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周济是最早注意并讨论“应社词”问题的人。他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之“应歌应社词”条中说：

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然美成《兰陵王》、东坡《贺新凉》，当筵命笔，冠绝一时。碧山《齐天乐》之咏蝉，玉潜《水龙吟》之咏白莲，又岂非社中作乎？故知雷雨郁蒸，是生之菌，荆榛蔽芾，亦产蕙兰。

周济认为，“应歌”、“应社”的作品，虽大多是没有意义的“无谓”之作，但也产生过一些名篇。作为著名的词学理论家，周济是说影响很大。只是周济的辩证思想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阉割了。薛砺若先生著《宋词通论》，持论大多公允，但在“应歌应社词”问题上却有失偏颇。他在《北宋与南宋词风的一般比较和观察》一章中特设《应歌与应社两大主流》一节，几乎是全盘否定“应歌应社词”的“内容”和“含义”。他说：

周介存说道：“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论词杂著》)。这“应歌”、“应社”之说，最能说出两宋词风变易的主要原因。北宋词多半作过即付乐工或妓女以资歌唱，故只求声调之谐美，往往忽于文辞的内容，此即周氏所谓“有无谓之词以应歌”者是也。南宋词(指中末期而言)多系文人一种团体——词社——的聚欢酬唱之作，纯为文人雅士的消遣资料，其下等的作品仅系一种“应社”的“无谓”作品了。他们因为有此应歌应社两大动机与事实上的不同，所以他们的观点与趋向，亦向两条路上发展了。故就大体论之：北宋词在能得声调之谐美，以自然入胜；南宋词则立求体制之雅正，以技巧工丽见长。

……自此以后，词的地位，虽然日益升高，而其歌诗的含义，反逐渐丧失了。它离开了民众，离开了一般人的欣赏，只供文人于结社集会时，一种唱和与消遣的资料了。

薛先生不但认为“词社”之兴盛已成为改变宋词发展方向、主导南宋词艺术风格的关键，而且认为“应社”之词除艺术上稍有追求外，只是丧失了“含义”的“消遣”。但事实上，除薛先生所言以姜夔为宗的“风雅派”外，南宋尚有一大批“有谓”的词人，比如以辛弃疾为领袖与灵魂的“豪放派”。即使仅就“应社”词而言，也不能一概否定，而须作辩证的分析，诚如周济所言，“荆榛蔽芾，亦产蕙兰”。从薛先生的行文看，他立论的前提和基础似乎就是“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两句话，并由此出发加以发挥。倘若如此，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作为现代人，有前贤和时贤众多科研成果可资借鉴，我们应该具有比周、薛二公更为科学的态度和辩证的眼光。

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众所周知，词社的兴起有其丰邃的社会背景，是国家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表征；既然如此，则词社本身已不可以“无谓”相称。其次，据前人的理解，“应社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谓”的，一类则是“无谓”的；“有谓”者不必论，且看“无谓”者是否真正没有意思。按薛砺若先生的观点，“应社词”是没有“含义”可言的，只是艺术上尚“立求体制之雅正，以技巧工丽见长”。薛先生的话表明，“应社词”在艺术上是有所发明创造的，是“有谓”的。剩下的问题就是“应社词”的思想内容是否有价值。关于这个问题，周济其实已回答了一半，即认为“应社词”虽如“荆榛蔽芾”然“亦产蕙兰”，且举周邦彦《兰陵王》(柳阴直)、苏轼《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王沂孙《齐天乐·蝉》、唐珏《水龙吟·浮翠山房拟赋白莲》四名篇为例证，这些名篇佳作自是“有谓之词”无疑。王、唐二词，出自词史上有名的《乐府补题》，而《乐府补题》37阕，按目前学术界的一般意见，则多为寄托遥深的“有谓”之作。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那些“消遣”性的“应社词”。《全宋词》中许多作品直接写到与词社有关的情况。比如晁端礼的《醉蓬莱》（中有“吟社阑珊，酒徒零落，重寻无计”之句）、李之仪的《浣溪沙·和人喜雨》（中有“闻道醉乡占断。更开诗社互排巇”之句）、周紫芝的《千秋岁·春欲去，二妙老人戏作长短句留之，为社中一笑》、张元干的《青玉案·贺方回所作，世间和韵者多矣……偶有得，当与吾宗椿老子载酒浩歌西湖南山间，写我滞思，二公不可不入社也》、赵长卿的《满庭芳·十月念六日大雪，作此呈社人》、张孝忠的《杏花天》（中有“刘郎笔落惊风雨，酒社诗盟心许”之句）、韩淲的《感皇恩·和吴推官》（中有“诗社酒徒，……一斗谁能问千首”之句）、史达祖的《点绛唇·六月十四夜，与社友泛湖过西陵桥，已子夜矣》、《龙吟曲·陪节欲行留别社友》、《贺新郎·六月十五日夜西湖月下》（中有“同住西山下。是天地中间，爱酒能诗之社”之句）、黄机的《木兰花慢·次岳总干韵》（中有“向桃杏花边，招邀同社，秉烛来游”之句）、黄升的《贺新郎·梅》（中有“书此意，寄同社”之句）、李珏的《击梧桐·别西湖社友》、周密的《采绿吟·甲子夏，霞翁会吟社诸友逃暑于西湖之环碧……》、汪元量的《暗香·西湖社友有千叶红梅……》、《疏影·西湖社友赋红梅，分韵得“落”字》、张炎的《木兰花慢·元夕后，春意盎然，颇动游兴，呈霅川吟社诸公》等等。这些“应社词”多是表现当时文人结社交往、诗酒风流的情况。倘仅从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是否有寄托来看，则只有汪元量《暗香》、《疏影》二阕尚可称“有谓”之作；但如果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看，则所有的“应社词”都是“有谓”之作，因为它们从不侧面反映了宋代文人社交、酬唱的情形，以及在其中体现出的生活、审美情趣。一部宋代“应社词”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宋代文人的生态史和心灵史。故所谓“有谓”、“无谓”之别，要视接受的角度而定。

当然，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多数“应社词”确实属于“无谓”的“消遣”；因为文学作品是必须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大方面有所建树的，而且思想性要高于艺术性。聊慰人心的是，在国家覆亡、风雨如晦的日子里，“遗民词社”王沂孙、周密、唐珏等14人以《天香》、《水龙吟》、《摸鱼儿》、《齐天乐》、《桂枝香》五调分咏龙涎香、白莲、莼、蝉、蟹五物，得词37首，集成《乐府补题》；《乐府补题》诸作，大抵和汪元量《暗香》、《疏影》相类，皆为寄托之作，借咏物摅写亡国的哀思，被夏承焘先生称为“别有深衷新义”(《唐宋词人年谱·乐府补题考》)，“应社词”终于像沈松勤先生说的，“画上了一个‘有谓’的句号”(《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中编(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