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宫廷文学是以帝王(包括诸侯)的宫廷为流行场所,由帝王本人及其御用文人、乐师和一些朝廷大臣创作的,主要是描写宫廷活动和宫廷生活,用以歌功颂德、点缀太平、娱乐享受和表达讽谕的文学作品,它集中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理想、生活情趣和审美意趣。除《大雅》和三《颂》全为宫廷乐歌外,《小雅》和《国风》里也有不少宫廷乐歌；运用考据与理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就能比较准确地识别《诗经》中的宫廷文学作品。

关键词:宫廷文学；《诗经》；宫廷乐歌；界定；辨识

宫廷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重要类型,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它体现了中国长期以来国家体制的特点,体现了统治者的豪华奢侈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体现了旧时代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和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从中可以看见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政治理想和审美趣味,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色,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宫廷文学的研究仍只停留在零碎而片面的介绍上,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连《辞海》(89年版)中也未收“宫廷文学”条目。《诗经》作为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学集”^[1],中国最早的诗歌选集,而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已成定论，但对其中大量存在的宫廷文学作品，却少人问津。我们对《诗经》中民间文学和统治阶级文学(尤其是宫廷文学)两种文学的研究是极不平衡的。因此,有必要对《诗经》中的宫廷文学进行专门探讨。

名不正,则言不顺。那么,到底什么是宫廷文学呢?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在已有的宫廷文学研究中,汉赋一直被认为是最早的宫廷文学。 茅盾先生对汉赋的定义是:“汉赋主要是描写帝王和贵族的奢侈豪华生活、夸张奇方异物、专供帝王和贵族们消遣的极端形式主义的宫廷文学。”^[2]舒芜先生说:“中国最早最典型的宫廷文学是汉赋。”^[3]袁行霈先生谈论宫廷文学也是从“西汉武、宣二帝”说起^[4]。

然而事实上,自有王朝统治和宫廷活动存在起,宫廷文学亦必随之滋生发育成长。屈原《离骚》所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就是夏启朝的宫廷文学。成书于周朝的乐歌选集《诗经》中，更是有大量的宫廷文学作品——宫廷乐歌存在。其中,有商朝的(如《商颂》),有商朝时周人的(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等),但主要是周朝时期的(《风》、《雅》、《颂》中都有)。可见,最迟到奴隶社会中、后期,就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宫廷文学作品产生了。

忽视了夏、商、周时宫廷文学的存在,又没有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宫廷文学”便被说成“是以帝王的宫廷为活动中心,聚集一批文学家,并由他们创作的主要是描写宫廷生活、歌功颂德、点缀太平的文学”^[5]。宫廷文学几乎成了浮夸、淫靡、雕琢的代名词。

相比之下,鲁迅先生有关“廊庙文学”的叙述,倒更贴近宫廷文学的实际：“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是“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但如果“主人的忙”为的是富国济民,“主人的闲”为的是正身防邪,那么这“忙”与“闲”、“帮忙”与“帮闲”,便都有了一定的进步意义,不能一概否定。《诗经》宫廷乐歌中那些诤谏王政、祝天祭祖、年丰人欢、悦美亲亲之类的内容,就应当归入这样的范畴。

我们无意美化《诗经》时代的宫廷文学。事实上,后世宫廷文学中常见的种种劣性坏品,它也几乎无不有之。但我们也应认识到:第一,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物质条件还十分贫乏,再加上氏族公社集体生活的遗风,统治阶级还不曾完全与底层生活隔离；第二,商、周实行的都是封建宗法统治,这种松散而脆弱的政体在客观上提供了统治阶级内部互相交流和制约的条件,孙中山先生《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一文也曾称赞道:“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因此,我们也应当承认,一部分有社会历史责任感的统治者、御用文人或朝廷大臣,写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真实性、民主性和人民性的作品。

如果允许我们对前贤有关宫廷文学的界定作一点补充和修正,就有这样的表述:宫廷文学是以帝王(包括诸侯)的宫廷为流行场所,由帝王本人及其御用文人、乐师和一些朝廷大臣创作的,主要是描写宫廷活动和宫廷生活,用以歌功颂德、点缀太平、娱乐享受和表达讽谕的文学作品,它集中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理想、生活情趣和审美意趣。

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对宫廷文学的内涵缺乏统一认识,更兼实证主义治学作风的影响,一些学者往往从作品的某些字词出发,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结果把许多乡野民歌及普通士人之作都说成是贵族统治阶级所作。比如朱东润先生将《诗经》中的“君子”、“国人”、“人”皆定为统治阶级。高亨先生也在《诗经今注》里写道:“《诗经》中的君子都是统治阶级人物的通称。”然而,即使常识也能告诉我们,诗文中有妄言、诞语、虚拟、幻想存在,不能对号入座,看见“金罍”一物便称是天子饮酒,遇到“君子”二字就断为达官贵人。因为,贫穷人有富贵志,郁于心而发为声,也是人之常情。

有人说:古时等级森严,乡野百姓何以了解宫廷中的事物?我们说:可以知道。《豳风·七月》说:“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朱熹注:“宫,邑居之宅也。”“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足证普通百姓进入宫廷的机会很多。乡人见高堂峻宇、旌旄骖驷、狐裘豹饰、金罍兕觥、钟鼓琴瑟,闻“君子”、“吉士”之谓,必心生企羡,或以慰勉自己,或以恭维他人,都是很自然的事；此其一。其二,周王朝政权稳定、礼治正常运行时期,其作品(如《周颂》、《大雅》等)所言宫廷名物故事,基本可信，而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之秋,谮越之事已屡见不鲜,夸诞之言必然俯拾皆是了,其作品(如《小雅》、《国风》中的一些作品)所言宫廷名物故事,或有可疑之处。其三,宫中名物、典故流落民间,经久而成为老百姓的口头禅、日用语,也会在民歌中有所反映。笔者的家乡苏中农村,至今仍称邻家男孩或自己的丈夫为“相公”，称年长持重者为“老先生”,称草垛叫“草置”，称锅盖叫“釜冠”，称刮鱼鳞叫“迟鱼”，称东西叫“杲昃”(日上林梢为东,日头歪斜为西,又由方位的“东西”转为名物的“东西”)，称警告为“晓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写进诗文,千百年后,子孙见到,难道可以这样说:“我家祖先曾经做过宰相!”并且振振有词,“‘相公’不是宰相的称呼吗?‘老先生’不是读书人的称呼吗?‘釜冠’、‘草置’、‘迟鱼’、‘杲昃’、‘晓谕’能出自村夫村妇之口吗?”

所以,名物称呼之语,只可佐参,不是铁证。既然如此,那么《诗经》305篇中,如何判断哪一首是宫廷乐歌呢?我们说:理解。也就是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孟子·万章》),《小雅·巧言》所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因为脱离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对作者及当事人缺乏必要的了解,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阿拉伯古谚说:“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

当然,我们强调“理解”只是针对“见到风就是雨”、“见到毛就是鸭”的索隐作风而言,并不是说可以放弃考据。事实上,理解与考据并重:或理解作舵把,考据为船舶;或考据作飞矢,理解为缴绳。只有这样,才不会像哥伦布那样,错认加勒比为印度大陆,才能猎获当初在诗人头顶云雀般飞翔鸣叫的灵感。在《诗经》,尤其在《国风》和《小雅》中识别宫廷乐歌,特别应当注意在考据的同时运用理解一法,尽可能减少失误。

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经过长期的酝酿,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归纳出四条标准,用来选取《诗经》中的宫廷乐歌:

A．全篇思想内容、感情色彩,与其自称之地位境遇、服饰器用仆从可互证者；

B．全篇思想内容、感情色彩,与其关系人之地位境遇、服饰器用仆从可互证者；

C．全篇思想内容、感情色彩,与其所歌咏之人之地位境遇、服饰器用仆从可互证者；

D．本事见载史、传,全篇思想内容、感情色彩及名物考证亦合其说者。

在整部《诗经》中,《颂》的内容比较统一,全是宗庙祭祀乐歌；《大雅》的大部分是统治者祭祀祖先神明、赞美贤君能臣之作,小部分是朝廷大臣诤谏王政之歌,还有下层士人怨刺时世、感怀身世之歌,以及京畿民歌。由此可见,三《颂》和《大雅》全是宫廷乐歌,而《小雅》则需要作具体辨析。通过逐篇考辨,我们认为《小雅》中有以下24首属于宫廷乐歌范畴:《彤弓》、《吉日》、《小旻》、《巧言》、《楚茨》、《信南山》、《甫田》(以上7首属前文所言A类)；《天保》、《庭燎》、《节南山》、《十月之交》、《大田》、《角弓》(以上6首属前文所言B类)；《湛露》、《六月》、《车攻》、《斯干》、《雨无正》、《瞻彼洛矣》、《桑扈》、《青蝇》、《宾之初筵》、《鱼藻》、《采菽》(以上11首属前文所言C类)。

《雅》、《颂》宫廷乐歌,讲述的虽都是周天子宫中之事,但因为它们的创作目的不同、用途不同,故采用的体式和乐调也不同。大体说来,《雅》多颂美讥过的政治抒情诗,《颂》多宗庙祭祀乐舞的歌词:《雅》乐忠厚平正,《颂》乐庄严肃穆；《雅》诗或清唱或乐器伴奏,《颂》词则不但有乐器伴奏,且有巫卜的载歌载舞。但和平中正、“啴谐慢易”,是它们共同而基本的美学原则,这是周朝的礼乐文明所规定的(《礼记·乐记》)。

比《小雅》更难辨析的是《国风》中的宫廷乐歌,其关键问题是人们对“风”的涵义有不同的认识。宋人郑樵《六经奥论》中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何谓“风土”?曰:土地、山川、气候、风俗之总称也。可见,“风土之音”即各地土调的意思。但“土调”的“土”,并非现代汉语词汇中“土气”、“乡巴佬”、“乡村”的意思。这里的“土”是相对于周王朝京畿地区而言的,是《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是“地方性”的意思。《大雅·崧高》说:“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朱熹注:“风,声。”这三句是说,尹吉甫作的诗,内容意义很伟大,调子很好听。《左传·成公九年》说:“钟仪操南音。”范文子称赞他说:“乐操土风,不忘旧也。”范文子所言“土风”即指“南音”而言,他称赞钟仪弹奏自己家乡的乐调。《山海经》说“太子长琴,始作乐风。”郭璞注:“风,曲也。”则更是泛指。由此可见,古人所谓“风”,多指声调说的,是泛指,并不专指某类或某地乐调而言。郑风就是郑国的调儿,齐风就是齐国的调儿；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不同地方的乐调。因此,所谓“土风”、“土调”,也就是相对于周王朝雅乐而言的,泛指各诸侯国的、具有地方色彩的乐调。它既包括各诸侯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歌唱,也包括各诸侯国宫廷统治者及大小贵族的创作。

夏传才先生也曾就《国风》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民间诗歌,并不专指劳动人民的创作。……《国风》里面,大部分是里巷男女相与歌咏的歌谣,也有下层官吏的怨诉和小部分贵族的抒情诗,谱成民间流行的乐调在社会上流行。”夏先生接着特别指出:“‘民间’是个较广泛的概念。”^[6]。所以,这里的“民”是《礼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的那个“民”,而非现代汉语中“劳动人民”的那个“民”。

现在,我们把从《国风》中辨识的20首宫廷乐歌排列如下:《邶风·简兮》(此首属前文所言A类)；《召南·鹊巢》、《鄘风·君子偕老》及《鹑之奔奔》(此3首属前文所言B类)；《周南·兔罝》、《召南·何彼秾矣》、《鄘风·定之方中》及《干旄》、《卫风·淇奥》及《硕人》、《郑风·缁衣》、《秦风·驷驖》、《桧风·羔羊》、《豳风·九罭》(此10首属前文所言C类)；《郑风·清人》、《齐风·南山》及《敝笱》与《载驱》、《唐风·扬之水》、《陈风·墓门》(此6首即前文所言D类)。

《国风》中的宫廷乐歌是各诸侯国君主及其御用文人、乐师和朝中大臣所作,故其内容较《雅》、《颂》宫廷乐歌丰富多彩,亦更富地方特色。同时,因为《国风》产生的时间要比《雅》、《颂》晚,加上各诸侯国的宫廷生活比周王室更多地也更直接地接近民间生活,故《国风》中的宫廷乐歌更多地受到民歌和民间俗乐的浸染。如内容的世俗化,比兴手法和重章叠句的广泛使用,体制的短小,语言的明快,乐歌节奏的繁密急促等,都是其明证。但像《君子偕老》、《定之方中》、《干旄》、《淇奥》、《驷驖》诸篇,言词雍容雅洁,语调优游不迫,仍良好地继承着《雅》、《颂》宫廷乐歌的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1]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第一章)[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

[2]茅盾.夜读偶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

[3]舒芜.串味读书.帝里皇都与山川郊野[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4]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第四章)[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

[5]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6]夏传才.燕赵———《诗经》流传和研究的故乡[J].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1996年完成于湘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