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精神永放光芒

求是精神是一种无形的伟大的力量。我们不仅在母校求学的年代受到这一精神的薰陶，而且在尔后漫长的岁月，继续感受着它的教育被鞭策，愈老愈觉得它的可贵。

我刚到遵义浙大，在校本部何家巷的墙上，第一次见到“求是”两个大字。开始并不懂得它的含义，以后由老同学介绍知道了它是我们的校训，是1938年迁校在宜山时，由竺可桢校长倡议，经校务会议通过确立下来的。又简单知道它的含义就如校歌中唱到的“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旨在要求我们养成一种品质，即以追求真理为思想行动的准则。据说这个校训直接的来源可能有两个，一是继承浙大最早的前身求是书院的光荣传统，辛亥革命前后不少有志之士是由这个书院出身的；二是仿效美国很老的哈佛大学的校训（faith of truth），意思也是求是，竺校长等多位教授哈佛出身，自然而然把两者相结合。1942年读到《思想与时代》第1期发表的竺可桢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它精辟地阐明了科学精神的内涵和永恒意义，从中开始了解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它们看似抽象的概念，而实际有其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要求，主要是：（1）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自己并不了然的思想、主张不凭想当然予以肯定或否定，不盲从不附和。（2）虚心严谨，不因自己似乎有把握、有权威而武断、专横。（3）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特别在处于横逆境遇时不因个人利害而说违心话，做违心事；要有宁为真理而牺牲的气概。这篇文章使我对求是精神的伟大所在初步有所认识。

1943年4月，是哥白尼逝世400周年，毕业校友许良英在桂林出版的《科学知识》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旗手——哥白尼》的文章，所阐述哥白尼长期遭受迫害而坚持真理的精神和竺校长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很相吻合。在那个时代，对我们这些要求民主和进步的青年有其特殊的激励的意义。我们在永兴的部分同学举行了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的活动，白天请物理教授朱福炘先生讲哥白尼的科学贡献和科学精神，晚上还从物理实验室搬出一架口径约为2英寸的望远镜，由朱先生指导观察星空。活动规模虽小，却也有从实际活动中接受求是精神陶冶的作用。通过朱先生所讲哥白尼的地动说长期被禁止出版，只是在他临终之前才得以成书，哥白尼只能用颤抖的手抚摩几下以心血凝成的论著便与世长逝，这使我们领会到科学上的重大进步都是先辈们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计利害才达到的，求是精神和革命精神、牺牲精神密切不可分。

求是精神贵在实践。竺可桢校长在1945年毕业典礼上所讲《大学生之责任》，就联系实际，讲得生动深刻。他讲到按照求是校训应该只知是非不计利害时，说：“此话说来容易，要实行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了。你们在出校门以前，恐怕也已经觉得是非和利害有时会冲突的。譬如你要就业，你本已答应一个中学去教书，聘约也签了，旅费也收了，你要动身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个公司的邀请，要你去当副工程师，不但薪水丰，而且出路好，朋友多。你是不是会毁弃已成之约，藉口说母亲病重，或者身体不好要到重庆去呢？到那时候你们是否尚把是非的观念放在利害的观念上面呢？君子小人之别只在此一年之别。近世科学之能发扬到如目今现状，就是因为先哲布鲁诺、伽利略等不避艰险与中世纪宗教恶势力奋斗成功的。……这种只顾是非不顾利害的精神是每个浙大毕业生应具有的。”校长这样尖锐地把问题摆到学生面前，真是发人深思。几十年后的今天从他日记里温习这段话，仍然觉得“只在此一念之别”这句话有何等的分量？又是何等的恳切！？

求是精神更多地是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接受其影响的。

首先，勤奋好学的空气是在母校多年感受最深的。我所呆过的永兴、遵义、湄潭三个地方都一样，课余时间大多数都很用功，特别是晚自习时间，宿舍里都那么安静，大家都在小油灯下孜孜钻研，不少人还常利用教室或其他僻静处开夜车。更感人的是不少同学为关心社会的发展和祖国的前途，在繁忙的功课之外，还要挤时间自学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想方设法弄到被后方当局严格禁止的进步书刊，秘密地流传，秘密地学习和相互切磋。好学上进和正直在浙大形成一种主导的风尚，也就比较容易地接受了真理。

生活俭朴、做事勤恳看来也是浙大传统的风尚，是求是精神的一个构成部分。处在抗战时期，绝大多数师生尤其俭朴成风，不少人还到了非常艰苦的地步。可是大家以艰苦中弦歌不辍为乐，以生活清苦而恪守高尚为荣。多数同学穿得不像样，冬天穿不上袜子、夏天常穿草鞋的也不少。少数家境富裕的男同学有穿西服来的，女同学有穿花旗袍来的，过不多天就都换了装，因为与众不同，穿不出去。很多同学靠工读补助生活，教师职工普遍入不敷出，即使名教授如苏步青先生，困难到要靠吃一部分地瓜代粮才能维持生活，可见一般。然而人穷志不穷，老师们很少听说因此而另谋生活的，无论教学、研究都是那么尽心尽力；同学们则无论上课、做作业、做实验，以及各种工读，大多数都那么勤恳认真，上下各方形成一种崇尚俭朴勤恳的风尚。也许正因为这种风尚，几十年来不断听到一种说法，即浙大校友在国内外许多单位都以勤恳朴实见长，这可能是符合实际的。

竺可桢校长是身体力行求是精神的典范。有关的事迹是很多的，这里只能选几桩使我突出感受教育的事例。第一，1942年浙大同学掀起“倒孔运动”（打倒孔祥熙的游行示威），事后，反动当局对竺可桢施加很大的压力，正在此时，同学腾维藻、助教潘家苏在湄潭，因国民党党棍和特务预谋，诬陷他们制造了反蒋传单而被捕，竺可桢只顾弄清学生是否被诬陷，不顾自身处境，经周密调查研究，终于掌握蓄意诬陷的铁证，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承认诬陷是实，最后释放潘滕二人。第二，1945年10月及1946年4月，驻华美军首脑加上戴笠主持的中美合作所两次开会，要把隶属政府系统的气象部门攫归军统统一管辖，竺可桢出于气象为民用服务不可废，力持异议，主张民用仍属政府系统，使军统和美军有关首脑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军统权势赫赫的当时也是不容易的。第三，1947年于子三在狱中被害以后，反动当局妄图推卸罪责，平息学生怒潮，诱迫竺可桢到狱签字证明于子三是自杀，竺可桢拒不作证，并向报界申明于之死是千古奇冤，使反动当局更为被动。当教育部长朱家骅当面要他发表更正申明时，他又以“报载是事实，无可更正”断然拒绝。这也显示了他确实只讲是非不计个人安危。第四，1968年2月，乌云滚滚的年代，中国科学院开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座谈会，会上附和黑线统治的论点成了基调，竺可桢不予苟同，以他切身感受的新旧中国科学事业的鲜明对比，论证了他认为红线为主的论点。这在当时也只有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求是精神才能有此大勇。竺可桢先生在科学问题上更是只问是非，勇于讲真话，不说假话。在五十年代早期强调“一边倒”的时候，他对苏联片面否定摩尔根学派、扶植李森科学派的做法表示很不赞成。对当时广泛开展人工消雹则提出恳切意见，主张应加强对成雹机制的科学研究，以提高消雹效果，不宜以群众运动方式盲目开展人工消雹，浪费人力物力。在全国大倡“以粮为纲”，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也大搞垦荒种粮的年代，竺可桢提出要以苏联开垦哈萨克斯坦北部和美国开垦西部发生的教训为鉴戒。综观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主张、意见，一般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就非常不容易，这是他坚持求是精神的结果。竺可桢先生谢世十多年来，受到了人们广泛的、深切的怀念和崇敬，这不仅在于他对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还在于他身体力行求是精神，其意义更深更广泛。

吃够苦的人最知道甜。我们走过了漫长的曲折的路，特别是饱经了十年动乱之苦，因而愈老愈感到能否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实在是至关重要。从母校倡立求是精神将近半个世纪培养人才的实践来看，也说明这是一个可贵的传家宝。当我和某些校友知道浙大和同根生的杭大、浙农大、浙医大都重视发扬求是学风，大家感到一种特殊亲切的愉快。我们相信并祝愿求是精神永放光芒。

1986年10月29日为纪念校庆90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