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中将韦小宝作为《中俄尼布楚条约》的主要推动者，缘于和俄罗斯女王的老交情，所谓“枕席之盟”也。估计读过这一段的人都会将之归为金庸的小说家言，开个一本正经的玩笑而已，谁也不会当真。然而，据有心兼有学识者剔抉爬梳，在清代史料《檐曝杂记》、《癸巳类稿》中竟真记载了相仿的秘闻，虽然主角另有其人，也够意外之惊了。金庸曾说过，“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我们不妨揣度，韦小宝的奇幻故事亦是有所本的，小说家所要做的是推衍蔓延的点石成金功课。

    这位有心兼有学识者即严晓星，《金庸识小录》是其读书的衍生品。这个读书，既是读金庸的作品，更是读各类杂书，“识小”者，工夫在诗外也。严晓星对金庸小说的“溯源、索隐、发微与指谬”，事涉历史、风俗、政治、文学、宗教、经济等，没有蹑步追踪的心思固然不行，少却广闻博览的见识更无可能。“识小录”，既是一种自谦，亦是一种自况，无野心，无妨以小见小，若能折射出大来，自可见仁见智，引发不同眼光的新启示。

    法国大仲马曾宣称，“历史只是一个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金庸与其相比，对待历史的态度要严肃得多，以至晚年还要去攻读剑桥的历史学学位，不过，在其小说创作中，他对历史的处理方式本质上与大仲马是相通的，不过，这个“钉子”实属特大号，金庸是扎扎实实下了功夫的。为《射雕英雄传》做成吉思汗研究，为《碧血剑》做《袁崇焕评传》，无历史癖怎能如此费心费力？而在小说构造的关节点上，金庸同样也或彰或隐地布下“玄机”，上述韦爵爷与罗刹女王的轶事即为一例，而《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与明朝的关系，严晓星推论金庸可能受了吴晗的《明教与大明帝国》之影响，乃至细心地列出小说中有一篇南宋官员王居正的奏章，以及张无忌的话语，与吴晗的原著中相关段落极其相似，难道是巧合吗？如此的侦探手段，恐怕金庸先生见了也要笑而不语的。另有如九阴真经之“九阴”，曾有台湾学者指斥其非，认为属于编造，并无此说法，严晓星遂逐条列出《山海经》、葛玄《道德经序》、柳宗元《天对》、湛若水《交南赋》等古代典籍里相关的段落字句，为金庸的创作与修订态度之认真做了旁证。而金庸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失误，如《书剑恩仇录》中惊鸿一瞥的阿凡提，事实上有历史年代的错讹，他生活在十三世纪，而金庸将之挪后五百年，未免强人所难了。

    小说中有一类是享受着百科全书之誉的，《红楼梦》是典型的例子，而金庸的作品在传统文化普及的容量上亦未被人忽视，多所提及。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饮食衣饰等，乃至武功招式也无一无来历，均于中国文化里浸润过，粗心者一跳而过，细心人方可细细咂摸。严晓星拈出若干易为人忽视者，足见读书时的杂学旁收，如《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向胡青牛学医，一日问一人“眼中涂了生漆，疼痛难当，不能视物”，如何治疗？对曰以螃蟹捣汁敷治化解。这个方子够偏门，严晓星后来在《博物志·药术》、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里找到记载与解释，证明金庸言之有据。另有《鹿鼎记》，韦小宝闯到妓院，大咧咧地道：“谅你们这等小地方，也没苏州姑娘。有没有大同府的？”老鸨面有惭色，对着行家不敢扯谎，老实承认自家号称大同府的姑娘实际上是汾阳的，骗骗冤大头而已。这大同府的姑娘为何如此大名远播？原来自有具体的历史和文化因素，严晓星一一列出《万历野获编》、《五杂组·地部二》、《钏影楼回忆录》等相关记载，为愿闻其详者答疑解惑。

    《金庸识小录》里，严晓星的索隐与阐释触角纷呈，纷纷杂杂，而我想他在有一方面是做了自己独特的工作的，即将金庸的个人遭际（生活经历及政治观念）与其作品联系起来看（这也是有缘由与基础的，即严晓星曾做过二三十万言的《金庸年谱》）。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金庸说自己写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都太肤浅了，“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兀然收尾，不知其详的读者未免觉得突然，不明白为何如此写。其实在此之前五个月，金庸的长子在美国自杀辞世，他伤心欲绝，以有此语，及后信佛，对其作品的修订影响极大，有心者当看到脉络。而“射雕”中黄药师形象的出现，适逢金庸脱离自己感觉备受压抑的左翼阵营，黄药师的张扬个性、无拘无束恐怕对金庸是一个心理上极佳的舒展。另如萧峰在聚贤庄与昔日兄弟干杯断义、展开厮杀，正是《明报》与左翼报纸论战之时。论其大者，《笑傲江湖》、《鹿鼎记》的创作，与大陆时局脱不开关系，处处有金庸的政治情怀，这亦为世人所熟知。

   “金学”者，由来已有经年，篇章及著作不在少数，不过读之大言不惭者有之，冬烘气有之，中肯文字多需寻觅。严晓星做“识小录”，避开大言，多从小处着手，实实在在，不论见小抑或见大，原非刻意为之，反而让读之者多少总有收获，不空手而归。这是“识小”的本意，亦为老实本分的博览见识予人启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