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已去 风范永存——导师施雅风先生往事追忆和感悟

姚檀栋（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100085）

2011年2月，注定是我生命中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月。这一个月有3位科学大师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是：中国现代冰川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施雅风院士，中国河流泥沙工程科学奠基人之一、国际知名的江河治理泰斗谢建衡院士，两弹一星元勋核物理学家朱光亚院士。此前的2010年12月12日，当我专程去南京看望我的导师施雅风先生时，他人虽在病床，但仍向我们安排他正在计划的很多事情。他甚至详细提出了他十分关心的、由他科技进步二等奖奖金为基础设立的基金评审小组成员名单和第一届被奖励者的候选人名单。我们当时在场的人甚至有点兴奋，认为这是他病情好转的标志。现在想来，也许这时他已感觉到在世时间不多，在向我们安排重要的后事。由于医生不希望我们谈话太多，他的安排和交代不得不中止。我们约好下次再谈。没料到这竟是最后诀别。每当想起，悲恸不已。他奔波在科学研究不同场合的身影总是不断在我脑海涌现。

能成为先生的学生，聆听他的科学教诲和沐浴他执著科学精神的熏陶，是我的幸运。他以大师的风范引导我们学生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崎岖小路上始终瞄准既定目标，又帮助学生们不断校正行进路线，更科学、更有效地接近目标。

先生对自己所指导的研究生的认真和严格是闻名遐迩的：研究生中期考核时亮黄牌、毕业论文答辩时预先确定不能通过的比例等，实例不胜枚举。正是他这种认真和执著，营造了一种浓厚的科研氛围，人们至今受用不尽。我是1983年开始成为先生的研究生的。我记得十分清楚的是我成为先生博士研究生后与我第一次讨论学习计划的情景。他给我推荐了一大批文献让我阅读，并让我每周进行一次学习汇报。学习汇报时除了口头汇报，还要有书面文字材料。从此，每周一次的口头和书面文字汇报就成为我学术活动的必修课。每周一次的口头汇报做完后，书面文字材料留下。第二次去汇报时，他会在上次留下的书面文字材料上进行详细的修改，并就这些修改意见和我当面进行讨论。我沉醉于这样的传授方式。有时我自己还会再提出增加一次口头和书面文字汇报。先生大为赞赏，有点孺子可教的高兴心情。这样的传授方式和效果给我带来的影响，使我终身受益。

先生一直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因此他希望中国研究地学的科学家就要立足中国问题，为中国服务。我1984年考了托福成绩准备出国，先生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下班后他把我带到他家，和家里人一起吃饭，讲他的成长史，讲他的导师叶良辅，将他对未来中国地学科学的憧憬。最后他把话题转到对我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上，大意是：你是我第一个研究生，我要通过中外合作培养的方式，让你既立足于中国的地学问题，又要掌握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开阔视野。时隔不久，他就安排我去美国爱达荷大学在阿拉斯加举办的夏季学校学习，同时还联系了阿拉斯加大学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学习。我记忆十分深刻的是，由于是临时安排，时间紧迫，已经订不到经济舱座位，先生在当时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给我订了公务舱座位。在美国夏季学校和阿拉斯加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学习，使我进一步理解了先生与我长谈的深刻用意，从此遵循他的教诲，既立足于中国的地学问题，又努力掌握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学习他们研究的开阔视野，探索科学的真谛。

先生以其孩童般的好奇心，敏锐地观察着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抓住新的研究热点，指导学生跟进。我在读研究生阶段是进行冰川物质平衡与水资源关系研究。研究生毕业后，冰川学研究进入了一个以环境为方向的新阶段。先生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出了冰芯研究的未来，支持我先后在法国和美国进行冰芯博士后研究。这也是我以后在此领域有所发展的基础。

先生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业余兴趣，唯一的乐趣就是徜徉于科学的海洋。指导我的研究生论文时，他虽然已经60多岁，但依然满腔热情地出野外、爬冰川。1983年，我和他一起在天山冰川站工作了20多天。白天出野外，晚上写总结，天天满负荷工作。他常说：冰川研究是一项英雄而豪迈的事业，正是他这种攀登科学高峰的坚定信念开创和成就了中国的冰川研究事业。

能参加先生组织进行的科学研究是我的幸运。他以科学巨匠的眼光，观察世界，运筹帷幄，推进科学的发展。

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冰川基本特征和过程。198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推动，先生敏感地抓住这一机遇，推动冰川学与环境、特别是与全球变化相结合。他亲自推动了中国冰芯研究，吸引美国科学家朗尼、汤姆森教授来华开展冰芯研究。这也成为以后中国山地冰芯研究的基础。汤姆森来华研究的第一站就是天山乌鲁木齐河1号冰川。我和他一起钻取了中国境内第一根冰芯，但发现由于冰川温度高、融化强烈，钻取的冰芯不能用于古环境记录研究——这使我第一次认识到冰芯研究的挑战性。也正是这以后我同汤姆森教授的一次长谈，使我下决心投身冰芯研究。

1990年代以前，中国的冰川学研究基本上是野外实验科学，室内实验几乎是空白。如何启动实验室建设，是先生日思夜想的问题。1991年，恰逢秦大河院士横穿南极成功不久，我也在法国、美国博士后完成后回来不久，先生于是多次召集冰川学骨干研究人员的会议，讨论实验室建设问题，最后指定秦大河院士做主任、我做常务副主任，组建冰芯实验室。

冰芯实验室在运行到2000年以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又是他十分关心的问题。特别是秦大河院士担任气象局局长、我调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以后，先生又多次组织会议、或在不同会议呼吁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建设。200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冰芯实验室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气象局气象科学院联合运行的，这正是他呼吁和推动的结果。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成了中国科学院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先生生前讲，中国冰川学研究有3个里程碑：第一是1958年，从这个里程碑开始，竖起了中国冰川学研究的大旗；第二是1991年，从这个里程碑开始，竖起了中国冰川学定量研究的大旗；第三是2005年，从这个里程碑开始，竖起了中国冰川学系统化研究的大旗。这3个里程碑是他生前心血的结晶。

作为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所长，我不得不谈到先生对青藏高原科学研究的推动。先生一生推动并实践青藏高原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生阶段，他就开始了青藏高原边缘-云贵高原的考察研究；60年代，他和刘东生、孙鸿烈院士等一起，组织了多次青藏高原考察；90年代以后，他通过组织科技部攀登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基金等项目，深化青藏高原研究；直到本世纪，他还亲自撰文，发表青藏高原冰川变化研究成果。由于他们这一代科学家的推动，人们对青藏高原科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中国科学院领导也从20世纪90年代就将建立青藏高原研究专门机构提到议事日程。2001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俞院士要我组织撰写组建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相关材料，考虑到我当时接任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所长不久，事情太多，所以没有接受这一任务。2002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青藏铁路重大项目领导小组会议时，陈院长又提出这一任务，还亲自组建了工作小组和领导小组并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看到任务已不可推卸，我专门找了先生商谈此事，他虽然担心兰州的冰芯实验室会受影响，但还是同意我去组建青藏研究所，足见他对青藏事业的热爱。2004年在拉萨召开第四届青藏高原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一定要去参加。考虑到他的年龄，我们当然不能让他去。最后只好以李吉均院士不去为代价换取他不去西藏。理由是李老师的年龄都不能去西藏了，所以你施先生的年龄更不能去。

能耳闻目睹先生执著践行的爱国情怀是我的幸运。他以拳拳赤子之情，深深爱国之心，永远为着国家、为着社会、为着人民。

先生曾讲到他来兰州之前的经历。他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下党员，在当时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尽可能争取多数科学家留下来，以便新中国成立以后及早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他为此呕心沥血，取得了卓著成绩。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工作，后来由于祖国西北建设，需要为河西走廊找水资源，党组织要他去兰州组建研究队伍，他二话没说就到了兰州，从此扎根兰州。

为中巴公路选线进行巴托拉冰川研究，是先生平时的话题之一，他就此研究在兰州大学所做的报告也是我在大学时聆听的几个印象最深刻的报告之一。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修建中国连接巴基斯坦的中巴公路。线路途经险峰峭壁，经济代价高昂。最经济的一条线路经过喀喇昆仑山的巴托拉冰川末端，有很大不确定性：若冰川前进，该公路就彻底被毁。只有冰川后退，才有可能修建。预报冰川前进还是后退的任务落到先生他们肩上。这是一个有风险的任务，若预报失败，责任重大。先生不计个人后果，勇担国家重任，经过多年艰苦工作，做出了冰川后退的预报，保证了选线的落实。

20世纪80年代，乌鲁木齐水资源紧缺成为一个大问题。先生急地方之所急，上到自治区领导、下到水利厅领导，一一咨询，组织全国各地科学家，进行攻关。最终提出了柴窝铺科学分水方案，解决了这一问题。

先生是一个心里永远想着人民的科学家。在他近90岁的时候，他把自己奖金所得拿出来，为希望工程捐款，建成了当地的希望小学教室，还为当地贫困学生提供资助。先生也希望他的学生像他一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有适合责任感。我考研究生时，笔试考过了考面试，先生给我一道题就是，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你干一件与你现在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作，你会不会去？我说服从国家需求，他听了很满意。

能感受施先生海纳百川的开阔胸怀和至诚至善的待人之道，是我的幸运。他的心里永远想着通航、想着别人。

先生不但作为一个科学的长者，培养和提携其他学者；同时他还作为一个生活的长者，关心和帮助他周围的人。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但有两件事，我记忆十分深刻。曹梅盛是原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与先生只是工作关系。1990年代的一天，天很晚了，先生携师母从曹梅盛家出来，我上去一问，是因为曹梅盛生病，先生偕夫人去看望生病的曹梅盛。2000年左右，我女儿到了逆反期年龄，我爱人正好到更年期年龄，母女关系紧张。他不知怎么知道此事，亲自来到我家，循循善诱，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怎么与这个时期的孩子相处。这使我深受感动。

先生每次到北京出差或开会，总忘不了利用晚上和会议间隙，看望他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每次看望回来，他都要给我们讲他与他所看望的领导、同事或朋友的过去经历、这次去看望时谈了什么。那种感情是从心底里涌发出来的。

追忆先生，我从他的一生看到了科学巨匠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先生92岁的辉煌人生，以赤子之心实践了他所追求的理想，以伟大胸怀成就了他辉煌的事业，以学子激情走完了他科学的道路。先生92岁的辉煌人生，无处不在体现着他对祖国的深情，对科学的激情，对他人的真情。施先生用他的品德、用他的风范、用他的事业告诉后来者：拳拳赤子情就是这样用科学和智慧报效的，深深爱国心就是这样用忠诚和执著来践行的。

追忆先生，我同时也想到了和他同月去世的其他两位科学大师和其他许许多多我所尊敬、所钦佩、所折服的科学大师们，所以先生不是独行者。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是他这样无欲的人和他的同行者们组成最难以被物欲横流冲走的一个群体，淡定地生活、执著地追求、默默地献身祖国；在浮躁的今天，是他这样对科学执著的人和他的同行者们组成最不浮躁的一个群体，咬定科学、勇于创新、追求真理；在崇尚自我的今天，是他这样永远想着别人的人和他的同行者们组成最懂得尊重别人的一个群体，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未来。从先生和他所代表的群体的科学精神，我们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此文原载《第四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