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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地理实证而言，李永平笔下的吉陵镇是乌有之乡，因为它不存在于任何实有的土地上，即使原型亦是无迹可寻；但若从精神层面来说，吉陵对李永平的意义可谓大矣，其意味着作家对自己的原乡——中国——的虚拟与构建，是漂流已久的浪子对文化母体的眷恋，是离愁的外化。不过奇异的是，李永平的《吉陵春秋》于叙事形式一面，建造其“纸上原乡”可谓完美，南洋文学中的热带风情踪影不见，蕉风椰雨难以觅寻，以作家的话讲，吉陵人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情感，倒让人联想到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南方某省、某县的一个村镇——我这一辈子还不曾回去过的‘唐山’”；而于故事的内容，却充满了创痛与沦落、罪恶与惩罚，吉陵镇成为罪孽及阴魂出没的所在。叙事形式与叙事内容形成的反差，折射出李永平构筑精神原乡的某种隐秘，其创作心理之微妙或许值得探究的尝试。

    《吉陵春秋》未有明确的时空背景，从气候、地理环境、社会生态、人物语言等综合观之，南方的因素居泰半，但时不时掺杂华北的某些物什和言辞，显见的是作者将自己所生活过的南洋华人聚居区、台湾与自书本得来的知识及对中国的想象来个了“串烧”，于是有了这个二十世纪初期的吉陵镇。故事的起源是镇子上的一条巷子——万福巷，妓院集中之地。而一家棺材店，奇异地夹杂在着烟花柳巷中，店主刘老实的媳妇儿长笙，“见过的人都说她长得好”，但“没有人知道，那样清纯的美会变成一种诅咒”。六月十九迎神夜，全镇人集聚万福巷口看热闹，泼皮孙四房借酒作恶，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长笙奸污，当夜长笙上吊自尽。刘老实不堪打击，挥刀杀死了孙四房的老婆和相好，自己进了监狱，母亲孙老娘在家破人亡的刺激中发了疯。后来传言孙老实越狱，回镇上复仇，在苦楝树下等待仇家，而长笙的阴魂时时回来游荡……

    诗人余光中将《吉陵春秋》誉为“十二瓣的观音莲”（全书由十二个短篇构成），这是自其艺术形式的高妙而言，体现了李永平对文化母体的精心构想与构撰。但我们看整个叙事的内容，不由得倒吸凉气，为其中流溢出的罪恶与创痛而惊心不已。吉陵镇无折扣地成为沦落的渊薮，受害者乃至施加者在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中纠结挣扎，无有止境，那么，为何李永平的原乡想象有着如此的形态？作家本人有自己的解释：“写作《吉陵春秋》时，我对所谓‘中国人性’一无所知。我写的是一种跨越民族、跨越时空的普遍、永恒的人性。长笙的冤情和刘老实的复仇，可以发生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块土地、任何一个社会，包括我居住过的南洋、台湾和美国。”这种阐释当然是不错的，性与暴力、罪与罚的主题，不论是置诸于西方或东方均有普适性，会获得无隔膜的理解与体会。

    长笙的受辱，孙四房是施害者，还有四个小泼皮帮凶，据传孙老实越狱回镇复仇就是针对他们。但事情仅止于此吗？罪恶是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镇上所有人都在现场，却袖手旁观，任由罪行蔓延。事后，许多人互相指责，希望卸脱自己的责任，但也恰恰证明了没有人是清白的，没有人可以轻易地洗脱自己的污点。于是在日后长笙的冤魂在镇上作祟时，人人惊恐不安，因为他们心中的鬼早已缠绕多时，从来就未离开过。且六月十九是观世音菩萨的生辰，在其庆典上发生如此的恶行，那长笙所代表的深层喻义已不言自明，吉陵作为隐性的罪恶之镇恐难以逃脱最终的惩戒。

    可以看出，勿论是整体或个体的隐喻，还是暴力与惩罚、人性中的晦暗，这些主题我们都可在各个地域及时段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不同的表述，就此一点，李永平的确不单是在书写“中国人性”，他着眼的是普泛的人性，不为时间与空间拘囿的人性。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李永平的叙事手法却是中国式的，多用淡墨，计白当黑，色彩轻轻地洇开，不刻意渲染残酷黑暗的事实，却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供想象与回味，如同中国画的技法。这种手法很高明，将中西皆有的主题写出了自己的风味，恰贴合他对原乡的想象与构建。

    要写出“普遍、永恒的人性”，是对《吉陵春秋》叙事形式与叙事内容之反差的一种解释，这是作家本人的陈述，自然是可靠的。但，是否有隐含的文化心理存在，乃创作者自己亦未曾察觉或隐而不彰的？在看关于李永平的多篇访谈文字时，我无意中发现有些矛盾的说法，大可探究。因李永平从未来过中国内地，所以记者采访时多喜问一个同样的问题，即何时来内地走走，而对于这个问题，或出于无意，李永平竟有大相径庭的表述：一种是，“总有一天，机缘到了，我会踏上‘唐山’的土地，生平第一次探访我已过世的父母亲魂牵梦萦、日思夜想的故乡”；另一种，明确表示不愿回去，因为那里相较于台北，不过是“一个大上五十倍的索多玛城”。虽然这可能是基于不同心境与状态下的表述，但仍能看出作家的某些隐秘心曲。

    对于实地的原乡的答问，竟有两个截然的说法，那么，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或许，作家并未伪饰，这只是他矛盾心态的无意外露而已。我们如果追寻李永平的创作脉络，涵盖《吉陵春秋》、《海东青》、《朱鴒漫游仙境》、《雨雪霏霏》等作品，会看到他对原乡的构建是如此痴迷，也是如此哀伤。他的原乡与其说实有，不如说是文化意义上的，更多具精神层面的内涵。在李永平的内心中，那一片精神之地早已失去，他要在写作中不断地召唤、追逝，乃至救赎，究竟能否魂兮归来，亦只是浪子的绵薄之力了。

    因此，我们看到《吉陵春秋》的创作动因，是一个意象在李永平的脑中挥之不去，“婆罗洲大日头下，白灿灿阳光下，一条幽魂般，驮着红包袱来回行走在古晋城里、大巴刹上的客家老婆婆”。这既是《吉陵春秋》中家破人亡的孙老娘的原型，似乎也成为李永平对原乡追索的一种隐喻：文化的母体遭受劫难，原乡的整体已然堕落。吉陵镇是一个罪恶的渊薮，代表善良与无辜的长笙、孙老娘、秋棠、张葆葵等女性角色被欺侮与损害，阴魂游荡在小小的镇上，生前的荏弱与死后的予人惊恐有着心酸的比照。李永平虚构的吉陵镇，与他多年后所说的“大五十倍的索多玛城”，隐然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其在访谈中矛盾的话语大约也可于此中获得一些解释。

    有着如此的文化心态，《吉陵春秋》的叙事形式与叙事内容所构成的反差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李永平这里，中国式的书写手法适足以召唤原乡的精魂，他的宿命感虽然悲观，但自成其体系，深情而简约，哀婉有节制，在华语文学的大道上，独辟了另一条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