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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本·阿弗莱克筹划自己的第三部导演作品时，刚刚出版的中情局特工安东尼奥·J·门德兹的口述自传《逃离德黑兰》进入他的视野，吸引了这位曾在大学学习中东问题专业的好莱坞演员及导演。而这个题材的影像化，几乎有着某种必然性，一是因为三十年前的中东局势与当下时局的微妙关联，再则就是门德兹制定的营救美国外交官计划极具鬼马特征，想人之所未想，戏剧性十足，活脱脱的电影改编素材。于是，它既为“演不优则导”的本·阿弗莱克提供了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也将这一尘封多年的秘史广而告之，为更多的人所熟知。

    1979年11月，位于伊朗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被一群狂热的伊朗“革命青年”占领，66名外交人员被劫持为人质，这一震动国际的事件即“伊朗人质危机”。而在大使馆被围攻期间，有6名外交官从后门逃出，幸运地躲开一劫，他们辗转进入加拿大大使的住处避难，等待来自美国的援救。其时的总统卡特面临极大的压力，在多方衡量后，中情局特工门德兹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在美伊两国关系紧张的态势下，将6名外交官带出伊朗可想而知困难之极，若不成功，面临的结局显然是无人可以生还。当时构想的援救方案确实不少，比如拟给予待解救人员的身份为在伊朗寻找工作的英语教师，或调查农业状况的慈善工作人员，但一一被否决，因为破绽太多，在当时的伊朗早已没有如此身份的美国人活动。而门德兹突发奇想，既然常规的方法都不可行，何不出奇招？他想到的是组建一支科幻电影摄制组，而成员构成，自然就是门德兹与一位同事，及6名外交官，以此常人意想不到的身份尝试“逃离德黑兰”。

    本·阿弗莱克以门德兹原著为底本拍摄的作品，在2013年的奥斯卡奖角逐中获最佳影片等奖项，是一次不错的胜利。而《逃离德黑兰》能赢过斯皮尔伯格的《林肯传》、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自然未必是因为其艺术水准要高出多少，事实上主要源于它契合了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隐性需求，而另有微妙的一点，故事中冲破德黑兰阴霾的“核心技法”即为好莱坞的手段，这奇诡的因素如果说未影响五千余名奥斯卡评委手中的选票，大约是难以服人的。

    门德兹对事件前因后果的叙述，其实比阿弗莱克的改编要详尽得多（虽然后者也有大量添油加醋的地方）。如门德兹能够想出如此奇特的援救方案，主要因素有幼时他对电影的强烈喜爱，以及在中情局工作时与好莱坞著名化妆师的交往（而电影中简化为主人公看《决战猩球》时的灵机一动）。而我们往深一层或联系起来分析，会发现门德兹这一构想中的奇特意味，即中情局的工作与好莱坞的工作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那就是“欺骗”。好莱坞是发展极为成熟的造梦工厂，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造梦的目的即引人入彀，直将梦幻做现实，事实上是一种裹了糖衣的“欺骗”；而中情局作为间谍部门，最主要的职能是想方设法地瞒过敌方的眼睛获取情报，而要做到这一点，“欺骗”的伎俩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当然，它们都有失败的危险，虽然其后果未必相同，前者若“欺骗”不利，会造成商业上的滑铁卢，而后者，“欺骗”不成可想而知将面临灭顶之灾。有着如此的暗通款曲，门德兹的援救方案表面似具荒诞色彩，但却大有实践的可行性。

    在现实中发生的援救全过程，并没有电影中展现的那么花哨。阿弗莱克不仅编排了许多演员来试镜这部子虚乌有的影片《阿尔戈号》，且将伊朗革命卫队的警惕性大大加强，给这支身处德黑兰的科幻电影摄制组找了许多麻烦，平生波澜，甚至在机场上演了“最后一分钟惊险”。而这些，在门德兹的亲身经历中大半没有，但他做的精心工作丝毫不少，不管是成立一个真实的电影公司，在好莱坞有真实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驻守，完整编写出6位“摄制组工作人员”的头衔与工作履历，还是飞到加拿大与官方协商办理“真的假护照”，在欧洲多国入境出境以证实行程记录等，做事的认真细致让人不禁对门德兹与中情局颇为敬佩，有如此的工作作风实在不辱名号。虽然在实际的操作中，门德兹的许多准备并未用上，伊朗的革命卫队没有多加盘问，没有打电话给大洋另一端的好莱坞电影公司，更没有机场惊险大追捕，但门德兹的所思所虑却极具有力度，他说，我的所有准备并不是为对付伊朗革命卫队用的，而是为了说服6名身陷德黑兰的外交官，如果他们无法信服这一切，在登上飞机前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无法补救的错误，功败垂成。而事实证明，外交官们认可了这个援救方案，而且非常入戏，不仅保质保量，还有超常发挥，完成了一个好莱坞式的奇迹。

    另外，门德兹的“闲笔”亦饶有趣味，这是书籍胜过电影的一点。门德兹未限于德黑兰事件，还经常插叙其所负责的中情局伪装部门曾完成的一些工作，两相对比，可看出某些前后的脉络。如他曾将一位三十多岁的俄罗斯间谍化妆成老人，带出危机重重的莫斯科；将非裔美国情报官和老挝部长化妆成白人，通过哨卡。而后者的难度之大，令门德兹不得不向好莱坞的朋友寻求帮助，才得以完成，当然，这也是后来德黑兰援救的伏笔。好莱坞的高超伪装技术施力于中情局，原来早有先例，而两者能够无缝对接，再次证实了它们在“欺骗”工作性质这一点上的同质性。

    而“逃出德黑兰”的故事是美国人的，站于另一面的却是伊朗，其对美国版的此一事件讲述显而易见不会认同，且有强烈反弹。虽然未有详尽的材料表明他们的观点，但可想见，于事件的起因、美国政府对沙赫的袒护、“革命队伍”的正义性、人质在关押期间的待遇、6名外交官如何离开德黑兰、中情局在事件中的参与度等每一个方面，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与解读。《逃出德黑兰》的图书出版和电影放映，必然在伊朗一方激起莫大反响，在反弹之下，或许不久的时日伊朗版德黑兰事件的书籍或影片亦会出炉。若真出现此一版本，确给我们观察、审视同一事件的相异说法，予以某种认知上的启示与拓展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