门为调查水利和盐垦问题而组织的小型考察队。次年，我们就这两个问题撰写并出版了专题报告。在行程中，我们仔细观察各地不断变化的景观及其与气候土壤的密切关系，同时，还对农村生活的总体面貌和主要困难进行了考察。总而言之，虽然近年在地质学、水文学和农业方面对苏北作了一定数量的研究工作，但尚未对本区进行一个综合的地理研究，本文尝试弥补这个不足。

第二章 地形的演化

第一节 地质结构

苏北的地质结构非常模糊，因为本区露出地面的岩石稀少，大部分都深埋在冲积层之下。由于本区没有矿山、采石场和钻孔，若不参考毗邻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别是秦岭东段和南京附近的丘陵，就很难确定本区地质构造的演化史。秦岭山脉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主要地理屏障，同时是分隔南北的地质界线。根据刘季辰和赵汝钧的地质调查报告，苏北和苏南的地质结构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省份。因此大部分人相信秦岭山脉横跨苏北，在冲积层下形成无形的分界线。

秦岭山脉大致呈东西走向，在陕西南部高高隆起为南山山脉，从河南到安徽往东南延伸的山脉被地方称为淮阳丘陵，在接近江苏边界时，它天然转向东北延伸，高度几乎骤降到海平面。整个山脉埋藏在洪泽湖周围厚厚的冲积层之下，之后重现海州附近，云台山通常被视为秦岭山脉的最东端。徐州周边分布着主要由红页岩和鲕粒岩组成的丘陵，属于地质上的北方省份。长江北岸的扬州西部有几座孤立的平顶小山丘，它们由年代更近的白垩纪地层组成。从地质构造上，它们是宁镇山脉的一部分，属于地质上的南方省份。

（a）海州地区。尽管因严重侵蚀以及被冲积物深埋，云台山仍高出海平面1940英尺，是苏北的最高峰。云台山主要由前震旦纪的结晶片岩组成。在海州城南的朐山发现一个更古老的地层，形成云台山的结晶片岩在此不整合地覆盖在可能是太古代的旧片麻岩上。

海州并未发现早于震旦纪的岩石，这可能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年代更近的沉积层因为随后的侵蚀完全消失。其次，年代更近的地层被厚厚的沉积物掩盖。再者，震旦纪以来，本区从未被海水侵入，因此未形成任何可观的海相地层。

海州东部的云台群山被一条由西北东南向的狭长平坦的冲积带一分为二。东云台比西云台在一定程度上更高更美，它壁立千仞，面朝大海，是陇海铁路东端终点连云港口的所在地。

（b）徐州地区。徐州城周边分布着许多海拔600至900英尺的零散山丘。它们主要由寒武纪和奥陶纪的石灰岩和红色页岩组成，在大部分地区都受到强烈的褶皱作用，而褶皱轴呈现东北西南向，背斜谷和向斜脊随处可见，表明自造山运动以来发生了严重的侵蚀。石炭系煤层直接覆盖于奥陶纪的灰岩之上，而在南方广泛分布的志留纪和泥盆纪地层在这里完全缺失。可见自古生代末期以来，本区可能已经成陆，因为此后没有发现任何海相的中生代岩石。

（c）扬州区域。苏北南部的山丘由比北部年代更近的岩石组成，奥陶系石灰岩已为最古老的地层，前寒武纪的岩石完全缺失，而志留纪地层发育成熟。北部和南部的陆地条件可能都是在二叠纪之后建立的，但只在南部发现陆相的中生代沉积物。而宁镇山脉是由始于早侏罗纪以褶皱作用为主的造山运动形成的。随后又出现在中国其他地区罕见的白垩纪红砂岩沉积物。在第三级初期，红砂岩不整合地被雨花台砾石和玄武岩熔岩的沉积物覆盖，后又因侵蚀被抬高和切割，因此在南京附近的长江两岸形成许多熔岩冠丘。在扬州西部，这些冠丘散落在海拔400到600英尺的黄土沉积物中。六合东南部的灵岩山和方山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易受侵蚀的软红砂岩层在玄武岩的保护下才得以保存。

第二节 冲积平原的综合特征

苏北位于黄河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交汇处，而黄河是一条含沙量甚高的河流。例如1934年黄河济南段的年总流量为56050576000m3，而泥沙量为1110252000m3。同年，黄河在泥沙开始沉积的陕州总流量为44306738000m3。因此，从陕州到济南途中沉积的泥沙达341600000m3【详见于《黄河志》或《黄河地方录》，第111章，水文工程[M]，张含英，1936年。】。此段河流长764km，平均宽1500m，这些泥沙的淤积使河床在没有洪水的正常年份抬高0.3m。换句话说，人们必须每年把堤坝抬升一英尺才能防止灾难性的洪水。

大量的泥沙之外，由于降雨分布的极端不规律，黄河水位易于大起大落。夏季降水和冬季干旱的集中造成年均流量起伏较大。例如陕州一月份的年最低流量为每秒150m3，最大值通常会出现在八月，增至每秒6800m3。由于泥沙量和流量的同时增加，河流水位高涨，含着泥沙的河流冲击力剧增，而将黄河固定于乡村头顶的堤坝难以承受而崩塌，洪水如同瀑布倾泻而下，淹没大片农田，造成巨大破坏。

尽管频繁发生的洪水侵害人民的生命与财产，但从地文学的角度来看却是建设性的。如果不是洪水，大量的泥沙会被河水带到海里，而不会在沿线乡村堆积。据记载，在1934年7月至10月的四个月，陕州的泥沙总量为1290642000m3。如果这些泥沙平均分布在沿线乡村，面积可达1290km2，厚度1m。在1935年山东西部的洪水中，一些河段的沉积物厚度超过2m。

因此，携带大量的泥沙以及频繁泛滥的黄河是最强大的三角洲建造者。葛利普（A.W.Grabau）认为，山东丘陵原来都是海上岛屿，后来由于黄河三角洲范围的扩大而并入陆地。【葛利普.地层学原理[M].606-609.纽约，1932（Amadeus William Grabau. Principles of Stratigraphy）.】如此大面积地围合丘陵岛屿造陆，其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据估计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1730年，黄河三角洲平均每年延伸30m。

黄河缔造苏北北部，长江则制造苏北南部。与黄河不同，长江由于其流域的降雨量变动较小，水位波动也较小，其造成的洪水要少。长江穿过一个天然谷地，山谷的宽度和深度足以容纳大多数年份的严重洪水。长江的流量是黄河的六倍，每年平均流量约为每秒300000m3，最小和最大波动为在10000-60000m3之间。虽然长江所含泥沙相对较少，每年输沙量仍有326000000m3，足以以一米的厚度覆盖326km2的区域。

冯·海登斯坦（Von Heidenstam）通过计算泥沙的年排放量，估计长江三角洲的海岸每60年向前推进1英里或每年88英尺。丁文江在他1919年的报告中证实了这一估计，他通过研究某些沿海城市的建立日期，推断出三角洲的增长率为每69年1英里或每年77英尺。【冯·海登斯坦.长江三角洲的增长（The Growth of the Yangtze Delta[J].e Jour. N. China Brit. Royal Asiatic Soc.，Vol.53，1922）；丁文江.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R].上海港口调查，系列1，报告1，1919.】随着长江三角洲范围的扩大，在其前进的沉积物后方形成了两个封闭的湖泊。南部是一个名为太湖的大三角洲澙湖，北部是一个几乎连绵水层的湿地带。

北有黄河，南有长江，苏北有众多如洪泽湖、高宝湖湖泊以及湿地。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淮河在三角洲的建设中也起到部分作用。它将泥沙沉积在湖泊中，增高了湖床，从而有助于湿地的开垦。

由于苏北有黄河、长江和淮河三河交汇的沉积物，它被认为是一个复合三角洲地区。尽管地势平坦单调，但本区土壤成分差异很大，这将在第四章进一步介绍。

第三节 海岸运动与三角洲增长

为了研究三角洲的增长，陆地和海洋相对运动的知识不可或缺。遗憾的是关于中国海岸运动的真实历史，至今没有最终答案。因此，长江和黄河三角洲形成和发展的实际模式仍然充满疑惑。地质学家之中，李希霍芬是第一个对此问题提出看法的学者。在他的“信”中，他写道：

自许多地质时期以来，中国东部一直在经历缓慢而渐进的下沉，从未被瞩目的剧变打断。下沉可能会周期性地处于几乎静止的状态，并在一段时间内转变为一种非常缓慢的上升，或普遍的，或局部的，但是在这种变化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之前，下沉会再次发生。目前的地质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一部分陆地的缓慢上升中断了下沉，然而全国其他地区仍在继续下沉。有证据表明宁波以北的海岸在上升，越往南海岸上升的幅度越大。【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信件（致上海总商会），1870-1872[Z].上海.】

据此，中国海岸以杭州湾为轴点大致分为两段，杭州湾之北是上升海岸，有一望无际的沙滩和平坦笔直的海岸，之南则是下沉的海岸，有许多溺谷和岩石岬。

然而近年来，葛利普（Grabau）、维里士（Willis）和丁文江等地质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在研究了许多证据后，他们似乎都认为在杭州湾附近找不到这样的轴心点，实际上整个中国的海岸都在下沉，两条大河所携带的沉积物足以抵消海岸的缓慢下沉。[Grabau，A.W.：loc. cit p.618.]

葛利普在“地层学原理”中，认为三角洲的形成：

静止海平面的影响是伴随前积层明显发展的三角洲快速向外扩张，而缓慢下沉则导致顶积层的广泛发育，而限制前积层的发展……如果下沉缓慢且或多或少有规律，河流持续的淤积就会把海水完全挡在外面，形成一层厚的陆相顶积层。这种相当厚的沉积物是现代大三角洲的特征，因此似乎占据了持续下沉之地。

黄河和长江交汇处的三角洲被他视为最好的例证之一。

维里士在他的《在中国的研究》（Research in China）提到“山东周围的坳陷被填平或被沉积物填充，其始于当地面沉陷到河流叠积的水平或低于海平面时，沉积物就开始累积”。以及“最新的沉积物覆盖了所有早期的沉积物，部分原因是来自黄土丰富的沉积物，同时也因为持续的沉降使更广泛的地区下降到泛滥平原的水平”。【维里士，在中国的研究（Willis B.Research in China[M].Carnegie Institute Publications，1907，No.64. Vol. I. p.82）.】

因此，缓慢的下沉对三角洲的增长没有妨碍。它可能是向上而不是向外建造三角洲，换句话说，它倾向于增加三角洲的厚度而不是面积，但是当下沉速度极慢，河流沉积物过多时，三角洲的厚度和面积都会增加。

三角洲表明堆积河流与对立海域之间有一定的平衡与冲突。当河流活动力压海洋时，将会形成一个具有广阔海岸和厚度的三角洲。当几个大河的三角洲合并在一起时，将会形成一个具有宽阔而延展的陆相沿海平原三角洲。这很可能是黄河和长江汇合三角洲的形成方式，其范围和厚度都很明显。

海洋活动在三角洲的形成中也发挥了作用。尽管浪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三角洲沉积物，但强大的潮汐阻止了泥沙被冲走，并在高潮时将泥沙通过大量沿海入口带回内陆，最终变成沉积物。特别是在下沉的海岸，潮汐造成的沉积量通常会超过侵蚀量，因此有助于海岸的填充而非破坏。在苏北沿海，许多曲折的水湾把海水引入内陆，潮汐的沉积是值得注意的。

广阔的沙滩因海水渗透而盐碱贫瘠，尽管它邻近人口密集之地，但无人居住。为了改造盐碱滩，人们在河口修建了堤坝和水闸，防止海水入侵。这些屏障虽然成功地阻止了海水内流，但也加速了河口的淤积。在南通东部的一个地方，我曾见到一个新建水闸的一半被泥沙掩埋，江海之间的自由流动因淤塞而完全中断。

综上所述，三个因素对汇合性三角洲的发展起到作用：（1）大河携带的大量沉积物提供三角洲的建设材料；（2）海岸的缓慢下沉，形成深厚的沉积层；（3）潮汐的淤积作用，对苏北沿海的冲积物进行转移和再分配。

第三章 水道的发展

第一节 治水的历史重要性

苏北水道的发展虽与地文学演化的研究密切相关，但其重要性和复杂性值得用单独的章节加以论述。苏北作为一个整体，由河流、运河、湖泊和湿地交织而成的网络，呈现出世界上最复杂的水文条件。从中国历史早期开始，苏北即为各种水利治理的主要舞台。由于接连不断的洪水和新运河的修建，苏北的水文条件一直在变化，但挑战始终未改。

过去人们所面临的治水任务既不容易也不简单，涉及防洪、运河维护和农田灌溉等许多方面。为了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人们修建坚固的堤坝抵御洪水；维持高水位的湖泊充当水库；建造水闸水坝截留运河之水；同时开挖众多排水道和灌溉沟渠用于农田排水。

必须注意的是，上述每一项措施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值得同等考量，但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又大多相互冲突。换句话说，任何有利于其中一个项目的措施却容易扰乱另一个措施，因此，苏北很难成功治水。例如为了保持贡米在大运河的运输，大运河需要有效地保持高水位，因此提高了湖泊的水位。这自然会增加在水位异常高的年份发生洪水的危险，并导致收成的损失。此外，修建深渠增加泄洪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洪涝灾害，但在异常干旱的年份会阻碍运河的运输。因此，苏北治水是一个争议很大但很重要的国政，它一方面关系国家收入的稳定，另一方面关系人民的福祉。

在明清两代，黄河夺淮入海，治水问题是最复杂的。官员和学者忙于调查研究和起草方案，试图寻找合适的措施，提供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他们撰写了大量治水文献，执行各种管理水闸水坝的规章制度，任命了高效的官员负责治水。无论多么昂贵和费力，每项措施都付诸了实施，尽管成效很小。虽然某些时期维持了良好的治理，但毁灭性的洪水仍反复发生。

近年来，该地区的水文特征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黄河改道北流，洪水威胁的主要因素被移除。同时随着铁路和海上交通的发展，运河运输的维护成为次要问题。但是最根本问题，虽以新的面貌出现，始终迫切和复杂。这些问题包括：

1.淮河的治理。淮河原本是一条独立而无害的河流，但自从黄河夺淮之后，下游被黄河泥沙堵塞。由于没有合适的出口，淮河现在经常泛滥。许多如洪泽湖和高宝湖的蓄洪湖泊正在迅速淤塞。洪水在雨量过多的年份反复发生。因此，必须为淮河提供适当的出海口，才能防止洪灾。

2.恢复运河运输。虽然大运河不再是运输贡品的路线，但至今仍是地方的重要水道。不幸的是由于疏于管理，运河遭遇水位突变，运输困难，现在应注意借助水闸水库，使运河全年维持足够的深度。

3.沿海盐碱地的开垦。经过适当的开垦和保护不受海水入侵，苏北旧盐场已是棉花的高产区，开垦工作主要是修建淡水运河和捍海堰。

4.灌溉工程。在降水少的年份，苏北常经历大面积干旱。通过提供如水库和水井的灌溉工程，可以谨慎避免干旱问题，增加农产。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人们在过去20年中制定了各种方案，但受制于内部干扰和财政困难，很少付诸实施。直到1929年才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并拟订一个全面的计划。【The Hwaiho Commission. Projects of the Flood Control，Navigation and Irrigation for the Hwaiho System[R]. Official Report No. 1930. Naking（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流域防洪、航运、灌溉工程”）.】

根据这一计划，在保护河流和运河河床，以及防止洪水和维持运输而建造水闸水坝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果天假五年，整个工程是可以完成的，而且结果丰硕。而不是现在因为战争，不仅终止整个计划而且摧毁战前的一切建设。

众所周知，一个地区的水文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环境，特别是降雨分布、地表坡度和土壤性质。另一方面，它们以灌溉、运输、水灾和饥荒等形式对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处于自然和人类之间的水文问题最清楚地揭示了两者的密切联系与真实关系。

苏北必须作为一个水道错综复杂的地方看待，如果河流和运河利用适当，就会成为财富来源和生命创造者；相反如果失去控制，它们就会成为灾难与贫困的根源。本章试图通过考察水道的历史发展，研究目前的水道问题，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的关系。

第二节 淮北的河流

在古黄河之北被称为淮北的地区，有四条河流：沭河、沂河、泗水、汶水。它们都起源于山东的沂蒙山，向南或向西南流向苏北，然后东入大海。它们在许多地方因与大运河相连，原来的河道被极大地扰乱。泗水和汶河的下游被划为大运河的一部分，西南流入运河的水柜微山湖，而沂河与沭河则在窑湾和刘老涧修建了连接两者的水道。

沭河和沂河性质相似，它们上游落差很大，在1/800到1/500之间，夏季有洪流。下游又分成许多支流，各有其名，在残缺的堤坝之间蜿蜒平原之上。沂沭两河的河道大多窄浅，几乎不能容纳夏季突发的洪流。正如1921年、1924年和1934年，两河的水位都异常上升，产生巨大的洪水，淹没数千平方英里的地区。

万幸的是洪水持续时间很短。由于暴雨，河流的水位会突然上升和下降。每天流量都有很大变化，洪水来去都是猝不及防。例如在1921年8月2日，沂河的流量为每秒65m3。8月7日，它突然上升到每秒2310m3。但到8月10日，它又降到每秒860m3。同年7月12日，沭河的流量是每秒36m3，但在7月15日，它突然上升到每秒2555m3。此后回落迅速，至7月19日，降至每秒505m3。

因此，沭河、沂河的主要困难在于水流湍急或水位突然波动的特性。有鉴及此，应在上游建设单独的水库，同时在下游修建深且有坚固堤坝的河道，以便摆脱洪水。

流入微山湖的泗水和汶河，河道相对较短和陡峭，在许多方面类似沭河和沂河的上游河道。它们在夏天同样也有洪流；但由于微山湖足以容纳水流，因此很少发生洪水。

微山湖是一个绝佳的水库。按年降雨量不同，它的面积大约从120平方英里到300平方英里不等。湖床平均海拔约为100英尺，湖面高程从冬季到夏季在103到115英尺之间浮动。因此，微山湖能够容纳750亿立方英尺的水，足以用作蓄洪水库。目前，这些湍急河流的运输功能都很差，如果没有人工调控，很容易在冬季完全干涸。

连接淮阴和海州的运盐河，现在船闸控制下仍为通航水道。然而，由于铁路和海运的发展，它作为运盐通道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

在靠近海岸的地方，蔷薇河（沭河的下游航道）和灌河的潮汐入口可以让2000吨以下的蒸汽船在内陆航行约二三十英里。但由于沿岸乡村盐碱不毛，它们的重要性就被无视了。

第三节 淮河的变迁

淮河变迁主要因为与游移黄河的特殊关系。在五个多世纪的时间（1325-1852年），当黄河改道南流时，两条河流的下游并流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水利事件之一，特别是给淮河治理制造了过去的麻烦和现在的困难。

直到14世纪初，黄河在山东半岛北部入海，淮河此时是一个正常独立的河流，有自己的入海口。水很清澈，只有少量泥沙，罕有洪水，因此没有建造复杂堤坝的必要，淮河在其整个流域没有制造任何严重的灾害。

至1194年，饱含泥沙的黄河之水在河南阳武决口，部分改道东南流。浊水蜿蜒流过平坦的河南和江苏，最终在淮阴汇入淮河。1325年，黄河再次决堤，从此黄河全线改道南流，夺淮入海。

由于淮河水少力弱，无法冲刷黄河带来的多余泥沙保护自己的出口。因此人们采取两项措施：（1）修建堤坝，把泥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2）用堤坝抬高淮河和洪泽湖的水位，与下游不断增高的河床同步。每年夏天，当猛烈的“黄浪”水位上升时，淮河的“清浪”暂时截留在湖内，以免两股巨流同时相会，将洪水危险降至最低。冬季当“黄水”处于最低水位时，存留的“清水”被放出来稀释浊水，冲刷河床。“蓄清刷黄”是当时黄河治理的著名格言，被许多河务部门忠实地执行。不幸的是黄河河床之内的“黄水”总是太多，“清水”无法完全冲洗。随着河床的淤积，每年都要修筑和加固堤坝，但随着湖泊水位被抬升到高于周边的高度，洪水的威胁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大大加剧。

黄河夺淮入海在1852年结束，黄河本年在铜瓦厢决堤，再次回归北道。黄淮两河至此分开，留下千疮百孔的黄河故道成为一条干涸的山脊，即今日的古黄河。

由于淮河无法利用以前的入海口，只能通过一系列因洪水形成的湖泊南流入长江，其中最大的是洪泽湖。此湖原为一片沼泽地，目前面积超过1100平方英里，由于水位随季节波动较大，只有在夏季才能见到它真正广阔的面积。洪泽湖东部是全湖的最低点，有一条蜿蜒的石坝，建于清朝中期，作为防洪的防护墙，大坝是一项精心设计的工程：它长35英里，宽150英尺，平均高出湖底30英尺。

淮河的上游，即洪泽湖以上的河流，与沭河和沂河相比，落差平缓。大部分河道都可以通航小舢板和蒸汽船，构成皖北和苏北之间的主要通道。

由于降雨不规律，淮河的流量变化不是那么突然，但亦会有很大波动。根据淮河水利委员会的报告，淮河正常年份的最大流量是每秒2000至3000m3。1916年和1921年记录的异常极大值分别为每秒12900m3和14600m3；而最小值有时会降到每秒1000m3。

过剩的水在正常年份通常会留储在洪泽湖。但在如1916年、1921年、1926年和1931年的高水位年份，洪泽湖出现湖水泛滥，导致大饥荒。因此，淮河虽然六百年前是有出口的，但被黄河泥沙淤塞，现在的根本问题是没有合适的出口，因此为淮河提供一条新且直的入海通道将是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

第四节 古黄河

据中国历史记载，黄河出海口经历了9次大变迁，在中国北部沿海留下了8条残缺的河道。但是除了最后一条河道外，其余河道都被长期的农业活动改变得面目全非，农业活动填平了干涸的河床，拆毁了残破的堤坝。

最后一条被放弃的河道是从1325年至1852年流经苏北中部的淮河下游河道。现在被称为古黄河，而且大部分保留了原状。在1934年的考察中，我们数次穿过这条残破的故道，饶有兴致地观察其地形特征。

正如今天看到的黄河故道更像一个山脊，而非一般认为的旱谷。在许多地方，河床实际高于堤外的土地。例如，在淮阴以东40英里的吉家滩，河床比堤外紧邻的土地高4英尺，而离堤坝更远的土地则更低。在吉家滩以下25英里的甸湖，河床也比地表高出一英尺。

古黄河河床的宽度很不规则，最窄的部分只有两三百英尺宽；而在一些地方可能超过两英里，并有数堤并行。由于堤坝是为了抵御洪水而建的，因此洪水最频繁发生的地方通常被许多平行的堤坝阻挡。例如在河流呈“s形”曲流的八沙，修建了六座堤坝。

由于河曲东移，河床出现数次明显改变。从图3可以看到，河床最初是在A点，后通过B和C，最终到D，可能也曾到达E。每次河流冲破右岸，向东移动，一个新的河岸形成，右边的旧河岸则成功改变定位，成为河的左岸。这一事实表明，在最近历史时期，黄河不仅在山东半岛的南北平原上发生了广泛的移动，而且在局部地区也因弯曲化而发生改道。

正如上章所述，黄河是一个强大的三角洲建造者。那么，黄河对苏北沿海平原的扩长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呢？或者在它改道南流的过程中，河流以什么速度在海中推进三角洲？如果我们能比较一下1852年以后和1325年以前的海岸线，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回答了。不幸的是由于没有可靠的地图，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随附的地图（图4）是该地区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地图，相对精确，对目前研究有所帮助。这幅地图标注年代是1760年，即黄河改道北流的前92年。它显示黄河南流在洪泽湖之下夺淮，湖看起来比今天小。这幅地图最重要的部分是海岸线的形状，它与现在用虚线表示的海岸非常不同。阜宁现在距离大海50英里，而当时只有30英里【See Kiang Nan Tung Che[M]，or A Topographical History of Kingnan[M]，Vol.10. 1767.】。黄河的入海口比1760年向海中推进了25英里。

假定苏北海岸在1852年黄河改道之后没有太多改变，或者目前的海岸或多或少与1852年的相同，黄河河口在1760年到1852年的推进必然非常迅速。也就是说河口在92年间向前推进25英里，即以每4年1英里的速度前进。然而，这个数字太高，不值得非常认真看待，因为很可能1852年的海岸线并不是我们假定的今日位置，而是后来的海洋堆积所致。

如果再次假定三角洲的推进速度在1325年到1852年是一致的，照此计算，1325年以前的黄河河口在今淮阴以东几英里。然而，这是非常不可能的，而且历史记录也没有确凿证据。由于这一困难，我们不能在此绘制1325年的海岸线，但可以断定它一定比1760年的海岸线更深入内陆。

在考察途中，该地的老居民告诉我们，他们所在的三角洲地区大约80年前是良田，由肥沃的泥水灌溉。可是自从1852年黄河改道之后，本地失去淡水，之后海水入侵农田，将其变成了贫瘠的盐碱地。目前，距海十英里之内都不能耕种。然而，在内陆地区，农作物沿着古老的黄河堤坝耕种，有时甚至生长在河床底部。

1936年，有人试图重新挖掘黄河故道作为淮河的出口。但没有任何结果之前，战争开始。最近我们听说由于军事行动，黄河再次决堤，正将洪水重新南流引回故道。这将如何影响苏北目前的水道还有待观察。

第五节 大运河与中部低地

中国大部分的河流和山脉都是由西向东的，如果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南北之间的交流是极其困难的。然而，两千年前大运河的修建克服了这一障碍。

早在公元前500年，就修建了名为汴沟的第一段运河，连接黄河和淮河。随后的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开挖了第二段名为邗沟的运河，连接淮河与长江。公元605年，隋炀帝把孤立的各段运河连接成一条运河并向西扩展到西安，即隋朝的首都。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期间，运河得以经常性的改善，交通维护良好。元朝北平是朝廷的所在地，运河进一步从黄河北部延伸到北平以东25英里的通州。

明清时期，作为主要贡路的元运河得到了良好的维护和利用。它穿越了中国最肥沃的平原，连接了五大河流：北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使它们成为最便宜和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在海运交通发达之前，大运河确实是南北交通的主要动脉。

今天运河的交通运输已大为减少。以前为了维持水位而建造的船闸和水柜，现在许多地方已被严重破坏，整个大运河的航行变得不可能。运河河床，特别是北段淤积严重，冬季几乎干涸。

运河河道只有在江苏保存相对完好，运河从微山湖起，向南在淮阴穿过淮河，在扬州穿越长江，江苏段全长450英里，占整条运河长度的一半以上，被淮河和长江分割成三段。淮河以北的运河为中运河，其水由微山湖供应。淮阴和扬州之间的运河为里运河，西面与高宝湖的水自由相通。从镇江到杭州的江南运河是南运河，它和长江三角洲的其他运河一样，在地方具有重要性。

位于淮河和运河交汇处的淮阴，以前是个大的河港。在黄河改道南流的五个世纪中，这座位于黄河、淮河和运河三条主要水道交汇处的城市，扮演着转口港的角色，倍加繁荣昌盛。可是现在，津浦铁路已经取代运河的运输。随着内河贸易的衰落，淮阴虽然仍是苏北的主要港口，但已失去许多优势。

在淮阴以北，中运河水位起伏较大，落差较大，目前只有夏季的三个月可供小舢板通航，同时它也受到与之相连的如沭河和沂河偶尔带来的洪水影响。

里运河有一个较低缓的河床，大舢板和小汽船一年四季都可以航行。运河由淮阴向南，沿高宝湖的西岸至扬州，其东部是中部洼地，这是一片沼泽般的富饶农田。因此，里运河及其堤岸如同一道屏障，在西部挡住湖水，在东部保护低地免受洪水侵袭。西堤已经年久失修，被无数连接运河和湖泊的通道切割。然而，运河东堤是由泥土构筑的坚固堤坝，保护中部低地免受夏季来自湖泊洪水的侵袭。

中部低地是一块中国新开垦的土地。它以前是一片沼泽地，现在是苏北最低的地区。据观察，此区比周围的任何地方都低。它比洪泽湖水位低11m，比高宝湖低4m，比古黄河河床低6m，比长江三角洲低2m，比沿海地区低1m。图5显示了一个从蒋坝，经宝应至盐城剖面的相对高程。该图揭示水文问题的真实性质和中部低地洪水威胁的危急情况。石堤和大运河东堤的防御功能也得到清晰的体现。

如此重要的东堤，经历年复一年的修缮和加固，目前还作为汽车公路使用。沿河岸而行，东边可以看到堤坝之下绿油油的稻田，黄色的农舍掩映在柳荫之后：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低地景观。西边是一大片高屋建瓴的水域，通过毁灭性的洪水威胁低地；舢板漂流其上，桅杆耸立在地平线之上。例如在高邮，两岸堤坝的高差很大，以至其城墙顶部低于高宝湖的水位。因此很容易想象一旦运河决堤，中部低地的人们将遭受多大程度的洪水。

事实上在过去30年，运河在1911年、1916年、1921年和1931年共决堤了四次，每一次都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和严重饥荒。其中1931年的洪水最为严重（图6），包括宝应、高邮、兴化、东台、盐城、泰县的整个低地地区都被像瀑布一样破堤而出的洪水淹没，冲走了农田和村庄，让所有代表人类财产的东西变成废墟。此外，由于此区域地势平坦，没有出口的洪水在此停留了一两年，最终透过蒸发才干涸。本区一年过水，次年仍毫无用处。因此，中部低地的饥荒比淮北更严重，淮北的洪水猛烈而下，但持续时间不过一两个月。

尽管有饥荒，中部低地仍然是苏北富饶的农业区，乡村人口稠密。该区集约种植了大量需水的水稻，许多灌溉沟渠高度运河化。图7显示了水城兴化的运河网络。运河纵横交错，几乎不可能走完1英里而不穿过两条运河。村庄临河而居，彼此之间很近，平均距离不到一英里。根据运河的大小，它们可以通过舢板或独木舟航行形成了一个交通网络，替代该区不发达的公路和铁路运输。

第六节 沿海水湾

捍海堰以东的沿海是一个以海水入侵为特征的地区。它的面积是3000平方英里，由于土壤中高浓度的盐分，很大部分是贫瘠无用的土地。暴露在东边海岸，每天受到半天上涨潮水的冲击，并入侵高低潮水线之间的前滩。潮差因季节更替变化很大。每年6月到11月东南季风盛行时，潮水被稳定的风拍到岸上，比冬天高出几英尺。源自南海的热带台风偶尔北上至此，普通的季风加上暴雨台风，往往会产生大潮，席卷海岸并通过许多入海水道袭击内陆，海水因此摧毁农作物，破坏农田。

为了阻止海水的入侵，宋朝大臣范仲淹在公元1100年兴建捍海堰。为了纪念范仲淹，被称为范公堤。目前没有可靠的资料显示捍海堰兴建在离海不远之处，还是离海很远之处。但可以观察到它现在东面广阔的泥滩是最近被河流和海洋沉积物淤积的。

范公堤现在远离大海，与串场河并行，这是一条可以从阜宁通航至南通的运河。串场河由北向南穿过许多入海水道，每当洪水之际，相当数量的水通过它们从中部低地流入大海。

射阳河在这些入海水道之中最大。它平均水深10英尺和宽300英尺，每秒流量1000m3。其他的水湾如新洋港、斗龙江、竹港以及王家港，虽小也有相当的深度和宽度。它们如同流水潺潺的小溪，沿着曲折的河道穿过泥泞的平原，以及许多河曲之处。蜿蜒的水道在一些地方裁断曲颈，自然取直。图8是射阳河上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a点被打通之后，弯道A逐渐被废弃为u形河湾。此后，河流沿着另一个弯道B流过，虽然在b点被截断了，但仍是主河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弯道B也可能像弯道A一样被抛弃。

目前，这些入海河流的主要问题是下游泥沙淤积。河口因被沙洲和沙滩之类的淤沙堵塞，面临立即被堵死的风险。此外，为了加快土地复垦，人们修建水闸阻断潮水流入，又进一步加快泥沙淤积进程。正如王家港和滁河河口所示，这些水闸事实上在仅仅建造两三年之后便被深埋泥沙之下，失去作用。

人们在过去20年付出了巨大努力把这些沿海盐滩变为农田。大部分复垦工作是由私人组织完成的，1901年，知名的实业家张謇在南通东部成立通海公司，第一个组织复垦。其后，许多公司纷纷成立，围垦大片土地。复垦后的土地种植棉花是最成功的，目前面积超过800万亩，几乎占整个沿海地区的一半。

受制于土壤的高盐碱度，大部分新开垦的土地收成很少。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每个公司都在其领地建造一个灌溉沟渠网络。大丰公司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图9显示了与斗龙江相通的运河框架。运河是在统一的堤坝之间修建的直道，在每个小三角形之中再被更小的沟渠分割，由于沟渠数量太多，无法标在此图。土地中的盐分因此被淡水稀释，起初只能生长盐生植物；两三年之后，土壤盐分被充分稀释并含有足够有机物质时，就可种植棉花。

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同时保护土地不受海水侵袭，有人提议修建一条与旧的捍海堰平行的新捍海堰。新老堤坝之间的这片区域有望被开垦为中国的特别棉花带，并能支撑额外的150万人口。

第四章 农业的基础：气候与土壤

第一节 气候的变化

在中国地理研究中，人们很容易被地理特征多样性的南北急剧过渡所吸引。这些因气候和土壤差异的过渡清晰显著地反映在农业类型、生活方式以及人们不同的外表，即使普通的观察者也能注意到。

气候差异是最根本的。在夏季季风、冬季气旋和热带台风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南方比北方有更多降雨，而这些降水气流在北方失去强度。另一方面，由于受西伯利亚苦寒的冬季季风影响，北方的气温尤其冬季比南方低得多。因此，两者区别主要在于北方寒冷干燥，而南方温暖潮湿。水稻成为南方的主要作物；而小米、高粱和小麦则是北方的主要谷物。

在气候的影响下，土壤也有所不同。在降雨充沛的南方，有高度淋溶的非石灰性土壤，称为铁铝土，而北方的钙质土，则没有被淋溶或部分淋溶，并在底土中累积石灰质。气候和土壤的差异导致南北农业的多样性以及其他不同的地理特征，我们不可能对所有事实进行详细比较，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不同特征构成试图划分中国自然区划的基本标准。

许多地理学家以秦岭为界把中国分成两部分。他们认为山脉是一个分隔地区的巨大气候屏障，然而这个观念只是部分正确。苏北作为平原，从北至南也有明显的气候转变。

首先，秦岭山脉并不是完全处于作为气候屏障的正确位置。秦岭的西段（东经113°以西）自西向东延伸，海拔超过2000英尺，是很好的避风阻雨屏障；然而秦岭东段西北东南向延伸，与季候风平行，因此对南北气候不同的影响较少。

其次，南北差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地形，而在于降雨分布。虽然地形屏障对降雨分布有相当影响，但不是唯一因素。据竺可桢研究，秦岭西段以南地区的雨量由南至北减少的趋势十分明显。【竺可桢著，李良骐译.华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J].地理学报，1934，1（2）：98-109.】因此，秦岭西段只是加剧其南边已经明显的降雨减少。换句话说，即使没有秦岭山脉的存在，降雨减少以及其他许多地理特征的南北分化仍会发生。

苏北真正的分界线是750mm的年均等雨量线，因为它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一条真正的界限。它标志着水稻种植的北界，将干旱的北方和湿润的南方分开。东经113°以西，750mm等雨量线位于秦岭之南的山脚。与东经113°以东彼此不再一致。当地称为伏牛和大别山的秦岭东段转向东南，而750mm等雨量线，则沿皖北和苏北的淮河向东直行。

750mm等雨量线在苏北向南沿古黄河而行，标志着两边不同的地理特征。这条边界是过渡性的，但又突然显著。从雨量图可以发现，中国的等雨量线由东向西，而雨量减少梯度在北纬30°到50°之间最大。虽然沿海，苏北的降雨量并未多于同纬度的内陆省份。

降雨量由南至北在北纬30°到50°之间骤降的原因有三个。

首先是西伯利亚反气旋的影响。在冬半年，干燥的风从蒙古高原向西面八方吹来，覆盖整个华北，最远可至长江流域。在极端干冷的大风影响之下，降雨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从十月到四年的冬半年，反气旋的强度最大，降雨量不多于年总降雨量的五分之一。

其次是气旋数量从南到北下降。气旋性风暴在长江流域很长江，而在华北则较少出现。冬天，华北在西伯利亚反气旋的影响下变得非常干燥，而长江流域则有相当的气旋雨。

再者是因为海岸线的特殊结构。长江口以北海岸线的走向不利于强降雨的形成。中国海岸大致形成一个半圆形，钱塘江口是聚焦点。钱塘江之南，潮湿的东南季风吹到岸上，带来水分。而钱塘江之北，海岸转向西北，同样沿着海岸吹来的季风产生的降雨很少。此外，黑潮的主流，即西太平洋向东北漂移的暖流，随着华北海岸向西北后退，潜在降雨源的黑潮偏离海岸越来越远。这也解释了即使在华北沿海省份，大陆性和干旱性的气候同等显著，而海洋的影响几乎微不足道。

干旱的北方和湿润的南方在苏北的对比十分显著。苏北从南到北降雨量的下降十分突然迅速。正如附表所示，南通的平均年降雨量可至960mm，而其西北180英里的徐州，则是618.5mm。降雨量随着纬度的增加而迅速下降；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北纬33°到34°之间。宿迁（北纬33°58′）在淮阴之北仅45英里，而年均降雨量却比淮阴（北纬33°35′）少127mm。

同时，随着纬度的增加，降雨的季节分布变得越不均匀，换言之，北方的降雨比南方更明显地集中在夏季。例如南通的夏季降雨占全年总额的77%，而徐州占81%。

气候的不同更体现在巨大的温差。苏北对比同纬度的其他地方，夏季更热而冬天更冷。下表显示了三个测候站的温度记录，虽然这些测候站记录的年数很少，但可清晰看出月平均气温上升和下降的总趋势。

一月最热的月份是七月或八月，最冷通常是一月。每年最极端的变化体现在7月和1月之间气温的波动。南通每年温度变化幅度是26.2，淮阴是26.3，徐州则是29.4。

因此，苏北虽然是地理上的沿海地区，气候上却是大陆性的，降雨和温度均有明显体现。苏北地处南北气候的过渡带，不同地理特征在此被区分开来。

第二节 降雨的变化

降雨稀少通常伴随高变化率。中国降雨由南向北递减，其变率大致沿同一方向递增。年平均等雨量线与年平均等值线平行，但梯度相反的。根据刘恩兰计算，南方降雨量的年平均波动少于15%，中部则是20%，北方则是多于25%。1500mm的等雨量线大致与15%的年均等值线重合。1000mm等雨量线与20%的等值线重合，500mm等雨量则与25%的等值线重合。【刘恩兰.我国之雨量变率[J].地理学报.1936，3（3）：529-232.】

苏北年均降雨量的波动幅度在20%到25%。20%的线沿着长江的北岸而行，与1000mm的等雨量线接近平行；25%的线则在徐州附近穿越江苏西北角而过。

在考虑降雨变率与作物种植关系时，我们不能满足于只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模糊而毫无意义的平均值和平均数。影响某一地区收成的不是年平均降雨量，也不是年平均波动量，而是每一特定年份的实际降雨量及其与作物生长有关的季节性数量。

在年降雨量和降雨分布变化大的地区，年平均降雨量通常意义不大，不能代表一个地区的实际气候。例如徐州的年均降雨量是618.5mm，但实际年降雨量在260mm至1372mm间波动。在1919年的大旱之年，徐州只有260mm的降雨量，不及年平均的一半。1931年中国中部发生严重洪灾，徐州的最大降雨量达到1372mm，高于年平均数的两倍。其他例子也都证明了同样的事实。下图显示了三个测候站的年降雨量，分别是扬州、淮阴和徐州，同时显示最大与最小平均降雨量的偏差。

我们由此看到年绝对变率远远大于年平均数。徐州的年变率是25%，但绝对变率与年平均数值的最大偏差是754mm，即122%。图表显示淮阴的最大偏差是508mm，即57%，扬州是35%；而其他平均数值只有20%。从上图很容易看出，随着年均降雨量由南到北递减，其绝对变率快速增加。当前者从扬州的1027mm下降到淮阴的897mm，后者则从25%增加到57%。淮阴到徐州的变化更加明显。降雨量从897mm下降到618mm，而变率从57%上升到惊人的122%。

高变率意味着低可靠性，从而导致农产的不确定性。庄稼的收成主要取决于充足的雨量。雨量突然的下降或增加，肯定会对植物生长造成极大危害。例如水稻所需充足的降雨量每年约为1000mm。如果某年降雨量降至500mm，旱灾一定会发生。1913年淮阴只有375mm的降雨量，不足平均数的一半，因此发生严重的饥荒。

过量的降水直接导致洪灾。现有气候资料可以证明，降雨最多的年份毫无例外与洪水年份一致。在1921年、1926年和1931年洪水之年，每次都有异常大的降水。当运河和堤坝无法储存过量之水时，就会淹没大面积的农田。

收成不仅受年降雨总量变率的影响，而且受各月分布是否充分的影响。有些作物在生长的某个时期需要充足降雨，而在另一时期喜欢干燥和阳光，降雨的延迟或提前也可能造成灾难。因此，即使年降雨量正常而充足，不合适的季节分布也会像洪水或干旱一样造成歉收。

不幸的是苏北降雨的季节分布很不规律。全年降雨量的一半以上集中在夏季，最不可靠的季节是种植水稻和其他农作物最需要水的春季。春雨的延迟预示着歉收的到来，干旱枯死种子，阻止幼苗生长。当干旱期延长，农作物就会错过种植季节，无法在霜冻之前成熟。

以苏北中部低地为例，该地区是中国东部水稻种植的最北端。这里水稻生长期相对较短，不超过四个月。为了防止九月和十月的洪水威胁，农民通常在8月初收割。因此水稻必须在四月初播种，才能及时成熟。如果没有春雨，幼苗的发芽肯定受到影响。此外，春雨的延迟往往伴随夏末雨量过多，从而导致秋季洪水。

不利的降雨季节性分布在沿海植棉区也对棉花收成产生很大影响，虽然棉花需要的降雨少于水稻。九月下旬，完全成熟的棉铃需要一段时间的干燥和光照。在棉铃成熟的关键时期，一场大雨或突至的暴雨可能打掉全部棉铃，造成极大损失。此外，热带台风偶尔在九月下旬和十月登陆苏北沿海。无论何时发生这种情况，饥荒都是不可避免的。1922年，一场猛烈的台风袭击了海岸，造成了当年庄稼的绝收。结果几家棉花垦殖公司破产，抛弃农田。

对于生活在可靠安全环境下的人来说，一场风暴毁掉整年的收成，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事实，它揭示在一个降雨量高度变化的地区气候和农业的紧密关系。人们依靠庄稼收成为生，而收成依赖充足的降雨。尽管非常自负，人类仍然无力控制气候。因此，人类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那个创造奇迹的无形力量的怜悯，贫苦的农民称之为“命运”或“天命”。与其而言，气候变化的突然性和不规律性是深不可测的疑惑，他们已经屈服。

第三节 土壤及其性质

土壤虽然是岩石风化的产物，但其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受气候影响。土壤是仅次于气候的农业基础。

虽然苏北的气候不稳定，但大部分土壤都是肥沃的。作为一个复合三角洲，苏北由汇流河流汇聚携带的各种冲积物所覆盖，沉积深厚，耕种用之不竭。冲积土通常是肥沃的，因为它们质地优良，富含各种矿物质。

梭颇最近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一些苏北土壤的资料。【Thorp J. Geography of the Soils China[M].p.43-64，147-197，400-482，1936，Nanking.Thorpe J and Hou K. G. A Reconnaissance Investigation of the Delta Soils Eastern Kingsu[J].Soil Bull No.7，Geol. Sur. of China，May 1934， Peiping.】虽然它们都是冲积层，但成分和性质因地而异，不同母质和气候地区的土壤具有不同的性状。古黄河流域的沉积物与长江流域不同，由于长江沉积物来自于湿润的南方，其土壤被丰富的雨水高度淋溶，因此是非钙质的；而黄河流域流经以钙质土壤为主的西北干燥地区，侵蚀物质以钙质黄土为主。再者，黄河比长江携带更多的盐和碱，因此一定程度上增加苏北北部土壤的含盐量。

同样，苏北中部沼泽低地的湖泊沉积物在性质上与沿海地区的土壤不同。前者是一种含有大量有机物质的深色致密黏土，后者则是被海水重新分布沉积的砂质高盐渍土。

因此，苏北的土壤可以很方便地分为四类，每一类都有明确的分布面积和适合特定作物生长的不同特性。这四类分别为：

1.黄河沉积土；

2.长江三角洲沉积土；

3.湖泊沉积土；

4.沿海沉积土。

图12所示四组的界线是基于梭颇地图的修改。第1组与第3组的分界线是中国土壤钙质北方型与非钙质南方型的主要土壤界线。第4组与其他土壤不同的是其含盐量高。第2组和第3组在梭颇地图上属于同一组，但在此被分成两组，因为它们在起源、构造和耕种上有诸多不同。

1.黄河沉积土。在洪泽湖和射阳河的北面，土壤主要由古黄河的沉积物组成。这些土壤是粉棕色的砂质和粉质壤土，具有高浓度的钙质，有时还浸渍少量的盐。它们质地细，但松散、黏性较差，通常渗透性强而不能蓄水，不宜种植喜水的水稻等作物。耐旱的高粱和谷子作物因此占据主导地位。

2.长江三角洲沉积土。长江三角洲沉积物中排水良好的粉质壤土是苏北最肥沃的土壤。当与有机物混合时，它们异常肥沃，适合种植多种作物：水稻、小麦、豆类、棉花和蔬菜。农作物品种越多，收成越有保障，人口就越密集。南通东部的土壤中虽含有相当的盐，但浓度尚未高到妨碍棉花生长的程度。

3.湖泊沉积土。长江和古黄河之间有一片湖泊低地。湖泊由于黄河的沉积物逐渐淤塞。在修建堤坝和运河之后，这片土地才得以垦殖和耕种。灰色与深色的湖泊沉积土一般都是充分淋溶，不含钙物质，质地紧密，富含有机物。中部低地由于结构紧凑，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地面一直处于水饱和的状态，无法种植除水稻之外的任何作物。

4.沿海沉积土。沿海延伸的狭长地带含有一种不同于苏北其他地区的土壤。它主要由河流带来的物质，再由海浪和潮汐沿海岸重新沉积而成。沿海沉积土主要为粉砂壤土和砂壤土，质地优良，但含盐量高。由于紧邻海岸，在海水不断冲刷下的土地浸渍大量盐分，所有植被都无法生长，只有部分地区生长芦苇和盐生植物。在内陆，土地复垦工作已经充分减少土壤的盐分，因此得以广泛植棉。

目前，沿海沉积土的一半以上是不毛的盐碱地，本区的开垦已经付出很大努力，但由于特殊的物理条件，此项工作非常困难。

首先，该地区受高水位的制约。许多地方的地下水位仅在地表以下1.5-2m。蒸发和毛细吸力在旱季将土壤底层的水带到地表并蒸发，积累的盐分形成一层外壳。地下水位在雨季上升更高，但频繁的降雨会溶解盐分，并把它们带入地表土。加快土壤复垦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永久排水来稀释盐分。然而，修建堤坝和灌溉沟渠的高成本，以及除雨水之外的淡水匮乏，阻碍此项工程的发展。最近通过挖掘深井寻找淡水资源的实验没有成功。据说，盐城以东的泰和盐垦公司一口井的深度达到300m，但水尝起来还是咸的，需要更深的钻孔获得确凿的证据。

其次，该地区易受台风侵袭。毁灭性的大风和暴雨每年都会席卷中国沿海地区，有时会北到苏北沿海。夏末至秋季的台风季节与棉花的成熟季节一致。大风不仅会吹倒茂盛的棉铃，造成歉收，而且巨浪会冲垮海堤，淹没农田，致使已经开垦的土地重新盐化，绝望的农民被迫放弃自己的土地。

除沿海盐渍化外，苏北总体上是集约化农业的沃土。尽管它的区域多样性，但土壤一般是多产和可耕作的。在适当肥料的帮助下，农田的生产力可能会持续许多代。

苏北的土壤与气候相反，是稳定可靠的农业生产因素。它滋养庄稼，支撑农民的生活。它鼓励农民更加努力劳作，给他们更多的希望。农民虽然受气候不稳定的严重影响，但他们依靠良好的土壤弥补气候的缺陷，使苏北成为一个富饶的农业之地和两千万人的家园。

第五章 农业与农业活动

第一节 作物分布与农业子区域

苏北的自然条件与农业活动关系密切一致。根据气候和土壤的相关因素，本区可以清楚地划分为若干农业子区域，每个子区域可以根据作物品种、农田管理和农村总体景观方面的差异加以区分。

本文根据附图（图13、图14、图15、图16）所示作物的实际分布情况辨别不同的农业子区域。图13显示每县的小麦分布，这种作物在苏北，除沿海和中部低地分布较为稀疏之外，其余地区都有均匀分布。图14显示了水稻的分布，它明显地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中部低地。我在1934年考察中见到射阳河以北和捍海堰以东明显缺乏水稻种植，这点值得注意。图15显示了棉花种植的分布。可以看到棉花几乎只种植在沿海地区和长江河口。图16显示淮北密集种植了高粱，但中部低地没有种植。

因此，通过整理和比较这四幅分布图，我们可以立即发展苏北存在四个界限分明的农业子区域或农业带。它们是两个特别的单一作物带，即中部低地的稻作带和沿海的棉作带，以及长江沿岸的混合作物带和淮北的高粱与粟作带。我们把这四个农业带命名如下：

1.混合作物带（或长江沿岸）；

2.稻作带（或中部低地）；

3.高粱与粟作带（或淮北）；

4.棉作带（或沿海地区）。

表17绘制作物分布图的数据显示1932年苏北各县的作物产量。小麦产量来自《中国统计》，水稻、棉花、高粱和黄豆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手册：江苏卷》。它同时提供了小麦的产量，可是数据不如前者提供的准确完整。另一方面，《中国统计》并没有提供除小麦之外其他作物的县产量。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很难证实，然而它们被认为是相当可靠的。

从表17（作物产量表）和图18（农业带地图）中，我们可以通过近似的计算得出另一个表格，即按农业带显示农作物分布的百分比。

这个表格让我们对苏北作物在地方的分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如表格所示，1932年棉作带产出了苏北年棉总产量的70%，达到132万担。而大约60%的苏北水稻产量产自中部低地的稻作带。淮北提供了苏北一半的小麦和65%的高粱。长江沿岸的混合作物带为一个肥沃的地区，其产量高于其他农业带，各种作物均匀轮流耕作。

图18显示了四个农业子区的边界。边界是根据作物分布划分的，而作物分布则是由气候条件和土壤性质决定。当我们比较农业带与气候土壤分布图（图10和图12）时，它们之间的惊人一致性和密切性令人印象深刻。

淮北（高粱带）和中部低地稻作带之间的边界最值得注意。该线位于750mm的年等雨量线以南，大致与重要的土壤界线重合，这条线把北面黄河钙质淤积物与南面非钙质的神色湖泊沉积物分开。这是一条重要显著的界线，也是中国南北之间基本地理分界线的东段。

苏北中部低地南部有长江三角洲沉积物，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可以种植许多作物。小麦、水稻、棉花、高粱和豆类都在此种植并根据季节轮作。中部低地主要种植水稻，但其受到生长季较短的阻碍，收获则常受到夏季洪水的威胁。

苏北沿海是棉作带。这个农业带和其他三个农业带的界限是著名的捍海堰，它同时保护着中部低地免受海水侵袭。正如图15所示，棉花在三角洲地区周围密集种植。例如整个南通的面积为3717517亩[1亩=1/15公顷]，其中1890724亩用来植棉。海门面积1823911亩，其中988547亩植棉。（详细请看B.T.Chang：余姚与南通州的棉花种植）在沿海北部，约有3/4的土地是贫瘠的，目前主要用作盐田。这片土地在过去20年被大面积垦殖。

因此，通过研究地形、水系、土壤和气候，我们目前得出苏北农业带的分区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继续讨论其乡村活动和景观的多样性，这也与该区的自然因素密切相关。

表19为我们提供了四个农业子区域各种地理特征的比较记录，依据其中相互关联的因素和事实提供概述。

第二节 集约式农业

中国土地利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农业人口极端集中在冲积平原以及三角洲新鲜肥沃的冲积土之上。同时作为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一部分的苏北拥有庞大拥挤的农村人口。有限的可耕种土地被如此之多的定居者分割和再分割，以至每人只拥有可怜的一小块土地，作为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农民被迫尽最大努力工作，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生产力实行集约式耕种。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观点早已为许多人接受。然而经济学家例如卜凯、何廉以及其他中国学者最近倾向拒绝接受这个观点。通过研究，他们宣称事实上中国农地每单位的产量不高于美国等其他粗放型农业，因此中国农业“不像那些随意的观察员所相信的那样集约”。【Buck，J.L. Chinese Farm Economy[M]，p.217. Ho， Franklin L. Industries of China[C]. collected in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Shanghai，1931.】

然而，我很难认同这个新观点。在我看来很清楚的一点是集约程度不能仅以单位农产来衡量。诚然，中国的农业产量并不比美国高；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中国农业同后者一样粗放。在研究土地利用的过程中，必须分清“科学的或经济的耕作”不一定是“科学的或经济的集约化耕作”。高产更多地取决于科学的应用和土地的肥沃度，而不是耕作的集约度。无论耕种有多粗放，在肥沃的土地上进行科学的耕种，其收成可能与耕者地尽其力的集约化耕种一样好，甚至更好。

因此，集约式农业不是作物生产量的指数，而是一种人多地少国家采取的一种特殊耕作方式。这是一种为了从土地上获得每一分增产的方法，不管土地提供的回报有多微薄，都要倾注最大的精力和注意力。它通常是不经济的，但在特定情况下却是不可缺少的。农村人口问题的细节将在下章进一步讨论。我在此只指明苏北集约化的耕作方式和特殊的种植模式，比同等自然条件下的土地多供养数倍的人口。

苏北土地利用具有四个显著特征：（1）小农模式，（2）复合种植模式，（3）人力耕作，（4）农村副业的实践。然而，由于环境和作物分布的不同，这些特征也会受到地方差异的影响。

（1）小农模式。根据贝克（O.E.Baker）的估计，江苏的人均耕地面积是2.1亩，但并未区分苏北的估值，苏北似乎略高于江苏全省，人均耕地大约是2.5亩。鉴于苏北85%的人口是农民，因此每位农民大约拥有3亩或1/2英亩的土地。若算上局部的偏差，淮北因为人口密度低，单位作物产量低，农地规模会更大。长江三角洲的人均耕地面积因为人口密集和土地肥沃而最小。

下表给出了不同地区分县人均耕地面积。

苏北只有少于20%的人口不是农民。淮北和中部低地每位农民耕种的土地不足1亩，在长江沿岸和沿海地区则不足半英亩。

即使人均如此少的耕地，通常也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被分割成许多互不相连的零散小地块，不利于农场管理和互助。然而根据卜凯的观察，四散小地块也有其好处。首先，它避免了一些农民拥有所有的良田，而另一些人拥有所有的劣地或只适应一种作物的土地。其次，在洪水和干旱导致的饥荒期间，它可能避免完全绝收。小农地的重要性及其补救措施将在第六章讨论。

（2）复合种植模式。当个人以小农地谋生时，他自然倾向于最大程度利用他的土地，榨取尽可能高的产量。这导致人们在苏北自然条件允许的地方进行复合耕作。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由于较长的生长季和肥沃的土壤，农地按照季节间作不同种类的作物。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三种不同的作物在同一农地生长，通常的轮耕形式是水稻与冬小麦或豆类，或者小麦与棉花、豆类或高粱。

淮北冬天的作物是小麦，而在夏天种植包括高粱、小米、玉米和各种豆类的各种作物。中部低地的部分地区由于地势低，只能种植水稻；但在大多数地区，水稻和冬小麦轮作。类似的复合耕作方式在沿海地区也很发达，特别是土壤含盐度不高的南通周边。

精心计划的轮耕可以保持而不是耗尽土壤的肥力。像豆类这类庄稼能将小麦消耗的氮返还给土壤。农民通过轮耕可以从自己的土地中获得各种各样的粮食。此外，种植的多样化降低作物歉收的风险，将农民的收入分布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并使劳动分配更加合理。

（3）人力耕作。在苏北所有地区中，农活都是由人力操作并辅以简单的工具。密集的人口提供了农民唯一拥有的充裕廉价劳动力。农民普遍贫穷，只拥有少量资本，因此他们只能尽可能地使用人力，以获得单位土地的高产；这与美国通过使用较少劳动力和较多资本实现高产异曲同工。因此，种植一英亩棉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美国是117小时，而在中国是656小时。也就是说，在不使用资本和机械的情况下，中国农民要去的和美国同样的产量，必须付出六倍于美国的人力。人力耕作是集约化农业的一大特色，在包括苏北在内的中国大冲积平原上十分普遍。

农民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间劳作。在农活最忙的收获季节，甚至妇女和孩子都下地干活。冬天农闲之季，农民们则修缮房屋、磨玉米，或者从事手工业赚取额外的微薄收入，弥补家庭预算的不足。

（4）农村副业的实践。苏北的农村副业实际是农业的一部分，两者紧密相关。苏北大多数家庭都饲养牲畜，其中猪是最主要的牲畜，因为猪肉最受欢迎，同时猪的排泄物可用作肥料。据估计，苏北每年共饲养2712200头猪。同时，为了帮助农业生产，苏北每年饲养609860头奶牛和水牛。淮北地区大量喂养了驴作为牵引家畜，每年可达304500头。【实业部外贸局.中国工业手册：江苏，1933[R].260-280.】

为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农民们在原本用作水库的人工池塘中养鱼，在水面种植可以结出美味果实的菱角和荷花，其茎叶在冬天腐烂之后沉到池塘底部，与泥土混合，被挖出用作肥料。

地方手工业依靠原材料而发展。沿海广泛生长的芦苇被用于编织席子，建造农舍。高粱秸秆在以高粱为主导作物的淮北被用作建筑材料。在苏北的大部分地区，像帽子、篮子、鞋子、绳子等草制品都是由麦秆手工制作的。

棉花工业在长江三角洲的棉作带发展良好。尽管引进了机械化工厂，老式的纺纱机和手工织布机仍占据重要位置。我们在南通附近发现几乎每户农家都有一台手工织布机，成为全家衣料的主要来源。大多数农民喜欢在家工作而非工厂，因为他们可以利用闲暇时间纺织而不影响正常的农业活动。这项工作大部分是由女性来做，对于通常不允许在户外工作的妇女来说这是一项必备的精湛手艺。根据B.T.Chang先生的估计，南通大约6%的棉花产量用于当地手工纺织业。

因此，通过对土地的集约利用以及人力的投入，在没有资本和机器的帮助下，中国农民能够从他们的小块土地上，获得食物、建筑材料、衣服等在内生活必需品。

如上所述，虽然每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是正常的，但通过复合种植和繁重的手工劳动，苏北每年单位面积的产品总值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但不幸的是高产量需要支持如此之多人口的生计，每人的份额则少得可怜，苏北农民虽然辛苦劳作，依然穷困潦倒，毫无舒适可言。

第三节 农村全貌与农业活动

为了证实上述的自然和农业事实的区域化，我在这里需要简要介绍个人1934年对此区考察的印象，希望有助于人们对整个地区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并回顾一下各地农村变化的总体情况。

图20显示了考察的路线。1934年7月，我们从扬州到仙女庙，这是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贸易集镇。我们坐着黄包车行驶在褐色的土地上，长江粉砂质沉积物的土壤上种植着各种农作物，田中有开花的黄麻、黄色的苜蓿、绿色的高粱、大豆、花生、成熟的瓜果，色彩斑斓。

我们在3km之内横跨了4条运河，我们在运河岸边看到现代水泵和古代水车并排运行。村庄彼此相邻，大多相距不到两英里。多数村落居民是一个家族的后裔，数代之后，家族扩大成宗族，他们和睦相处，和衷共济。村民住宅大多用土砖建造，有的用白石灰水刷过，与周围田野的大片绿色形成鲜明的对比。

长江沿岸不仅风景如画，而且是苏北最好的农业区。由于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降雨，它可以支撑多种作物和一年的数个收成，同时便利的灌溉和较高的地势使农田免于荒歉。

我们从扬州出发乘坐公共汽车沿大运河东岸北行前往淮阴。离开长江的天然大堤，到达中央低地。随着地势的不断下沉，景观发生彻底变化。混合种植的农田被堤坝围绕的蓄水稻田取代。白灰粉刷过的豪华砖房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简陋的黄土草房。这是经常遭受水灾的稻作带，西部高宝湖的高水位威胁着运河堤岸的顶部，让我们意识到频繁洪水带来的可怕影响。而看到运河东岸人民的生活如此安宁，仿佛不知湖水正在高于他们屋顶之处咆哮，确实令人惊奇。

当我们接近淮阴时风景又突然发生变化。我们穿过茂密的高粱和谷子地。随着地势逐渐升高，我们离开湖区和运河区，来到了淮北的旱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降雨的帮助，但此处的收成主要依靠水井灌溉，用手工工具抽水满足干渴的土地。运河很少见，河流十分泥泞湍急。村庄面积越来越大，但数量越来越少。每个村落都有土堡和几个碉楼，防御非法袭扰。沿着古黄河河床及其北部，可以看到同样的风景。

直到海州，我们才开始发现自己在另一片不毛之地旅行。红色的土地被一层薄薄的高盐度白色外壳所覆盖。这里没有农田，甚至没有青草，只在云台山脚下有几小块被泉水灌溉的绿地。土地总体是不能耕种的，但并非没有生产力，它生产中国1/5的盐。[1925年中国的总盐产量为36520760石，其中7930700石产自苏北。]

盐是从装满浅浅海水的盐滩中收集来的，通过阳光的蒸发结晶而成。所收之盐被堆放在仓库，并用草垫盖上防雨。这里的运河沟渠和稻作带一样多，但不是用来灌溉，而是用来提取海水和运盐。此地景色单调，村庄稀疏，只有新建的红砖盐仓打破荒凉，与一旁简陋的灶民茅屋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贫瘠，但该区因盐业而富裕，支撑相当密度的人口。每位定居者，无论是税收员还是灶民，同食其利。近几年来，这里广泛兴筑良好的道路，从而便利了与外界的联系。

向南穿过古黄河，我们到达阜宁以东的新棉区。这片土地最近由几家私人公司垦殖。1917年大华公司成立，开始垦殖荒凉的海岸。大华公司是该地最大的公司，在射阳河以北拥有一个120000英亩的农场。由于土地的高含盐度，复垦过程困难而缓慢。人们修建沟渠和堤坝系统汲取淡水，稀释冲刷土中多余的盐分。通常需要5至10年土地才能达到生产作物的合适含盐度。但只要成为熟地，预期收成通常很好。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新农田景观的规律性和有序性。整个农田以正方形和长方形为框架。道路和沟渠按设计尺寸建造，相互垂直，笔直而有序地排列，甚至租户的茅舍成排统一地建在棉田之中。

我们从阜宁出发，在与捍海堰平行的串场河上乘汽船前往南通。此条路线是稻作带和棉作带的分界线，河岸两旁有数十座控制水流进出的水闸，数百个水车在引运河水灌溉沿海田地。

临近南通时，我们又来到了长江岸区。这里的景色总体与扬州一带相似，农作物丰富。棉铃正开花，旁边生长着水稻、高粱和豆类。复合耕作使农民全年忙碌。严冬一过，土地被深耕备用。小麦3月初播种，大约5月中旬收割，同时在垄间培育棉苗。5月底收割小麦之后，空余之地重新植棉，并不时施用液体肥料。当棉花高约6英寸时，剔苗使其保持7或8英寸的间距，并锄地在植株周围聚拢土壤。在棉花生长季节，根据需要每隔一段时间除草和松土。7月棉花开始开花，9月初棉铃成熟，需要小心地采摘。10月中旬，农民在棉田间作豆类。因此整个冬季，豆子长在田间，并于第二年4月收获。大豆收获后，豆秆被犁入地中，作为后续作物的肥料。冬季，苜蓿有时代替豆类种植，用作绿肥。因此，通过不断的农业活动和精心安排，每块土地一年都可以种植三季作物，使生产力达到极限。

我们在南通以东看到了更多的棉田，除紧临大海的狭长潮间地以外，沿海地区全部被开垦，其中大部分已成丰产的熟田。由于原料供应充足，交通便利，手工织布业广泛流行。我们几乎从农家的每一扇门里都能听到主妇们忙碌于纺棉织布的梭子与纺锤之音。这种农村副业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家庭收入，改善了农民生计。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此地区的人们衣着更好，住在舒适的砖房，形成一派富庶的村庄。

第六章 聚落与农村经济

第一节 聚落历史

一般来说，中国的文明是从西北向东南扩展的。然而，这种概括性的说法并不完全适用于苏北。除徐州外，苏北在中国历史上相对较晚时期才由南方移民定居。

周朝之前（前1110-前990年），徐州就作为一个政治邦国被记载，但此后南下迁民在淮河中下游的北岸长期停滞不前。当时苏北是大半被湖泊淹没之区，住着吃苦耐劳的土著淮夷。春秋时期（前728-前481年），苏南被吴国占领，苏北仍是一块被“野蛮土著”居住的蛮荒之地。

根据历史记载，吴王夫差在他的统治期间下令修建连接淮河和长江的邗沟运河。相当的人口作为运河挖掘者被移民到此区，并带来一定的文化影响。战国时期（前481-前225年），在经历与吴国漫长残酷的争夺战之后，楚国成功征服此区，并占领长江下游。

大运河的修建和延伸连接淮河、黄河和长江，为定居提供便利。大运河上的扬州、淮阴、高邮等城市，在后来的汉（206-220年）、隋（580-618年）、唐（618-907年）等朝代相继建立。为了保护贡米运输路线，士兵被派到这里守卫运河。不过，这些士兵都是北方人，在开发水乡方面乏善可陈。他们既不知如何开垦低地，也不知如何种植水稻。因此，直到8世纪，大部分沼泽地仍是人烟稀少之区。

直到宋朝（960-1279年）才开始大规模开垦沼泽地和建造永久的乡村定居点，范仲淹建造了捍海堰（大约1100年）保护低地免受海洋侵袭。在此之前，固定的耕作和收成是不稳定的。元明两朝（1280-1644年）更多的土地被开垦，许多灌溉沟渠进一步扩充垦殖空间。1324年黄河改道南流，给明末清初的水利工程带来巨大的麻烦，洪水频繁发生，损失惨重。太平天国（1850-1864年）时期，南京被起义军攻占，许多人从南方逃到苏北避难。而此次大量向苏北移民的南方人都是水稻种植者。太平天国后期，苏北成为政府军队攻打南京的军事基地，战争结束后，许多士兵和难民就地转化为农民。

沿海地区的定居更是新近之事。由于土地盐碱贫瘠和人们的大陆思维，沿海事实上在历史上被忽视，直到最近，距海10英里的范围内还看不到任何城市或村庄。在1901年著名实业家张謇先生在南通引进棉花种植之前，沿海几乎荒无人烟，只有灶民利用野生芦苇和沼泽禾草作为廉价燃料煮盐。随着近来晒盐技术的改进，主要产盐区逐渐从东台迁往海州，旧日煮盐场慢慢消亡，导致许多灶民失业。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在各个盐垦公司找到职位。除当地居民外，还有大量从南方移民而来的技术工人。因此，长江沿岸海门和崇明的植棉专家，在新开垦的土地上耕耘定居。

苏北人民及其文化大部分来自南方的事实可以在许多方面得到证明。由于自然景观的相似性，中部低地的稻农与苏南的稻农生活方式相同，但与华北平原的农民有很大不同。俗话说：“南船北马。”正是南方的舟楫高手或者说稻农，而非骑马能手更适合在此定居。更值得注意的是长江沿岸和中部低地定居者所讲的语言更近于苏南方言而非北方官话。

但现在这种移民的历史趋势似乎被逆转。近年来，成千上万的农民逃离中部低地的家园，到苏南的城市寻求庇护和生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近来苏北饥荒频发，社会动荡不安，在人口增加、土地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该地区已无法承受人口负担。人们对现有生活不满，被迫寻找新的家园缓解压力，尤其是通常比老人更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幸运的是在长江之南，他们发现一个充满财富之城的新兴工业化地区。苏南虽然人口更加密集，但高度受益于现代工业的发展，许多工厂吸纳了大量的工人，城市需要苦力、人力车夫和其他廉价劳动力，成千上万的苏北饥民迁移到长三角南部的城市，满足其需求。在我看来，只要该地区的农村经济停滞不前，地方产业没有发展到消化过剩人口的程度，新的人口流出就会持续下去。

第二节 农村人口的拥挤

人口从根本上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生活的每个阶段，这一点在农村的反映最为真实，因为其生活直接依赖土地的生产力。健全的经济生活通常与充足的人口以及比例合适的自然资源相关。富庶的土地上若人口过少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开发；人口过多则超越土地利用的上限，可能使地区经济陷入贫困和破产，苏北似乎属于后者。

很难断言苏北人口量承载过度，无法养活更多的人口。因为如果该区像苏南一样实现了工业化，可能会支撑比今日更多的人口。但在目前条件下，苏北无疑是农村人口密集的地区，此点可从人口密度大、农田面积小、生活水平低等事实得以证明。

1.高人口密度。苏北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678人或270人/km2。这个密度超过许多工业化国家，例如它超过荷兰与比利时的总和或者除了大伦敦之外的英国。

[若大英帝国（8000000）包括在内，英国的密度应是334人/km2]

每县的人口统计数据（表21）来自《中国统计》（1933年），面积和耕种面积来自卜凯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在图22、图23中显示。从这些地图可以看出，人口分布并不均匀，而是地区之间分成不同等级。长江沿岸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人口密度最高。江都、泰县、泰兴、靖江、海门和南通各县的密度都大于400人/km2，与苏南相当。如皋的平均密度是398人/km2，若排除其贫瘠的沿海地区，这个数字会更高。启东也是同样情形，它的平均密度小于300人/km2，但有大片的沙质海岸，而南通的平均密度是503人/km2，它的西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工业化，其密度可能超过600人/km2。因此，尽管将人口稀少的沿海地区包括在内，其平均水平仍然很高。如果我们能用更小的面积单位人口普查数据，那么人口的分布情况就更精确，可惜目前还没有相关数据。

中部低地人口密度较低，大概在200人/km2到300人/km2之间。若排除湖泊及沼泽，高邮、宝应及兴化的人口实际分布将更为密集。大多数人定居在水道和河岸附近，特别是大运河和串场河沿岸的重要城镇。串场河以东的人口密度可能在200人/km2以下，可是被每区人口稠密的西部抵消。

淮北的平均人口密度为300人/km2。只有淮安、淮阴、睢宁三县的人口密度超过300人/km2。东海、灌云、涟水和阜宁是苏北人口最少的地区，每区都有大片荒无人烟的盐田，因此人口密度低于200人/km2，但仍高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很多地区（德国的人口平均密度为140人/km2，意大利为138人/km2）。

270人/km2通常被认为是非常高的密度，更令人吃惊的是苏北人口主要由农民组成，因为本区没有发展任何重要的工业。

下面的表格（表24）显示以县为单位的农村家庭百分率，其在60%到95%之间，平均是80%。这意味着八成的苏北居民直接依靠土地而活。土地上人口密布，若不幸因水灾或旱灾稍有歉收，就会打破粮食供应的平衡，导致穷人铤而走险或饿死。

苏北如果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世界上农村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2.小农模式。农村人多的事实自然会导致小型农场。正如上章所示，苏北农民通常拥有不到半英亩的土地。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估算养活一个人需要2.5英亩的土地，若如此，苏北人民的生活一定远低于温饱水平。刘大钧估计一个平均五口之家每年需要2372磅的粮食维持健康。【D.K.Lieu. Food Conservation in China[M]，quoted in Mallory，China，Land of Famine，p.13.】苏北水道种植区的平均产量大概每英亩不到1200磅，因此需要2英亩地才能保证一个五口之家的最低生活水平。在该区的大多数地方，土地都小于这个最低生产量所需的规模。

3.生活水准低。如果不彻底分析个人的经济条件和家庭预算，就很难说明它的生活水平。在考虑所有上述因素之后，苏北的生活水平非常低。遗憾的是本区没有关于农村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全面数据。不过，我们有一些关于江都和南通工厂工人家庭预算的数据，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所启发。【Ministry of Industry.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mong Factory Workers in Kingsu and Nantungchow[R]，1930.】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地的食品支出比例都很高。食物、衣服、房租、燃料与照明四项生活必需品占江都工人总收入的98.2%，而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南通工人只有85.6%。关于城乡之间的总体比较，许多社会学家指出按照普遍的衡量方法，农民的生活标准总体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更接近城市下层而非上层的标准。因此，苏北农民的生活标准与上述标准有某些相似。卜凯估计华北农民的食品支出平均占62.1%，杂费平均占13.6%，这与南通的工人差不多。根据泰勒（J.B.Taylor）的研究，大约62%的江苏农村家庭年收入低于150元。泰勒仔细研究后修正每年150元的平均收入是贫困线的一个指标，低于此标准，人们就没有足够的食物维持生活。【Taylor J B. 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M].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1924.】这意味着江苏62%的农村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这一比例在苏北应该更高。

尽管贫穷饥饿，中国农村人口仍然持续上升。乔启明在其研究中估算目前中国人口净增长为每1000增长10.7【Chiao C M. Rural Popul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J].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1934，14（4）：391-425.】，华北是13.3，华南则是8.6。这意味着每年增加400万至500万的总人口，他同时指出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按此速度也仅需63年即翻倍。乔启明虽然没有提供苏北的单独数据，但没有理由相信此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呈现出不同趋势。

在中国，人口过剩不是新事，而是一个历史事件。陈达对人口增长的研究表明，江苏曾经的人口比现在还要多。【Chen Ta. Chinese Migr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ur Conditions[M]. July 1923.】以下的数据是江苏人口的历史记录：

可以看出从1749年到1842年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江苏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1882年的人口骤减可能是由于太平天国之乱（1850-1864年）带来的空前战争和饥荒灾难。此后，尽管饥荒和社会动荡时有发生。但人口仍有所增加。如果上述1910年和1920年的人口普查是正确的（可能不正确），那么人口实际上在10年内增加了1倍。如此惊人的人口增加速度，难怪历史上经常发生战争和饥荒，无情地对人口增长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

现在是审视历史事实，采取积极措施限制人口数量的时候了，如此我们才能更适当地利用自然资源。否则，我们肯定会招致另一个战争和饥荒时期，其痛苦和残酷程度将会超出想象。

第三节 饥荒与迁移

降雨的变化无常和排水系统的不完善导致苏北水灾频繁。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即使正常收成的年份，许多人已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更何况洪水造成的灾难性结果。人口过剩使人们陷入贫困，而洪水和干旱则驱使他们流浪或挨饿。

苏北近年来是中国饥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五年来几乎年年饥荒。1916年、1921年、1926年和1931年都发生大洪水，起重工1931年最严重。卜凯在其《1931年的中国水灾》中提供很有价值的数据，显示苏北大部分地区的洪水情况。表25将数据进行收集和重新排列，可以看到平均64%的耕地被淹没，所影响的农户比例大致相同。中部低地由于地形不利受灾最重。实际上整个高邮都被淹没，99%的农户受到洪水影响。高邮是中部低地第一个因运河决堤而被淹的地区，农田的平均最大水深11.7英尺，庄稼绝收，积水一直持续到次年，致使农田无法复耕第二季水稻或小麦。兴化、盐城、沭阳等地也遭遇前所未有的饥荒。但由于洪水来得不是那么突然，人们从田里收割了一些庄稼。然而中部低地的平均水深9英尺，大批妇孺溺死，许多饥肠辘辘无家可归的人背井离乡。

洪水期间，28%的高邮居民迁出，这还不包括那些为了安全在堤坝上扎营避水的人。约52%的兴化人和81%的盐城人迁至江南，或者在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逃难。目前没有实际移民的确切数据，然而据估计仅在上海，苦力人数就不少于3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苏北人。无锡有96000苏北人作为苦力定居，大部分来自东台、盐城、兴化和泰县。

苏南在过去20年由于工业的平稳发展，吸纳大量来自苏北的廉价劳动力。我们在江南每个城市都能看到主要来自苏北的人力车夫、码头工人、小贩、洗衣工以及乞丐。他们在运河边、城墙下、仓库和工厂旁，或者在其他任何不用付租金就能占据的地方，以席子或草屋扎营而居。与南方人的砖房相比，他们的住所很容易辨认。

除了永久的定居者，还有更多的苏北人定期往返家乡与江南城市之间，频率从每年一次到三四年一次不等。这些移民通常在家乡拥有土地，但产量不足以满足全年的需求，尤其是中部低地的人们每年只收获一季作物。人们在10月收获之后前往南方过冬，并在次年春天返回家园，不会错过为了下一次收获的播种季节。因此，他们在定期迁移的同时，还能耕种土地。

移民潮在当农田被毁的饥荒之年自然达到最高点。有人徒步，但大多数人乘船离开，幸亏运河网络，他们的船屋可以毫不费力地到达任何地方。这些船只一般是方头平底，大约20英尺长，5英尺宽，装备简陋，草垫为盖，船舱为床，载着全家（除了通常留守看家的老人）和全部家当，驶往南方。

我生长于青旸，这是江阴与无锡中间的一个运河小镇。这条运河是连接长江和太湖的捷径，也是移民的主要途径。每年秋天，我经常看到成百上千的难民船只在运河上涌动，成群结队地划往南方。许多人只是路过，但也有人在镇上停留几天乞讨食物和补给。他们衣衫褴褛，口音奇怪，看起来非常悲惨。我记得我曾经怀着畏惧和怀疑的心情围观他们，远远地好奇地跟着他们，但对他们从哪里来，来做什么却一无所知。第二年春天，还会看到他们回家的同样船队。这次他们不会上岸停留，而是非常匆忙地划桨，显示他们急于见到自己的家园和土地。

虽然这种人口流动模式很有趣，但不能将其视为缓解人口压力的有效措施。因为移民的数量虽然相当可观，但与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全体农村居民相比，比例非常小。除非被饥饿和饥荒逼得走投无路，他们宁愿待在故土，也不愿迁徙，即使那些被迫迁徙的人也总在等待时机返乡。

第四节 农村重建

许多学者近年来都在研究农村问题的重要性，许多人意识到中国农村经济正在不断恶化，亟待改善或重建。至于采取何种措施，各界意见大相径庭。经济学家认为农村每况愈下是陈旧不利土地所有制的必然结果，农村经济结构重建是唯一的补救措施。农业学家坚持认为由于农场土地生产力低下，只有通过应用现代农业科技、使用化肥、选择种子和发展植物病理学才能提高生产力。工程师们则把所有原因都归结为河流系统的破坏，造成饥荒的洪水和干旱是水利衰败的自然后果，在巨大的治河工程完成之前无法避免。

所有这些论证虽然非常重要，但只是从不同角落投射的侧影，它们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如前所述即农村人口拥挤的根本社会问题。如果农田无法负荷太多的人口，而且生产力有限，那么自然会导致贫穷和动乱。人口的增加致使人均农田面积缩减，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减少和购买力下降，从而导致农村经济枯竭停滞，而频繁的灾荒和社会动荡又进一步使农村经济萧条。

农村经济的稳定主要取决于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和谐适应。苏北人口已经超过了自然资源承载极限，从而打破供给与消费的平衡，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寻求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为了做到这一点，要么增加自然资源，要么减少人口。增加自然资源有两个途径：一是扩大农田，二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减少人口则意味着控制生育、移民和工业化，即将农民从农场移到工厂。

本文没有空间详细地讨论上述补救措施的实用性和预期性。然而，根据最近研究和对事实的观察，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了工业化以外，所有这些补救措施都不足以充分有效地改善目前的情况。

梭颇关于中国移民它处可能性的研究结论是：中国没有足够的富余土地，让移民寻找新的家园和更好的生活。人们对苏北盐垦抱有一些希望，但其前景往往被夸大。在转为熟地之前，必须对土地进行筑堤排水，并通过雨水或灌溉逐步淋溶除盐。复垦是缓慢而困难的，一般需要四到五年，甚至十年才有产出。为了控制洪水海浪以及洗盐，必须花费数百万元筑堤和修沟。虽然它们为有限的定居者提供了一些诱因，但永远不能指望它们在经济上承载大量人口。

图26显示苏北以县为单位的耕地与总面积的比例。30个县中有17个县超过60%的面积是耕地，不包括村庄、湖泊、水库、运河、堤坝、坟丘等必要场所。只有5个县的耕地面积少于30%，其中3个县有大片不能迅速容易开垦的沿海盐沼。因此，通过新增农田重建农村经济几乎没有希望。

机械化耕作可以提高中国农作物产量的说法幸好被许多现实的学者否定。机械化耕作最适用于那些资金充裕但劳动力匮乏的地区，因为机器会代替劳动力，但由于中国的农业问题是劳动力太多，资本太少，机械化只会加剧而不是释放人口压力。

技术或科学的改进，如育种、施肥、病虫害控制等，肯定会提高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但由于中国农业已经达到非常集约化的程度，这些改进是否会带来进一步的增产值得怀疑。

农业信贷、农村合作和交通运输发展等经济措施可使农民的财政状况得到改善，并在一定程度提高其生活水平。河道管理和堤坝保护等水利工程能防止或减少洪水的危险。然而，如果人口不断增加，又无可能的措施阻止人口增长，那么一切措施都将是徒劳的。

如前所述，移民的数量不会大到足以释放人口压力。目前，邻区接收移民的能力也有限。当然，计划生育是减少人口的根本途径。但一般来说改造一套道德规范需要很长时间，或许一两代人才能取得成功。

目前唯一剩下的方法是工业化，在我看来是有希望的。如果我们既不能增加粮食产生，也不能减少人口，为什么不能像许多其他国家那样，把土地上多余的人口转移到工厂制造商品换取粮食呢？

在苏北发展工业不是空想，而是有一定的地理基础。诚然，苏北矿产资源并不丰富，但却是棉纺织业的理想之地。由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大量供应，棉纺织业将是本区所能期待的最有前途和最有利可图的产业。棉作带的优势还在于它临近中国最好的水路长江和最大的港口上海。目前南通附近已经建起纺纱厂和织布厂，并取得良好发展。

在我看来，游牧产生农业，农业产生工业，这似乎是社会进化的一种自然趋势。当漂泊游荡寻找食物不足以维持生计时，人们必须定居下来耕种。同样，当土地的回报到达极限仍然不能满足基本生计时，人们不得不寻求农业之外的生计，工业化成为必然。一般来说，工业区比农业区支撑更密集的人口，农业又比牧业维持更高的人口密度。因此，对于多余的农村人口，没有比工业化更好更自然的出路了。

目前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无疑是前所未有的。侵略者进行的大规模破坏、杀戮和焚烧使许多繁荣的城镇变成荒芜的废墟。尽管目前形势黯淡，但只要战争以中国胜利结束，就有希望迅速恢复元气和光明的未来。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应该在苏北实行大规模的工业化，政府也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保护鼓励。工业化也有助于打破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家庭崇拜。据观察现代城市人比乡村人缺乏家庭意识，城市居民的出生率通常较低。

为了总结上述几点，我们制作了下面的图表。

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

1.增加自然资源。

（1）扩张农地（几率不大）；

（2）增加农地每单位的产量（成果未明）。

2.减少乡村人口。

（1）移居别地（数量不足）；

（2）控制出生率（目前难以实践）；

（3）工业化即将农民变成工人（相对可期）。

卜凯在对中国农业未来的预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借其来结束这一章【Buck，J. L. Agriculture and the future of China[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v 1930， 152:113.编者补充了详细出处和引文页码。】：

“从这些数据看来，中国农业的重点可能不是直接集中在自然方面，而是集中在人为因素方面。生活水平过低，劳动成本的比例过高，产量应当增加，在这种状况下仅仅增加生产并不能解决目前的固有问题。除非对人口增长加以限制，否则任何其他补救措施都只是暂时的，因为人口将迅速再次上升到土地所能支撑的极限。”

制约的办法是什么？是要人们努力地抑制自己数量的增长，还是要用战争、饥荒以及瘟疫等残酷手段克制自己的过度增长？

第七章 结论：环境与人类生活

在我看来，区域研究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描绘区域的总体特征，二是始终关注自然和人类的关系，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描述人类生活的地理背景以及分析原因和补救之道来实现。

我在写这篇论文时，除了陈述基本事实外，大部分篇幅用来讨论一个中心问题，即贫穷问题。尽管苏北囊括很多区域，而每个区域都有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特征，然而贫穷对苏北所有区域而言都是最主要的问题。

从地文学的角度而言，贫穷主要由饥荒反复发生造成的，这是变化无常的降雨和危险排水系统的直接后果。从社会学角度看，它是人口过剩的后果，主要源于中国的父权制度和子嗣伦理观念。

如上所述，消除贫穷有两个方法：1.通过改变传统观念限制人口增长。2.把人口从土地转移到工厂和城市。第一个方法是改革家庭制度，建立新的道德观念，并采取积极的节育措施。第二个方法是工业化。两者都旨在缓解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之所以没有把科学农业和农村合作作为补救措施，不是因为它们无足轻重，而是因为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它们无法取得足以改善人们生活的成果。

几个世纪以来，苏北农民尽最大努力排干湖泊沼泽，冲洗沿海盐沼，把每寸土地变成耕地。他们筑起堤坝，并不时修复，保护农田免受洪水和海水侵袭。从几代人的经验来看，他们知道如何保持土壤肥沃，并尽可能提高亩产。虽然取得一定成功，但耕地面积与农产品的增加从未满足人口增加而引起粮食需求的迅速增长。

最后，人口泛滥不得不通过战争和饥荒等残酷手段加以遏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出现周期性的和平与战乱。人口在和平时期越来越多，最终达到粮食供不应求的地步，由此导致饥荒、贫困和社会动荡，最后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和政治动乱，许多人因战争或饥饿失去生命。当这一切结束，国家人口因此而减少，重新建立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适应，一个新的王朝出现，带来另一段和平时期。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王朝）到今天，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一段超过四百年的和平时期。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冒险只用人口过剩来解释历史事件，而是我想指出中国的饥荒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土地的过度利用而导致的周期性事件。它们是大自然对人类野心的惩罚，制造饥饿和死亡遏制人口增长，重新调整人与环境的和谐。

在我看来，中国农民常为自然所败，现在是他们反思与自然的长期斗争中所犯错误的时候了。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发生在其身上的不幸大部分是自己招致的，因为他们已经繁衍了太多的后代，以致土地无法支撑。我们必须再次让他们知道繁衍子嗣的旧道德准则在当今世界可能不再有效，应该鼓励他们离开土地，找寻除耕作之外的谋生之道。

我们有2000万人生活在苏北这个小区域内，年复一年地遭受饥荒贫困。如果只有500万而不是2000万，人均农地会增加4倍，生活供应相应增加2倍或3倍。人们将过上比现在更健康和舒适的生活。当他们有足够的应急储备时，洪水和干旱就不会造成饥饿或死亡，生活水平会更高，经济条件会更合理。

只有减少人口才能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通过自己的意愿减少人口要远胜因战争饥荒而减少人口。

物质贫困对人们的生活态度有很大影响。与自然斗争失败，又频繁遭受严重的饥荒，因此苏北人民普遍迷信。纯朴的农民无力抵抗自然灾害，生活完全听凭上天摆布。命运是中国人生活一个神奇的词，俗话说“命中注定”，因此抱怨和愤怒是多余的。尽管贫困悲惨，农民却过着容忍而满足的生活。

经济改革必须伴随精神面貌的改变。如果今天的人们仍把自己与古老的父权制度、过时的道德准则以及顺从容忍的传统品质绑在一起，那么任何经济重建都不会成功。诚然，建立一套新道德准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如果中国要想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存在，她别无选择，则只能与时俱进。

参考书目

第一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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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形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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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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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业的基础：气候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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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业与农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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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垦殖设计委员会.江苏东部的盐垦公司[R].1936年5月，镇江.

江苏垦殖设计委员会.江苏东部的盐垦[R].1936年3月，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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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聚落与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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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厓.无锡都市地理之研究[J].地理学报，1935，2（3）：23-63，南京.

B.英文（略）

附录：1934年李旭旦苏北考察报告

第一节 苏北考察行程日记

第二节 连云港考察报告

第三节 两淮海水制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