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自然地理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刘南威 郭有立 邱林青

综合自然地理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其理论体系的确立只是晚近几十年的事情。然而综合自然地理学赖以建基的地理学却是一门十分古老的科学。鉴于科学发展的历史继承性，要研究综合自然地理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必须追溯地理学的发展史。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地理学经历了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三个发展时期。综合自然地理学依从着它的母体也有三个相应的发展时期（见表1）。

一、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根基

（一）古代地理知识的积累

从远古到十八世纪地理大发现，地理学仍处于它发展的最初阶段，即搜集和积累材料阶段。这就是地理学发展史上的古代地理学时期。

人类的祖先由于生活上各种各样的需要，通过实践而逐渐地认识了周围的环境。最初的需要必然是很局部的，因此人类早期的地理视野也是极其有限的。原始部族对自然的观察，只停留在认识个别自然因素上，他们无法揭示地理环境的普遍特性。一切地理现象和过程最初都被误认为是神的行为，而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地理思想的朦胧阶段。

从迁徙不定的采集和狩猎生活，改变成定居的农耕和畜牧生活，促使人类的地理知识迅速增多。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的依靠更深。他们需要掌握诸如适宜耕种和方便放牧的地区、天气变化以及播收季节等等方面的情况，使生产臻于完善。有关地理的知识便在人们的实践中不断地积累下来了。

地理学显著的发展，出现在奴隶社会。这个时期生产的发展，商业的兴起，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人们的地理视野。当时对更广大地区和国家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人口、民俗等内容繁杂的详细记述便成为必然。于是地志学应运而生，并成为古代地理学的主流。同时人们又力图科学地认识周围的自然界，并企图创立关于地球及其外壳的科学观念。古代思想家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说。有的学者，像毕达哥拉斯（公元前六世纪）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已经取得地球是个球体和地球表面存在气候带的观念。那个时期，人类的知识领域仍然有限，一个卓绝的学者一生可以掌握人类当时的大部分知识，一个地理学家同时可以又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天文学家等等。由于古代学者们的各种学术线索交织在一起，因此古代地理学实际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科学。

在西方奴隶社会时期，地理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3-192）、斯特拉波（公元前64-公元20）和托勒密（公元90-163）三位先驱。他们的地理著作确立了古代地理学的知识领域。

古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在两千多年前用“地理学”一词作为书名写了一本关于已知世界和地球基本知识的著作。这本书清除了当时充斥在地理学思想中的神话和迷信，引进了自然地理的成分，尤其对数理地理给予很大的重视。书中论述了地球的形状和大小，以及当时已知世界的地理情况[埃氏首先用几何方法测定出地球经线大圈长约25000英里（实际为24860英里）]。埃拉托色尼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把地球表面分为五带（热带、南北温带和南北寒带）。他还把世界分为欧洲、亚洲和利比亚三个主要地区，并绘制了反映当时世界的地图。由于埃拉托色尼第一个创造了“地理学”这一术语，而被后人称作“地理学之父”。

斯特拉波是杰出的古罗马地理学家。其代表作《地理》一书共十七卷之巨，详细记述了以罗马为中心的已知世界，为地方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斯特拉波认为：“研究地理学不仅要研究各国的大小和形状，而且要观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力图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来刻划出总的世界形象。在他的著作中不仅对一般地理现象作了描述，而且加以阐明。他对尼罗河的泛滥作了正确解释，认为应该归因于埃塞俄比亚高原夏季丰富的降水。

奴隶社会时期最后一位出色的地理学家是托勒密。在古罗马时代，地理学已具有最初的分化。托勒密把地理学分为地理学和地志学两部分，认为地理学把地球作为整体来研究，它反映的是最本质的东西，能使我们看到整个地球的一般图景；而地志学则是详细描述个别国家，给我们提供的仅是许多个别的单一画面。他还指出，地理学同时包括数学地理和制图地理学。托勒密所著《地理学指南》一书就用了专门篇幅论述了地图投影，并绘制了当时最为详细且影响深远的世界轮廓图。由于当时没有更确切的名称，因此这幅图被称为“托勒密”。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连同这幅图，一直到地理大发现时代仍是地理学的基础。

自公元五世纪西方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直到十五世纪，是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的宗教教会在这个历史时期起了扼杀一切进步事物的反动作用。在欧洲，地理学停滞了，甚至倒退了！地球的概念回复到一叶方舟！地图退化成了纯粹的幻想，一度相当正确的已知海岸线在地图上消失了。古代地理学被那种带有明显的虚妄的宗教臆造的观点所代替，甚至连“地理学”一词也从一般的词汇中消失了。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地理学完全是固步不前的。一方面，即使在欧洲，地理视野仍然借助旅行和宗教战争而不断扩大，具体的地理描述仍有进行，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就是这个时代的作品；另一方面，在阿拉伯国家和我们祖国，古代地理思想仍在不断发扬光大。阿拉伯人继承了古希腊的科学文化，促进并奠定了自己的科学基础。我们祖国是古代世界一个独立发展的地理思想发祥地。中国的古代地理思想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在世界科学史上有着极其光辉的篇章。

（二）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十五世纪后半叶，西欧资本主义因素渐渐膨胀，贸易活动的增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引起了商人和封建贵族寻求东方金银财富和香料、丝绸等贵重物品的狂热。但十五世纪后期，土耳其人征服了近东和中东，主宰了东西方通道的咽喉，严重障碍了欧洲人与东亚的交往。于是，欧洲人就企图另辟通往亚洲的海上航道。那时人们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测量术和造船术已具足够的水平，使得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新航路的开辟，首先是由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实现的。十五世纪初年，葡萄牙就不断沿非洲西岸南下占据了不少殖民地。1486-1487年，迪亚士率领葡舰队绕过非洲南端发现了好望角。1497年，葡王又派科·达·伽马率舰队绕过好望角，航行十个月到达了印度。葡萄牙人终于发现并控制了通往非洲的东南航路。

为了跟葡萄牙人竞争，西班牙女王采纳了意大利水手哥伦布向西航行的探险计划。哥伦布由于接受了大地是球形的概念，深信向西行一定能到达亚洲；同时他又接受了环球距离的最小数字，深信到亚洲去将不成问题。1492年8月，哥伦布的船队离开西班牙启航西行。同年10月，他们到达了现在的巴哈马群岛，误以为那里就是印度。其实哥伦布到达的是欧洲人从来不认识的美洲——新大陆。

1519年，西班牙又派出舰队，由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向西南越过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1520年10月经南美大陆与火地岛之间的海峡（后称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次年三月到达菲律宾，麦哲伦在途中死了以后，他的同伴继续西行绕过好望角，于1522年9月返回西班牙，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从而证实关于大地为球形的学说，并开辟了西南航路。

地理大发现以上述三个事件为主体，但直到十八世纪，地理发现仍未结束。这一系列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的探险活动，极大地刺激了地理学的发展。同时，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中世纪的思想桎梏，古希腊、罗马的地理观念重又生晖，人们又萌发了对地理学探讨的浓厚兴趣。这个时期人类的地理视野几及整个地球表面，空前大量的新资料纷至沓来；古代对未知世界的各种臆想，被不断消除；新发现的国家和土地得到了描写，并在地图上确定下来；科学的地图投影法出现（如墨卡托投影），使世界地图第一次接近了精确。根据这些不断涌现的新资料，人们有可能全面地探讨地理问题。除了地志学继续成为主流外，对于海陆起源、地形变迁等等的一般地理学问题也提出了许多假说，通论地理学开始出现了。在所有当时的地理著作中，最有价值的是十七世纪荷兰地理学家瓦伦纽斯（1622-1650）的《地理学通论》[该书也有译为《通论地理学》及《普通地理学》]。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了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地理学的对象和方法论特征，其主要观点是：（1）第一次提出了比较接近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地球表面，即“陆界”、“水界”和“天界”；（2）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地理学应分为两类进行研究——研究整个地球表面的“普通地理学”和研究地球局部地区的“特殊地理学”；（3）第一次把哥白尼、刻卜勒、伽利略的学说引进地理学来探讨数理地理问题；（4）反对把地理学作为是描述性科学的看法，而用自然界是统一的思想把当时积累下来的有关气候、海洋、地形等知识作为一个统一的物质体系来论述，并指出水界与陆界是互相渗透的。瓦伦纽斯上述的地理观念是划时代的，它成为以后综合自然地理思想萌发的重要理论先导。可惜他的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而没能产生显著的影响。相反，十六世纪德国学者斯特尔（1489-1552）的描述地理著作《宇宙学》却风行一时。因为当时地理学仍未从描述跨入分析和综合的时代。

（三）古代地理学的特点

在回顾了古代地理学发展的简要历程后，作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根基，我们可以指出下列几点：

1.从远古到十八世纪中叶，地理学处于搜集和积累资料的时期。在这段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地理知识的积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而获得许多成果。在古代地理学末页，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球形状、海陆分布、高山大河、国家和民族等的基本事实；初步掌握了地球表面的热力分带、昼夜变化、四季交替等的基本过程。

2.古代地理学实际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科学。自然地理知识及地理观念常与天文学和几何学成分交织在一起，并融合在不同倾向的哲学思想之中。地图作为地理的语言，两者在共同发展中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3.古代地理学以纯粹描写地理现象为特点。由于对复杂的地理事物缺乏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研究，所以没能揭示出一般的规律性。

4.古代地理学存在两大基本学派：一是“博杂派”，这部分学者着重联系历史研究个别国家和地区的总的情况，无所不包地加以描述，其典型代表是地方志著作；博杂派的思想一直是古代地理学的主流。另一是“宇宙派”，这部分学者注意把地球和宇宙及数学联系起来研究，尝试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朴素的唯物解释，其代表有埃拉托色尼的《地理学》、瓦伦纽斯的《地理学通论》；宇宙派的思想，后来成为自然地理学和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的基础。

二、综合自然地理学的萌芽

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地理学以新的姿态经历了它的近代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自然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而确立了，综合自然地理学也开始了它的萌芽阶段。

（一）地理学转折时期自然地理学的诞生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地理学正处于从搜集资料的感性认识阶段到整理整理的理性认识阶段的伟大转折之中，古代的描述性上升为近代的解释性。这个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本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渗入到地理解释中，从而影响着新地理观念的形成。到了十九世纪，古代“宇宙派”和“博杂派”已经明显地发展为近代地理学的两大分支——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位杰出的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和卡尔·李特尔（1779-1859），以他们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揭开了近代地理学的新篇章。

李特尔继承和发展了“博杂派”的思想，著有《地学通论》一书。李特尔的地理思想深受唯心主义的影响，但也不能低估他对科学的积极贡献：（1）他把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结合起来研究，强调变化中的“人和自然的统一”；（2）他把地球表面作为人类活动的舞台，认为地理学是研究人类住宅的地球表面；（3）他把古代的地志学发展成为人文地理学。然而，李特尔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人地关系，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观念被他的追随者发展为反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李特尔也就成了这一论调的老祖宗。

洪堡则继承和发展了“宇宙派”的思想，并以他大半生的精力创立了一门科学的自然地理学。洪堡是个自发的唯物主义者，他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野外考察的具体资料进行综合概括，而在广泛综合的基础上提出许多深刻的结论。到了今天，这些结论有的虽已过时，有的则仍见其生命力。关于洪堡对地理学发展的主要成就，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分析：

1.洪堡长期从事地理考察，他的足迹踏遍欧、亚、美三大洲，对南美的考察尤为详细。在对自然和物质世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洪堡尽其后半生三十个春秋完成了地理居住《宇宙》一书。这本凝聚了他一生的科学发现和学术成就的巨著奠定了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2.由于对自然现象抱有深刻的科学态度，洪堡创立了多种重要的自然地理研究方法。主要的有：（1）气候要素的平均值法——利用气候要素的平均值来说明一地的气候特点；（2）气温的高度换算法——把地面气温换算成海平面气温；（3）等温线法——用等温线来表示气温的水平分布，并首次绘制了北半球的等温线图；（4）剖面图法——利用地形剖面图研究山区的地理情况；（5）比较法——洪堡还特别广泛而有效地运用了比较法去分析地理规律，在他的著作中充满着应用地理比较法的成功例子，洪堡认为：“把相距很远的区域中的自然地理情况拿来比较，用少数特点来表示这种比较的结果，虽是普通地理学的艰巨任务，却是非常有意义的”。

3.在对各种自然地理现象的成因及其分布规律作理论性概括的基础上，洪堡发现了一系列自然地理规律：（1）他根据因果联系原则和综合原则，揭示了自然地理环境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的特点；（2）他对大陆的内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气候作了详尽的对比，分析了大陆东西两岸地区气候的分布规律；（3）他通过分析气候条件与植物分布和外貌的关系，发现了植物的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规律，为自然地带性学说奠定了基础。

4.洪堡明确指出了自然地理学研究客体的综合特征。他认为：“对于自然界理智的观点，就是自然界是由多种形式和成分综合的统一体，它是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活的总和。”，“我们的动机永远是企图揭开外部世界各种现象的普遍联系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是怎样在内部力量的作用下运动和发展的。”洪堡这些精辟的论断已经闪耀出综合自然地理思想的光华。

（二）地理学分化时期综合自然地理学的萌芽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科学的进展，对特定领域中专门对象的分析研究不断加深，于是新学科不断涌现，旧学科不断分化。这个时期，被称为“科学之母”的地理学除已分化为自然和人文两大学科以外，自然地理学又发生更进一步的分化。像气候学、水文学、地貌学、土壤学、植物学等等新兴学科相继地独立出去了。这些新学科在各自蓬勃发展着，然而也引来弊端。这种局限于研究局部的个别要素的做法，使当时大部分地理学家失去了物质世界的整体观念。这个时期，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仿佛不存在了，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也仿佛不存在了，它们的研究客体已被分门立户的新学科划分完毕，它们的研究内容仿佛归结为“零”，于是出现了作为完整独立的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是否存在的严重问题。分化出来的部门地理学家持取消主义的态度，认为它们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使命，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地理学相邻学科的科学家对此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陷入了危机之中。面对危难，一些地理学家消沉了，但另一些地理学家则竭力寻求摆脱危机的道路。

以拉采尔（1844-1904）、赫特纳（1859-1941）为代表的一批德国地理学家沿袭李特尔的“统一”观念，开创了“统一地理学”道路，企图以此确立地理学的科学地位。统一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曾出现了一些错误乃至反动的思潮。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泛滥就是突出的例子。但是地理统一性的观念至今仍支配着西方地理学的进展。

拉采尔的同代人，杰出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1950）则用综合的观点研究自然界，试图复活地球表面整体性的概念。他给地理学下的定义是：研究地球表面以及与其有成因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的科学。其主要观点有：（1）地理学必须限于研究地球表层，即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相互接触的地方。（2）首先把世界看作时一个整体来研究，同时还要考察地球表面的更细小片段。他认为地球表面是由许多区域组成的，把这些区域并到一起就构成了整体。在进行区域研究时，他把表面划分成大小有序的不同区域，然后分别施以不同方法来研究。（3）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区域是自然多要素的集合体，对它们只能全面考虑地进行描述。（4）区域地理不限于单纯地描述独特现象，还要寻找现象发生的规律性，提出假说，阐明特定地区各种事物的相互因果关系。从上述的观点不难看出，李希霍芬不仅继承了洪堡的地理思想和研究方法，而且发展了洪堡的综合自然地理学思想。

也是同一时代的俄国地理学家道古恰耶夫（1846-1903）对自然地理综合体研究的贡献更为突出。他最初是位土壤学家，这方面的研究使之发现了一个新的历史自然体——土壤。他把土壤看作是地表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面镜子，由此他看到了整个自然界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本质特征。道古恰耶夫的伟大发现以及由此而转入的研究工作，进一步促进了综合自然地理学的萌芽。首先，他创立了自然地理综合体的概念，认为地表的一切自然组成成分（地形和地表岩石、气候、水、土壤、有机体群聚等）都是密切地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着，并作为一个复杂的物质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断发展着。其次，他开创了自然地带学说，在《论自然带学说》一文中他提出：整个无机界和有机界，从其一般性质来看，都带有显著的鲜明的世界地带性特征。这种世界性的自然地带，便是一级（最大的）地理综合体的例子。最后，他强调了为论证自然地理综合体而建立一门特殊科学的必要性。道古恰耶夫晚年时这样写道：应当建立一门研究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新科学。这门科学是“关于那些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学说，是那些存在于所谓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之间的……支配着自然界变化的规律的学说……”。这门科学是“处在地质学、山川学、气候学、植物学、动物学以及最广义的人类学说这样一些部门的最中心”。这一门在道古恰耶夫的思想中呼之欲出的新科学，正是后来形成的综合自然地理学。

综上所述，随着科学分析研究加深而导致自然地理学在十九世纪初又由于以李希霍芬和道古恰耶夫为代表的地理学家的巨大劳作，而开拓了新的综合研究的方向，从新确立了自然地理学的科学地位。我们认为，理论上地理学的分析研究和综合研究是对立统一的，综合研究应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而自然地理学分化扩展后，在客观上也加强了各分支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迫切性，分析愈深入，综合就愈重要。综合自然地理学正是在地理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内，在新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三、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形成

（一）景观学派与普通自然地理学派

李希霍芬和道古恰耶夫开创的综合自然地理方向，在苏联得到迅速发展，并在本世纪的二十到五十年代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综合自然地理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理学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出现了两大学派。

1.景观学派

景观一词源于德文Landschaft（原意：地方风景），它作为地理概念也最先出现于德国。在德国曾出现过以施吕特尔（1872-1952）为代表的景观学派。但苏联的景观学派直接建基于道古恰耶夫的自然地带学说，而由贝尔格（1876-1950）在其论著中加以创立。贝尔格于1913年明确提出：正是景观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景观学就是地理学。在以后（十月革命后）的发展中，景观学逐渐成为苏联自然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向。这一学派侧重于研究地表局部（地域）的地方性地理特征，其主要观点是：（1）景观是各自然要素有规律结合所形成的具有独特特性的地段。（2）景观是自然带的组成部分；自然带是同一类型景观分布占优势的地域，亦即景观带。（3）景观是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需要指出的是，贝尔格等学者最初提出的景观概念等同于自然（地理）综合体，其中没有分级的含义。而客观的自然（地理）综合体是具有不同等级的。因此在具体的景观调查制图工作中引起了混乱，也引起了苏联地理学者关于景观的科学概念的争论。在这论战中，出现了两个基本派别——类型派和区域派，这实际反映了对景观概念的不同理解，前者认为景观是基本的地域类型，后者则认为景观是区域的基本单位。经过论战，双方最后取得接近一致的结论，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丰富了景观形态学的研究。景观形态学正是综合自然地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景观学派过分强调研究地表局部的规律性，甚至认为景观学就是自然地理学，实际上忽视了地球表面客观存在的一般规律性的研究。景观学派这一缺陷，恰好由普通自然地理学派的研究所弥补。

2.普通自然地理学派

在景观学发展的同时，俄国（苏联）少数地理学家侧重于研究地表整体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地理规律，并形成了普通自然地理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者布罗乌诺夫在《自然地理学教程》一书中提出如下观点：（1）自然地理学研究地球现在的面貌，即研究作为生物活动场所的地球表壳。（2）地球表壳是由几个同心圆壳所组成，即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所有这些壳（物质圈层）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渗透着，并通过它们相互作用决定着地球的外貌。（3）研究地球表壳各圈层的相互作用，是自然地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该项任务使本学科在相邻学科中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明显地，布罗乌诺夫的见解十分接近于对综合自然地理学本质的理解，他比较正确地阐述了“地球表壳”这一独特物质体系的科学概念。这正是普通自然地理学派对自然地理学的重大贡献。但是，正如景观学派轻视了地表的一般地理规律性一样，普通自然地理学派则轻视了对地方性的、区域的自然地理规律性研究。在当时，这两大学派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然而，排除了这两门学派在各自研究方向上的片面性，则可见两者正确的一面共同构成了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基本理论组成。这两大学派都对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

（二）综合自然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从上文我们看到，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尤其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综合自然地理学在理论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些理论成就大多局限于个别学派的片面认知之中只是到了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当代苏联地理学家卡列斯尼克、伊萨钦科等人有关著述中，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理论体系才有较为完整的体现。

1947年，卡列斯尼克出版了他的名著《普通地理学原理》。这部标志着普通自然地理学发展高峰的著作，比较注重各自然要素的相互关系，还特别辟有专门章节讨论地理壳的综合特征：人类与地理环境、地球景观壳的发展、地球的一般地理规律和地理景观等等。这些论题都包函着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基本原理。

伊萨钦科在1957至1959年间来我国讲授“自然地理学原理”，系统地叙述了苏联综合自然地理的基本理论问题：地域分异规律、景观学说、自然区划理论。伊萨钦科这次讲学活动，不仅打开了我国当代综合自然地理研究的局面，而且使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理论更系统化了。他的讲稿后来编印成书，至今仍是本学科一本极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作为一门科学的综合自然地理学完全确立了。这们学科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漫长的发展过程，却以年轻力壮的身姿跻身于现代科学之林。

四、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发展

（一）悠久的历史

我国古代地理学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占有光辉的一章，并为世界瞩目。中国古代地理学家在许多方面的成就曾居于世界前列。他们对地理学发展的贡献不容忽略。只是到了清代封建社会的末年，由于社会制度日益腐败和国外列强野蛮入侵极大地摧残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地理学才处于停滞不前的衰落境地。简略地回顾一下我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史，不仅有助于认识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完整面貌，也有益于领略中国文化的伟大史迹。

1.奴隶社会后期

我国奴隶社会末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业已出现众多有价值的地理著作，其中两篇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是《禹贡》。它是我国现存最古文献《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著作时代也无定论，近代多数学者认为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禹贡》用自然分区方法记述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以山岳河海作界，把全国分为九州，假托为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对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湖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记述详细；长江、淮河等流域的记载则相对粗略。文中还从自然特征出发进行区域间的比较，暗示了一种地带性的更替。从地理学发展史来看，《禹贡》提出的地理观念，构成中国自然地理区划最古老的一个典型。这在世界上也是首创的。

另一篇《管子·地员篇》是后人托名春秋时代齐国管仲的著作。成书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其前半部根据地势高低和地貌形态差别，把土地分为渎田（大平原）、丘陵和山地三大类，然后又按地表物质组成、中小地貌形态及其他自然特征的差异分出次一级的土地类型；后半部专论土壤，按土壤肥力和宜耕性把土壤逐级划分为不同的等次。值得重视的是《地员篇》如下的几个特点：（1）它把土地按类型划分，是我国古代土地类型的代表作；（2）具有分级系统，且排列次序都依一定科学根据，整然不紊；（3）具有综合的观念，放眼于土地的多种自然特征，如对平原的各个类型的说明，都涉及其木、草、泉水深浅、水质和作物等。

上述两篇著作分别包含了两种重要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思想和概念——自然区划和土地类型。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人民取得这样高度的认识是极可宝贵的。可惜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制度下，这种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没有后继的著作出现。

2.封建社会时期

在封建社会时代，欧洲的地理学濒临窒息，但我国古代地理学却在近二千年的长时期内持续发展着。在这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地理学成果累累，主要的有：

（1）地理志的成就

全国性的地理志发展特早，而且长期持续不断，是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其他各国无与伦比。东汉班固（公元33-92年）编著的《汉书》开我国史书中“地理志”先河。它以疆域政区为纲领，详细记述了西汉我国的行政建置、户籍人口、山川水泽、物产资源、民间风俗等等。其著述体例成为后代地理志的模范。西晋以后，地理志在许多历史作品中前后相承，似乎构成一个体系。由各家分别编写的总地志或地方志纷纷问世。南北朝，总地志尤其风行，到唐代盛极一时，而现存的总地志就以唐代李吉甫（公元758-814）的《元和郡县志》最为精湛。宋开始，地方志逐步定型成为府志或县志，由有关府县不定期刊行。地理志的发展，在西汉、隋唐和宋元明三个时期进步特征比较明显，其中一些优秀作品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2）地图的成就

从西周初年到明代末年长逾二十七世纪的历程内，我国地图的绘制和使用，在东西方各国中，进步得非常突出。留存至今的三(石尊)宋代地图石碑《禹迹图》、《华夷图》和《地理图》对于我国海崖的轮廓、主要山川的布局、以及一般州郡的部位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其刻石年代迟者也距今七百余年，都还相当于欧洲文化衰落的中世纪。长沙马王堆新出土的帛图，更是公元前第二世纪西汉的作品，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而又详确的地图。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制图方面作出特殊贡献而著名的专家是三国、西晋的裴秀（公元224-271）。他曾主编过多种地图，著名的有《禹贡地域图》和《地形方丈图》。通过实践及总结前人制图经验，裴秀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即地图绘制上的比例尺、方位、距离等原则。自此至明末，为我国制图者所遵循。在世界地图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3）地理专著的成就

在我国封建时代的地理著作中有许多专著尤其值得重视。它们涉及到水文、地质、地貌、植被等的专门领域，标志着我国地理研究的进步。其主要代表作有：

北魏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的《水经注》，其名为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作了二十倍原书的补充和发展，自成巨著[这是传统的看法。另一观点认为《水经》及《注》均是郦氏的贡献（见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记载水道一千多条，一一穷源竟委，详细记述了流经地区的山陵、原隰、城邑、关津的地理情况。

宋代沈括（公元1031-1095）所撰《梦溪笔谈》内容广博，是反映我国当时科学水平的一部科学巨著。所记自然地理方面的材料虽不算多，但足见作者对自然地理现象观察入微、探索至深的科学精神。这本著作叙述了海陆变迁的事实，说明地壳的变动，并用河流沉积作用加以合理解释；对河流的侵蚀作用有相当正确的认识，且比欧洲人要早六百余年；在气候方面也有慎密的观察和正确的阐述，提出了一些物候见解，并注意到山地气温的垂直变化。

明末的《徐霞客游记》会集作者徐霞客（公元1586-1641）对祖国长期而广泛旅行观察所得，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其考察地理现象的方法，以及比较各地特征的结论，都超越了一般欣赏性的游记。作者视野宽广，对河流的侵蚀作用、各地岩石特征、腾冲火山现象、我国西南的岩溶现象等都有精确的记载；对山地植被垂直变化的观察，比较沈括更为细致，阐述更为精采；对石灰岩地貌的分布、类型及其成因的科学记述，无疑是国际上有关文献的先驱，部分见解，几乎接近于西方地理学在十八世纪初的水平。

（二）新中国的综合自然地理学

在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作为一门比较完整的自然地理学分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解放后，由于引进苏联地理学理论和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迅速铺开，并取得可喜成果。从此，湮没千年的我国古代综合自然地理思想，在新时代的地理工作者身上重又发扬光大。

1.1959年以前

五十年代末，开始提出综合自然地理的方向。1957-1959年，伊萨钦科来我国讲学，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并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综合自然地理工作者。这批学者至今仍是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在实践方面，为适应经济建设开展了区域综合开发和区域规划工作。首先进行涉及各种自然资源的大规模综合考察，如对青藏高原的自然资源考察及自然条件垂直性研究、西北地区高山冰雪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调查研究、黑龙江流域和海南岛的土地资源调查、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的综合调查与开发利用的研究等等。在此基础上，1953-1954年和1056-1959年进行了两次自然区划的研究工作。产生了罗开富主编，中华地理志编辑部拟定的全国自然区划方案（1954）和黄秉维主编，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编制的全国综合自然区划方案（1959）。上述一系列活动促进了综合自然地理学在自然区划方面的巨大发展。

2.1959-1966年

自然区划研究进一步发展：1961年，任美锷、杨纫章针对1959年的方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在区划理论问题上发表了见解，使自然区划工作的研究更为广泛。1963年，出现了候学煜以发展农、林、牧、副、渔为目的的自然区划方案，并就各个自然区农业的生产配置、安排次序、利用改造等方面提出了轮廓性的意见。同时，在全国综合自然区划的基础上，各省（区）、专区及部分县都做了不少综合自然区划的工作。另一方面，1959-1963年间，在中国地理学会组织推动下，召开了几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在实际工作的基础上，对景观学和自然区划的原则、方法、等级单位系统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开展土地类型的科学研究：从理论和方法上对土地类型进行研究，是在学习苏联景观学的基础上展开的。1959年，中山大学自然地理进修班在广东鼎湖山进行景观调查和大比例尺制图，是最早的土地类型研究尝试。全国范围的土地类型工作，主要出现在1960年至1966年间。1963年在地理学会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已经出现一批土地类型的著作。此后，开始在全国几个有代表性地区：南亚热带的广东、暖温带的北界、温带东部的吉林和黑龙江、温带半干旱和干旱地区的几个内陆沙地，进行了土地类型研究的试点工作。这些工作是解放后我国土地类型研究的主要部分。

总之，这个时期我国综合自然地理的研究空前活跃，达到了一个高潮。

3.1977年以后

十年浩劫，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研究转入低潮。1977年起重整旗鼓，综合自然地理工作者重新归队，高等院校地理系陆续重新开设综合自然地理学的课程，综合自然地理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再度蓬勃展开。这个时期，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深入开展土地类型研究，这是密切配合全国农业区划而展开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也是进一步研究土地类型与自然区划两者衔接问题创造先导条件。这个时期还注重吸收国外综合自然地理研究的新方法和新技术，主要有系统论方法、数学方法和遥感技术。这对于现代综合自然地理学在我国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五、综合自然地理发展趋势

经过几个发展阶段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目前正酝酿着新的突破，其主要发展趋势是：

（一）现代观测和分析手段的应用

把遥感技术和数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地理研究，是现代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包括航空摄影、雷达、红外成像和卫星图象等新的观测技术，一可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大人们的地理视野；二可获得自然环境的综合信息（这对于自然区划和土地类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三可获得自然地理现象的动态信息（在短期内提供大范围的对比资料，对分析和预测自然环境演化尤其必要）；四可改进野外调查和制图方法。因此，有效地应用遥感技术的研究得到了广大自然地理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同样的，他们对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地理分析，也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传统地理学偏重于定性研究，而缺乏定量分析。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数学方法开始渗入地理研究领域，曾引起所谓“计量革命”。综合自然地理学应用多元分析、系统分析、数量分析、集合论、概率统计分析、系统分析、数量分类、集合论、概率统计分析以及模糊数学等数学方法武装自己，将可逐步从原先对表象的描述及定性分析转入朝着抽象概括和数量表达的方向上发展，使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并可借助电子计算机建立数学模式，进行模拟试验，使综合自然地理学跨入地理预测的新时代。

目前，这些现代观测和分析手段在本学科的应用研究正蓬勃展开，方兴未艾。这将极大地促进综合自然地理学理论探讨和应用研究两方面的发展。

（二）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

尽管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迅速，但其基本理论从道古恰耶夫演进到卡列斯尼克和伊萨钦科以后，再没有重大突破，而且传统的理论还存在分歧和不成熟的地方。因此，加强理论研究是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这方面的工作目前主要从以下二方面着手：（1）是把物理学和化学的有关理论引入自然地理过程的研究之中（其中涉及数学方法的运用）。例如，运用传导理论、热力学理论、化学元素迁移理论等来描述自然客体的能量转换和物质迁移活动，从而建立自然地理过程的物理、化学机制。（2）是以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把自然地理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综合研究（同样涉及数学方法的运用），从而把传统的要素分析上升为系统分析。上述两方面工作的进展，有助于利用电子计算机对自然地理过程和现象进行较精确的表达、模拟和预测。因此可以预见，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将会比较精密和比较完整地纳入一个统一的基础上，并可能出现新的突破。

（三）开展实际应用的研究

把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应用于实际，为社会生产服务，是本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本方向。目前开展的应用研究既有传统内容，又有新鲜课题，可归纳为下列三方面。

1.区域的研究

综合自然地理学开展区域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生产服务的重要衔接环节之一。这方面的应用研究主要包括区域的综合开发和区域的规划。总目的是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自然自然资源。传统上，综合自然地理学对区域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今后在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的武装下必将取得更大成果。

2.环境问题的研究

近二十年来，环境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日益严重，甚至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性问题。从地理学角度可把目前的环境问题归纳为：第一环境问题，即由自然原因（如火山、地震等）造成对环境的破坏；第二环境问题，即由人为原因（如过度垦殖、过度排废等）造成环境的恶化。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环境问题，就是用系统论的观点研究遭到破坏和恶化了的自然环境的变化趋势，以及如何有效地改善和调控使之达到最优状态，并能稳定地保持下去。

3.地理预测的研究

地理学的发展，业已由记述到解释，而向着预测阶段进步。现在不少国家，包括我国，在进行较大规模的工程项目之前，都事先进行地理预测研究，分析和预测其造成环境的可能变化。虽然这方面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显示了综合自然地理学在应用研究上的广阔前景。目前地理预测的研究逐渐呈现了“模式化”的趋向，也就是对自然地理过程和现象模拟，判断其发生的时间、演化的序列、过程的强度和结果。显然，这种预测能力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地理研究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的基础之上。联系前述，我们不难发现综合自然地理学的三个发展趋势是有机联系着，互相影响而发展着的。

参考文献

1.P·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2.B·A·阿努钦：《地理学理论问题》（油印本），邝福光译，华南师院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1980年2月。

3.R·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4.А·Г·伊萨钦科：《自然地理学原理》，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65年。

5.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

6.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年。

7.景贵和：《自然地原理》，东北师大自然地理教研室，1982年10月。

8.刘胤汉：《土地类型与综合自然区划》，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1982年3月。

9.牛文元：《自然地理新论》，科学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