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脱不花自述：先搞起来，你就成功了一半
(2024-05-17 15:13:16)| 分类： 创业者资料大全 |
我第一次做别人的老师时，18岁。
记得阶梯会议室里有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姑娘站起来提问：“如果你觉得四周一片黑暗，怎么办？”
那时候，我实在太年轻了，根本没有理解这个问题里所蕴含的智慧，但作为一个初涉江湖、轻狂自大的小镇姑娘，我尚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机巧：
“如果你的四周一片黑暗，那说明你自己就不是一盏明灯！”
整整十年之后，我觉得四周一片黑暗时，遇到了我的皈依师，第一次见面，他题写了这样一句话：
于暗夜中为作光明。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命运的隐喻。
01
第一盏灯：扑来的导师
我正式的职业生涯，是从三里屯开始的。
1997年，我刚刚和我的祖母、我的父亲以及除了母亲以外的所有亲人长辈，吵翻了脸。
因为我17岁被从家乡送到北京，是来突击提高英语，准备去美国读书、光宗耀祖的。
但是在北京晃悠了一年，我心野了，鬼迷心窍地认为花着父母的血汗钱去读书这件事，太不酷了。
于是我瞒着家人，给自己找了份儿办公室小妹的工作，一个月挣380块钱，给自己武装了一支10块钱的“奇士美”口红和一个50块钱的坤包，在打字接线买盒饭管仓库的伟大事业中，蹦着高儿的要“证明自己”。
那是一间小小的广告代理公司，在中央电视台附近的写字楼里租了一间40平米的办公室。
我每天要往西穿过公主坟环岛的树林、路过那个后来据说是还珠格格原型的公主墓地去买盒饭，或者往东走半站地，去央视广告部给领导送材料。
在那里，我常常见到开了广告公司的名女人杜宪和陈晓旭带着客户去那里办事。
1997年，距离中央电视台开始举办黄金时段广告招标会没有两三年，央视招标会的拍卖额，往往是当年经济的风向标，每年的“标王”则是绝对的头条新闻。
那还是一个“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的时代，做广告，跟现在做互联网差不多，年轻人多、幺蛾子多、野蛮生长的机会也很多。
现在回想起来，真应该感谢那个“不专业”的年代——业余得让一名高中肄业生也有机会混迹其中。
当时北京广告圈最有名的，是现在“快书包”的老板徐智明开的“龙之媒广告人书店”，和一个骑跨斗摩托的台湾广告界老帅哥开在中华民族园西门的“广告人沙龙”。
前者大量引进台湾、香港的专业广告杂志和书籍，后者是一家酒吧，每到周末晚上，会有广告圈的名人来做免费讲座。
作为一名认得几个字，没有几个钱而又什么都不懂的高中生，这两处自然成了我的天堂。
而现在，广告业已经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大概不会再有奥美、电通、李奥贝纳的大老板们找个晚上去和小朋友们喝杯饮料、讲讲技巧的免费沙龙了吧！
某一个深秋的周末，我听到了时任北京奥美总经理的湛祥国先生的授课，当天讲课的主题是“如何做提案”。
对我来说，“提案”，是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词儿，是国际级的广告公司才做的事，我等本土小公司是不懂得用这个词的，我们管那叫“汇报”。
那天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说有个叫做 PPT 的东西。
要知道，那时候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客户，都还在使用DOS系统打字，一间办公室才有一台电脑，没人用过电子邮件，对胶片投影机还感到非常新鲜呢！
湛先生是个典型的台湾广告人，颇具谦谦君子之风，在那之前，我没听过人们用那么平和、温良的方式讲话。在他讲课结束后被听众团团围住的暂时小混乱里，我鼓足勇气浑水摸鱼取得了一张他的名片。
而那时候，我自己还没有资格拥有名片。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我们公司接到了来自一家当时已经明显处于上升期的企业客户的邀请，将要就一个具体的项目进行合作伙伴的选择。
他们前期谈了一些公司，可能没有太满意的方案，结果广撒英雄帖，在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里邀请了我们公司去“交流”。
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实在是个太重要太重要的机遇，全公司上下顿时动员起来，不眠不休地研究客户、准备材料。我也兴奋地团团转，只是扎煞着手在外围帮不上忙。
看着看着，内心不安分的小魔鬼蹦出来了：咦，为什么跟我在讲座上听湛祥国老师讲的不大一样呢？
也幸亏是个小公司，因此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大家虽不耐烦但是非常友好的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咋搞？
呃，不知道呀！
我把湛祥国先生的名片翻出来，放在我的桌子上，瞪着上面印制精美的奥美LOGO
发呆。大概发呆了很久吧：因为在之后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我都随口背得出奥美北京的总机号码。
最终，我咬牙忍着紧张，给湛祥国先生拨了一个电话。
是他的秘书接的，说他在开会。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索性用最简单的方式留言：请转告湛先生，我是在广告人沙龙上听过他讲课的一名学生，我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他，能否请他给我回个电话？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湛先生亲自把电话回过来了。于是，我就讲了这辈子最傻最二的一个电话：湛先生湛先生，我是一个小朋友，一个月前我听过您讲“如何做提案”，现在我们有机会做提案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请问您能帮帮我吗？
也许是我太不敏感或者太紧张，反正我没有在电话里听出对方一丝一毫的讪笑或者不耐烦，湛先生以他一贯的“温良恭俭让”的语气说：“那我可以请教一下您是哪位吗？”
“我我我，我叫李天田。”
“好，天田，”湛先生想了一下，说：“我不记得有过您的名片，对不对？”
我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名片，又惊讶于他的记忆力，只好说：“是的，我没来得及给您留名片。”
“真是非常抱歉，我暂时想不起来您是谁，但是这次沙龙确实小朋友比较多，也许当时我们没有机会聊天。您如果在提案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很荣幸可以帮到您，但是，因为这是您公司的事务，所以我不可以在办公室来讲这件事，您看是否方便见面谈？”
我又惊又喜：“当然当然当然！在哪里呢？”
“听起来您比较着急哦，这样子好了，我午餐的时间可以离开，我们一起吃点东西，然后看看怎么可以帮到您！”
于是，就这样，我火急火燎的抱着我们尚未准备好的材料，从西三环跑到湛祥国先生告诉我的“接头地点”：一家开在三里屯酒吧街上的三明治小店。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三里屯，初冬白天的三里屯萧瑟、冷清、古旧，大部分的酒吧都不开门，丝毫看不出灯红酒绿。我倒是很容易就找到了那家夹在两个卖廉价水粉画的画廊之间的小店。
那是一家主要面向使馆区的工作人员外卖三明治的店，铺面极小，除了点餐的柜台，就只有两张矮茶几和几个小板凳散落着，大概很少有人在店里吃东西。
湛祥国先生居然已经先到了，正在等我。
我知道至少该由我来买吃的，但是说实话，关于快餐我只知道肯德基和麦当劳，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在这样洋气的店里点一份三明治。
湛先生看出我在柜台那儿磨蹭，轻轻走过来，非常自然的接管了点餐这件事。之后，就是我俩一人举着一个火鸡三明治，蹲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开始看材料。
湛先生是个实在的老师，翻了一遍材料，得知我们当天晚上就要出发前往客户所在的城市，他立即说：
“思路大抵上是对的，但现在告诉您在内容上怎么修改已经来不及了。我的建议是在形式上下点功夫。
不要仅仅递交一份文字资料，而是要制作成胶片，用投影机来辅助呈现，这样可以让客户把要点看的更加清楚，你们可以利用沟通互动来临时补足内容上的缺失。”
之后我们在小板凳上的谈话堪称奇葩。
身为北京奥美总经理的湛先生居然详细的向我介绍了怎么用这个叫做 PPT
的软件、到哪里买投影胶片、怎么制作和保管胶片、标题应该用几号的黑体字、哪些要点应该呈现到胶片上。
甚至告诉我用什么样的文件夹来装胶片比较美观，以及提案过程中怎么做好胶片和讲话之间的衔接，要诀在哪里等等。
与湛先生分开，我飞奔去买胶片、飞奔回到办公室，开始用最原始的方式制作一套提案文件，经历了打印机和复印机的各种卡纸事故，我们一直工作到必须去赶火车的最后时刻。
期间湛先生还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提醒我们要提前通知客户准备投影机。语气十分恳切而不好意思，仿佛是他给我添了多大的麻烦似的。
在最后一分钟，老板突然一指我的鼻子——你，一起去！
好在，那个时候的我，出门不需要行李。
整整一个晚上的火车旅行，我们一直在把“卧铺之间的小桌子”当做投影机，模拟放胶片、换胶片以及准备各种台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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