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img3.douban.com/lpic/s27066405.jpg

    话说有位居住巴黎的书痴安妮·弗朗索瓦，无书不迷，无书不窥，但独独塞利昂的《长夜行》无论如何也读不下去，自十二岁始，多次试读，均以失败告终。忽忽三十余年过去，直至五十岁生日，庆祝会上，她接到朋友们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六十多盒录音带，朗读版《长夜行》。于是，“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读过《长夜行》，可这本书，我听过了。”有如此的记录与经历，书瘾者的名号可谓实至名归，而安妮·弗朗索瓦的《读书年代》即是其一生书生活的点滴素描，如许趣味，如许喜乐，亦有如许忧惧，尽在其笔端缓缓铺开。在旁人看来，有匪夷所思之观感，唯同好者，自是心有戚戚焉。

    弗朗索瓦时常会做一相同的噩梦，梦到家里的地板在书架的重压下终而崩溃，“压扁了楼下的勒伯夫人和她的儿子”。于是，她和丈夫在底楼加了若干立柱，认为万无一失，足以撑起所有藏书的重量。然而，一次忽发的疑似眩晕——并非房间倾斜，而是书架陷进了地板——证明事未遂人愿，只好再做加固地板、平衡书架的工作，终至将书房弄成了迷宫。这种烦恼非爱书人不能体尝，即使未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书于居室空间的挤迫，却是在读书人中司空寻常的。电子书的出现，固然可以解决这一难题，但于大多数的书痴而言，作为辅助手段或可，若全然替代纸质书，从触感、观感及情感上均万难接受，只好继续书册与居室的争夺战。

    “借还是不借，这是一个问题。”其实不单是安妮·弗朗索瓦，这对于每一个爱书人，都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有的人性情淡泊，会想得开些，而有的人将自己的藏书视若禁脔，严阵以待，如明代钱叔宝的藏书印上刻了一首诗：“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之真其愚。”将借书不还的问题上升到如此的高度，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弗朗索瓦吃了若干次亏之后，想用撒谎的方式逃脱似乎注定的命运，就说这本书是别人借给她的，没想到借主敏锐如斯：“不会吧，这是你的书，上面还有弗朗索瓦的献词。”得，一秒钟穿帮，缴械投降。别人来借，爱书人紧张，是担心借出之书的命运，而若向他人借书来看，仍免不得紧张，只不过这紧张已转变为担心将这书弄坏或弄丢。弗朗索瓦对借书来读感受的折磨，恐怕是从妈妈那里继承来的，有一轶事，小时候家里所住楼房失火，妈妈最后撤离火场，原因无他，只是要翻寻那本借来的书，总算找到，才穿着睡衣夹着书跑了出来。有这样的妈妈，弗朗索瓦对借来的书的紧张可以想象，就差没将之供起来了，不过她仍是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书的主人而言，“无论怎么做，借书人永远逃不掉邋遢鬼的罪名”。

    对于中国读者深恶痛绝之的书腰，弗朗索瓦亦谈及，不过轻描淡写，没有太强烈的情绪。多半是因为法国图书业自律较严，对书腰有限制地使用，仅介绍此书获什么奖，改编过什么电影而已，远未达到如中国般狗血淋头的程度。而对我们忽视之的条形码，弗朗索瓦反应强烈，“一看到书上的条形码我就气得冒烟，这个钉齿耙样的怪物蛰伏在封底，趾高气扬地炫耀着书商的胜利”。这源于弗朗索瓦太爱书了，书籍上的条形码将之降于普通商品的地位，这是她所不能接受的。爱书人的洁癖，表现得的确饶有趣味。

    法国有一档读书类电视节目《大家都来读》，持续了十五年时间，这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当然，这也表明法国国民阅读氛围的优良。弗朗索瓦自少年时代始，就每期必看，不过，她得出的结论却是逆向的：电视访谈将作家频频置于尴尬的处境，作家的位置并不在电视演播室。这是一个爱书人的观察与心声，她是懂得作家的职责及特质的，作家不是表演者，其更应该专注于沉思与写作，而非抛头露面、准备台词的嘉宾。真正爱护作家，为其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是重要的。这让我想起去年底，央视春晚拟邀请刚获得诺奖的莫言出席，消息甫出，议论杂陈，而最终莫言婉拒之，事情戛然而止。这说明莫言是清楚自己更适合的位置在哪里的，不必去充当传媒娱乐嘉年华的点缀。

    弗朗索瓦对自己的嗜好有清晰认知，她自嘲地总结出“书痴症候群”，如患上颈椎炎、肩周炎、骨痂、接触性皮炎等，还会让人失眠、健忘，并有选择性失聪、暂时性嗅觉丧失综合症，更不必说“情绪多变、喜怒无常”，“朝三暮四、喜新厌旧”。但显然，她并不想改变什么，只要不变本加厉，已属万幸。

    书瘾是一种瘾，弗朗索瓦是重症患者，想来与她段位相似的不在少数，不独法国，任何地域概莫能外。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普泛性，她一己的所行所思所感方可引起共鸣的涟漪，一圈圈漾开去，达至更远的所在。而书籍文明的传播，端赖如此的忠实群落，得以生生不息、传之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