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令无数青年才俊仰慕向往的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凭着自己对哲学的一腔热情而考上外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生，专攻晦涩难懂且早已成了大冷门的黑格尔哲学，这在当今中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人人趋利避害唯恐不及的时代，花最小的力气取得最大成功已成为青年一代的座右铭，像卿文光君这样的疯狂举动就更让人有点不可思议。”

      我的导师杨祖陶、邓晓芒先生为我的博士论文《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所作序言就是如此开头的。老实说，用“绝无仅有”、“不可思议”、“疯狂”这些词来形容我转行搞哲学之举并不过分，这不仅是由于我转行前后的专业在诸多方面有极大的反差，亦是由于我转行学哲学的过程及我为此付出的代价都颇不寻常。

     我在转行前的经历并非完全不值一提。我1986年毕业时获优良毕业生称号，毕业论文被评为校优秀毕业论文，并免试推荐至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读研。科学院毕业后，我1990年3月考回母校经管学院读技术经济学博士，期间还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我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并动了转行念头，是在读硕士不久的1987年。转行费了11年才成功，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牺牲我原先已初有成就的专业和在此领域可以期望的美好前程，更多的是这11年我为了学哲学、为了转行在身心两方面所付出的极大艰辛。那么，我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转行学哲学呢？简单原因可说是，是天赋性情使然。

      除了在硕士期间学了点数学外，转行前我一直是经管类专业。我们知道，经管类专业不是纯学术，它更多地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对此我在本科读书时就初步意识到了。这一领域的另一特点是，从事该专业的人，都应擅长和人打交道，因此，爱钻牛角尖的人，爱穷根究底的人，固执于理想和原则的人，是不适合从事这类专业的。我意识到，我的性情、性格决定了我更适合做纯学术研究，我只能以纯学术研究作为我的终身事业。自我对哲学感兴趣后不久，对它就有强烈的自信。

      学哲学我同样没有本科基础，却为何对它会有兴趣和自信呢？就兴趣而言，我对抽象的理论问题一直就有兴趣，上小学时就爱看报刊上的理论文章，我想这可能是遗传了我父亲。那我对哲学的自信从何而来？我想是由于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我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强；二是我兴趣广泛，知识面较广；三是哲学和艺术一样，学习它确实需要一点悟性，对支配着历史、文化、科学、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某些最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应有某种直觉能力。它不是仅凭勤奋和小聪明就能有的，这才是一个人对哲学会有自信的真正缘由所在。而我初学哲学后不久，就意识到我有一点这种东西。举个例子，我初学康德哲学时，对它关于近代科学的理解很快就感到不满。我本能地意识到，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不一样，它有生命，康德没看到这一点，并且我还本能地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看到了并理解了这一点，而此时我对黑格尔哲学还完全是一无所知。自我对哲学感兴趣开始的十年间，学哲学之路异常艰辛，而我所以能百折不挠，除了我固执于原则和爱钻牛角尖的性格外，主要就是由于我对哲学所有的这种确有来由并非盲信的自信。

      由于许多人的帮助，自1998年后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走上了专业研究哲学的道路；并且，我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的造诣和成就近年来已开始得到国内某些权威学者和学术机构的事实上的承认。如果说，最幸福和成功的人就是那些经过努力而做到了其职业与其性情和兴趣都能相一致的人，那我现在就是这种人。

卿文光1963年12月出生于安徽省蚌埠市，1981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工程系，1986年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同年入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免试推荐），1989年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1990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95年工学博士结业。199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导师杨祖陶、邓晓芒先生，现任教于黑龙江大学哲学院。主要研究领域：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中西哲学比较，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