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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书店见证及深度参与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与运动，如今是极难想象的，若有，多半也是前朝往事了。因为既要有时代的风云际会，亦要有虔诚于文化的助产士与出类拔萃的作家汇集一处，而这些，均已风流云散不见踪迹，于是，曾经的莎士比亚书店成为了可供追怀的传奇，源于其别无分号、独此一家。西尔薇娅·毕奇是书店的主人，《莎士比亚书店》是她的回忆，她写下这些文字只为溯往念怀与立此存照，而我们，从中知晓了曾经流动于巴黎剧院街上的迷人飨宴。

    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乔伊斯、格拉鲁德·斯坦因、纪德、庞德、瓦乐希、阿拉贡、艾略特……如此的一系列文坛人物，我们只能在文学史中挨章拜望，而他们却是莎士比亚书店的常客与西尔薇娅·毕奇的老朋友，许多人每天必来，也未必有什么事，就是进来转转，看能碰到谁。不知哪位作家先斩后奏地将“剧院街 莎士比亚书店”作为自己的信函、电报与包裹邮寄地址，从此毕奇凭空多了一项义务，不过毕奇不会不耐烦，现代主义“保姆”的名衔不是白白叫的。

    虽然群贤毕至、众星云集，但西尔薇娅·毕奇将最多的精力放在了詹姆斯·乔伊斯这里，因为这位《尤利西斯》的作者是她最为钦佩的作家。个人的偏向使毕奇说出，“如今乔伊斯已经成为莎士比亚书店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而且是最显赫的一个”，尽管必定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毕奇女士不管这些，她就愿意这么讲。毕奇自己认为，我们后世也都认可，她与莎士比亚书店最辉煌的功绩是出版了《尤利西斯》，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基于“淫秽”的理由，这部巨著在英语系国家屡屡碰壁，无望出版，西尔薇娅·毕奇慨然施以援手，决定帮助乔伊斯在法国出版《尤利西斯》。过程曲折，结局美好，一位业余的出版人促成了文学史上一部伟大著作的诞生。

    这位出版人的业余不仅表现在对《尤利西斯》的出版不进行成本控制（乔伊斯在校对稿上反复修改，毕奇听之任之，多支出不少钱），而且拒绝了一战成名后蜂拥而至的所有书稿（其中包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北回归线》），只因为她的莎士比亚书店仅出版一个人的作品，也即乔伊斯。这是出版史上的奇谈，亦为毕奇的痴气。即使十二年后，乔伊斯将《尤利西斯》交予兰登书屋出版美国版，未尊重毕奇的版权，毕奇亦没有太多的怨言，当初出版乔伊斯的书，收益几乎都给了作家本人，她本不为赚钱，如今只要乔伊斯觉得满意，那他尽管去做好了。

    关于乔伊斯的章节与段落几乎占西尔薇娅·毕奇回忆录的泰半篇幅，可见乔伊斯在毕奇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之重。我读之，总感到两人关系的奇特，毕奇初识乔伊斯，是仰视与崇拜，随着时日的流逝，从毕奇的角度，乔伊斯似乎变为天才小说家与被宠溺的顽童的合体，毕奇对之亦是尊重与迁就合一，尽量满足乔伊斯的要求，有很重的母性成分。如毕奇叙述自己与友人要休假，乔伊斯怏怏不乐，不愿意让去，即使成行，他也要为不甚紧要的事打电报，让毕奇度假亦不踏实。我感觉，毕奇表面在抱怨，实质上并不为忤，她享受着这种打搅，如一个母亲对待孩童。

    自然，“流动的飨宴”是人来人往的，以毕奇的话说，“我店里的顾客每天至少会有一位是曾在《小评论》与《日晷》上面发表过作品的作者”。原因大致有，大西洋彼岸的作家受到打压，以及其时的巴黎是事实上的世界文化之都。有西尔薇娅·毕奇这样的文化热爱者，莎士比亚书店门迎四方客也就顺理成章了。而我们读毕奇的回忆录，能够感到她的记述的平面化，手录曾经的所闻所见，未有纵横捭阖地深入剖析，除去对詹姆斯·乔伊斯的描画比较详尽，其他的作家更多的是素描，匆匆而过，让读者未免不过瘾。如格拉鲁德·斯坦因在巴黎的活动，以及与海明威的关系，都太简略，当然这也是源于毕奇只写她亲眼见到的，其他未及。在如此的点状素描之外，更多的东西需要我们自行去挖掘与填补了。

    梁文道曾将莎士比亚书店与中国上海曾经的内山书店放在一起比较，都是外国人于另一国办的书店，且均存在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杰出的作家与书店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内中亦有区别，内山书店主要与鲁迅先生交往，莎士比亚书店与一个现代主义文学家群落结盟，各自的时代特点与风云变幻亦不同，但不管怎么说，却都是独立书店的传奇。这样的传奇可遇而不可求，不可复制，因为人，因为时代，而两者的交汇更是如彗星划过天际般难以捉摸。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莎士比亚书店的传奇更是成为了只可远观的空谷绝响，独立书店遭遇难解的生存危机，挣扎图存是不得不面对的窘境，文化人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更接近于奢望。如今回望西尔薇娅·毕奇女士，怎不令人羡慕？她亲近书籍、崇敬文化的热望在那个时代获得了正面的回报，即使将一生的时光投入，亦其犹未悔。或许，于艰难中的坚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种现实，即使飨宴不再，亦不能任由答卷空白，不管涂抹上如何的图画，也是向上的点滴努力。在此种意义上，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