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人在“百度知道”就《反应篇》的解惑答疑，仅供有意者点评。

 

一、有关“古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的疑问解答

 

 

问：并分别解释两个“其”的词义和词性，以及“审”的词义和词性。

 

 

另：秦氏嘉庆本注：言善反听者，乃坐忘遗鉴，不思元览，故能变鬼神以得其情，洞幽微而冥会。夫鬼神本密，今则不能，故曰变也。言既变而当理，然后牧之道审也。

房立中本译：古代善于从反面听别人言论的人，可以改变鬼神，从而刺探到实情。他们随机应变很得当，对对手的控制也很周到。

 

陈蒲清本译：古代善于从正反两面反复了解事物的人，往往采用鬼神不测的变化手段来了解真实情况。他的变化适当合理，他的观察非常详细。

 

王克平本译：所以善于从反面听取别人言论的人，往往使用各种鬼神莫测的变化手段，而了解到真实情况。他们随机应变很得当，对对手的控制也很周密。

 

 

上述四类注译，分别对“反听”、“乃变鬼神”、“其变当”、“牧之审”有着不同的解读，例如：“反听”，秦氏本注的解读为“乃坐忘遗鉴，不思元览”；房立中本、王克平本的解读为“从反面听”；陈蒲清的解读为“从正反两面听”，但谁也没有解释清楚，“反听”究竟是如何来听。是站在对方的反面来听？还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听？是站在事情的反面来听？还是站在事情的正反两面来听？所以求证，谁的解读正确？

 

 

答：原文是由前分句“古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和后分句“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构成的表承接的联合复句。前分句所叙述的是事实，而后分句是对前分句所叙述的事实进行评价。

 

 

前分句是主谓句，其中“古善反听者”充当句子的主语，而“乃变鬼神以得实情”充当句子的谓语，这里的“其”是他称代词，可译为：别人（他）。

 

后分句也是主谓句，其中其字短语“其变当也”充当句子的主语，这里的“其”字是结构助词，相当于（代词+之），与之字短语的作用相当。而述补短语“牧之审也”充当句子的谓语，这里的“审”是形容词，“确定”的意思，作动词“牧”的补语。

 

 

另外：“牧”，动词，有“治”和“察”的意思，引申为“把控”。因为“把控”的意思中，包含有“治”和“察”的意思。其实游说的过程，就是一个把控的过程。

 

句子中的“反”与上文的“反”不是一个意思，上文的“反”是指“反往”，而这里的“反”是指“反向”，与下文的“反”意思一致。这里的“听”，取“侦察”义项，引申为“分析”。其实在游说过程中，“听”的内涵就是分析。

 

原文在大意是：古代善于反向分析的人，就能像变鬼神那样来得到别人的实情；他不但能变化得当，而且能确定把控别人。

 

 

你所例举的四本注译，就“反听”而言，秦恩复本注释是站在道教的角度，将“古之善反听者”列为道教中，已是与道合一境界的高人。所以，具有“乃变鬼神”的能力。其他三家翻译，对“古善反听者”的解读，没达到秦恩复本注释的高度，仅仅是作了一般性解读，也就是只取了“反听”中的某一点来解读。

 

其实“反听”相当于当前的“换位思维”；而“乃变鬼神”的“善反听”，则与当前的“出位思维”相似。即不是站在彼己同一个层面，而是跳出这个层面去思考，因为只有鬼神才具有这种能力，一般人却根本做不到。同时“善反听”还包含当前流行的“逆向思维”，而这种“逆向思难”在下文中得到体现。

 

 

二、有关“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其见形也，若光之与影；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针，如舌之取燔骨”的疑问解答

 

 

问：“其”的词义和词性，解释“若比目之鱼”所比喻的什么？并翻译原文。

 

 

答：其：结构助词，构成其字短语“其相知”，“其”的作用相当于“代词+之”，与之字短语中的“之”的作用相当。通常在其字短语后，要加决断语气副词“也”，表停顿，也就是“其相知也”。

“相”是指代性副词，表他称，可译为：别人（他），类似于前置宾语。所以“其相知也”可理解为“其知相也”。

 

“若比目之鱼”是述宾短语，其中定中短语“比目之鱼”做动词“若”的宾语。“比目之鱼”是取相互依存之义。而游说者与游说对象，能相互依存的关键是：游说者能不断满足游说对象的谋略需求。如：姜尚与周文王、管仲与齐桓公、孔明与刘备等等，而以游说者能了解游说对象的需求为第一要务。所以“其相知也”可解读为：他了解别人的需求。

 

 

这段的大意是：他了解别人的需求，如同比目鱼般互为依存；他见到别人的情形，如同光与影般形影不离。他观察别人的言辞，丝毫不偏离，若像磁石吸针般分辨同类有的放矢；若像舌食燔骨般选择自如游刃有余。

 

 

追问：察言仅为眼观耳听，又何能“若磁石之取针，如舌之取燔骨”呢？因为眼观耳听不可能像磁石那样具有引力，也更不可能将对方的言辞化为燔骨。

 

 

答：的确如此，眼观耳闻是不具备磁石的引力，也不能将对方的言辞化为燔骨，但是原文的“察言”是建立在“反应”过程的基础上，是用“捭”的方法，也就是用“钓语”去引导对方说出内情，而“捭”或“钓语”的作用得当，就能像磁石的作用那样，引导对方的说出像“针”样的言辞，就能像舌的作用那样，引导对方说出像“燔骨”样的言辞。当然也就能察言出对方言辞中的“针”和“燔骨”了。

 

 

另及：舌取燔骨并不是食骨，而是食取燔骨上之肉，因为燔骨是烤肉中的骨头。所以并不在乎燔骨是否被烤焦，而在乎肉是否能从燔骨上取下去。由此可见，如何保证燔骨上的肉能被舌取食，才是问题的根本。

 

 

三、有关“进退左右，以是司之”的疑问解答

 

 

问：翻译：“进退自如，以是司之”并解释“是”“之”指代的是什么？

 

 

另：秦氏嘉庆本注：此言用臣之道，或升进、或黜退、或贬左、或崇右，一准上圆方之理，故曰以是司之。

 

房立中本译：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都可用这个方法来对待。

 

陈蒲清本译：前进，后退，向左，向右，都要坚守上述方法。

 

在上述注译中：一是将“进退左右”解读为用臣之道；一是将“进退左右”解读为方位选择。谁正确解读了原文，为什么？

 

 

答：这句原文与上文“未见，形圆以道之；既见，形方以事之”有关。

 

从语法上看，“进退左右，以是司之”与上文构成三分句联合复句。其中：“未见，形圆以道之；既见，形方以事之”构成并列复句。与此又与“进退左右，以是司之”构成承接复句。

 

从语义上看，“进退左右，以是司之”是对上文内容的进一步说明和强调，是上文所述事理的沿续。

 

从逻辑上看，“进退左右，以是司之”与上文所述的是同一件事，即：“圆”和“方”方法的应用。因为，“进退左右”所表示的是：应用这种方法要达到的某一境界；而“以是司之”所表示的是：应用这种方法能达到某一境界时，是应用这种方法控制的结果。

 

 

所以原文的大意是：要想达到进退裕如和左右逢原的境界，就要用圆和方的方法控制这些。

 

“是”指代的是上文中“圆和方”的方法；“之”是近指，指代的是“进退左右”，可译为：这些，或这些事。

 

你所引用的秦氏嘉庆十年本注文，那是注者站在官场的角度，单独就“进退左右，以是司之”这句原文所引发的感叹。因为，整篇文章都没讲用臣之道。

 

 

你所引用房立中和陈蒲清本的译文，那是译者站在泛指的角度，对原文作了抽象的解读。其实这种抽象的解读，解与不解的结果都一样。

 

 

追问：既然“进退左右”是指使用“圆”和“方”这类方法的沿继，而“以是司之”是指使用“圆”和“方”这样的方法控制这些事，那么，你能不能举例说明类似的情况，也就是如何应用“圆”和“方”的方法来达到“进退自如和左右逢源”的境界，又如何应用“圆”和“方”控制这种境界？

 

 

答：其实，《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有不少实例。这里例举一、二：

 

一《战国策·昭献在阳翟》

战国时期，楚国的相国昭翟到了韩国的阳翟。东周的周君为了显示周朝天子的恩德，派相国到阳翟去迎接昭献，因涉及礼仪问题，相国不想去，并托苏厉帮忙游说东周君取消这条命令。因为涉及礼制，于是苏厉就应用“方”的方法游说东周君。

 

见到东周君后，苏厉对东周君说：“过去楚王与魏王相会时，您曾派陈封到楚国去迎接楚王，同时又派向公到魏国去迎接魏王。而当楚王与韩王相会时，您也曾派许公到楚国去迎接楚王，派向公到韩国去迎接韩王，而这些人的官位都在相国之下。现在昭献并非君主，而您却派相国前往迎接，如果楚国的君主来到阳翟，那么您派谁去迎接呢？”东周君一想“对呀”，于是收回自己的命令，并终止了这次行动。”

 

从上述成功案例可以看出：苏厉应用“方”的方法，应对自如，同时又在相国与东周君间左右逢原。

 

 

二是《战国策·犀武败》

周赧王二十三年，秦军在魏国的伊阙打败了魏将犀武的军队，西周也暴露在秦军面前。为安全所迫，西周君打算派相国周足出使秦国。周足的策士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担心朝中某些大臣破坏出使任务，便为周足谋划了一个“圆”的策略。

 

他对周足说：“为什么不对周君说：‘让我出使秦国，秦、周的邦交必定会恶化。大臣中，有一个为秦国所重视而又想当相国的人，他将在秦王面前伤害我，所以我是不宜出使秦国的。我请求免去相位后再出使。主君便可任命那个人当相国，他在得到相国的职位后，就不会中伤西周了。”周足听后，担心周君会真的会免去他的相国。于是策士告诉他说：“周君很重视与秦国的邦交，所以才派您出使泰国，如果临行前免去您的相位，这是对秦国的轻视，您的相位一定不会被免的”。最后，策士还告诉周足说：“如果您这样说了再走，就会与秦国友好相交，而且您要办的事也会办成；否则，与秦国的关系就将恶化，您不但没有好处，还可能遭到诛杀。”

 

由上可见，周足的策士用“圆”的方法，给周足出了一个能让其进退裕如且左右逢原的谋略。其灵活在于：利用了出使秦国前，周君不可能免去周足相国的关键环节。这样为之，一方面能规避朝中某些人的破坏，从而确保出使任务能得顺利完成。而另一方面，又点醒了周君，朝中有大臣可能为私利而通过秦王来破坏周与秦的邦交，这样一来，即使这次未能完成任务，周足也能逃脱干系。遗憾的是：《战国策》未能告诉最后的答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