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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27日，北京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毁事件经媒体披露，引发各界关注。记者王军听闻此事时，正在校阅新书《拾年》的“梁林故居”一章，他放下书稿，匆忙赶往现场，“悲忿之情难以言表”。随后，他写下了《一处典型四合院的生死映像》、《北总布胡同的哀思》等数篇文章，并编入《拾年》一书，又将多年前写的关于曹雪芹故居的文章收入其中，“正可让读者对这十年看得更加立体和真切”，因为从曹雪芹故居到梁林故居，均遭遇被拆除的结局，“这构成了一种象征意义”。“拾年”是北京的，却又不限于北京，它是中国偌大国土上所有城市的缩影，其发展变迁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并将深刻影响着后世，在以后的岁月中留下明明暗暗的烙印。

“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一位美国建筑学者曾从故宫附近出发，沿东长安街步行至五环路的城市边缘，一路所见让他难以释怀，写成《北京当代城市形态的“休克效应”》一文，发出这样的感叹。旁观者清，而当局者的“迷”是因为对民族传统的虚妄态度，还是仅仅出于无知与利益取向？在这样的导向下，一座座城楼被拆掉了，一段段城墙被剥去，胡同院落体系大批毁坏，这个城市的天际线也渐渐失守，“紫禁城的轮廓线正在被一处处‘混凝土屏障’阻断”。《拾年》中，作者慨叹着对宣南士乡的最后拆除，因为宣南地区是北京古城的发祥地，西周的蓟城、唐代的幽州、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皆盘根于此，“随着推土机将宣南夷为平地，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北京，将有很长一段历史无法说清。”而宣南的遭遇是北京近年旧城改造的一个缩影，这座城市的热爱者和专家学者的呼吁建言挡不住多方利益的纠葛，以及隆隆作响的推土机的到来。

    其实，也不是没有新与旧之间取得双赢的范例，如南锣鼓巷和烟袋斜街，官方放弃了拆毁，将其划入文化保护区，使这两片街区的居民焕发出自助保障的热情，如今，想体尝北京胡同文化的人们在这里可以获得汁味本真的观感。但对于这座古城，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如此的好去处太少了，更多的老街区、老胡同被拆掉，成为商业房产项目；还有一种令人担忧的改造方式，如南池子、前门大街，对其的改造是抹去、拆去原有的古旧样貌，重建一个仿旧的街区，刻意地做旧，但挡不住表皮底下渗透出的新新崭崭。我个人的体会是，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如见假古董，拍影视剧倒是合格，但对于想看到北京城历史文化之延续性的行人观者，显然是缘木求鱼了。

    建筑学家吴良镛曾说，北京明清旧城，你就是把它拆光了，又能获得多大的发展空间呢？拆北京旧城以取得其土地的使用权，就像把故宫的铜鼎熔化掉用它的铜，拿古代的字画做纸浆来造纸。英国古建筑保护先驱威廉·莫里斯对此有另一维度的阐释：“这些建筑绝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它们曾属于我们的祖先，也将属于我们的子孙，除非我们将其变成假货或者使之摧毁。它们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我们任意处置的财产，我们不过是后代的托管人而已。”现代人对过往的历史应有温情的了解与敬畏心，因为那是我们的来路与精神家园，若放任不管甚或亲手将其毁掉，你又有何期待后世之人对待你自己与处身的文化？

城市规划的十字路口

    如今的北京是首都，亦被人戏称为“首堵”，小路小堵，大路大堵，不论如何拓宽还是堵，几乎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怪圈。难道是北京的路不够多，不够宽？从二环、三环、四环到五环、六环，中国最长的环城高速公路形成；而城内的道路，多年来不断通过拆除路旁的民居建筑来加宽到原来的两倍三倍甚至更多，立交桥不断建起，以行人的不便增加汽车的便捷，修路修桥的热忱可谓无以复加。但，仍旧是堵，平时部分路段堵，一旦碰到天气状况不佳（雨、雪等）会导致全城交通瘫痪，出行者苦不堪言。显然，这不是局部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整个城市的规划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话题要回溯到1950年，建筑学家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方案，核心思想是平衡发展城市：展拓旧城外西郊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建设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在行政中心区建设新中轴线，行政中心区南部建设商务区。各分区配套住宅，以减少交通的发生。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对古城区的建筑以整治、修缮、利用为主，突出其文化、历史价值。简而言之，“梁陈方案”主张的是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既可避免城市的无限膨胀及容量的超饱和与超负荷，也可有效地进行城市传统文化与风貌的保护。但遗憾的是，这一方案遭到了批判，被完全放弃，北京城的规划采取了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的方案，“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改造旧城为主导方向发展城市，形成了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单中心+环线’生长模式”。在如此的模式下，北京城的文物保护、环境保护、交通问题均遭遇了极大的危机与难以挽回的损失，讽刺的是，初始的蓝本莫斯科早已认识到原有城市规划的弊端，“将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但北京还是依照旧思路在单中心的轨道上一路狂奔，直至如今如心脏重度病人样难堪重负。

    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获批，提出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要求“逐步改变目前单中心的空间格局，加强外围新城建设，中心城与新城相协调，构筑分工明确的多层次空间结构”。新规划事实上又回到了“梁陈方案”的思路上去，是对前辈学者的无言肯定，也是对北京城的再绘蓝图，但如何不折不扣地执行新规划却是个大难题。老城区不断被毁坏（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事件即为触目惊心的个例），中心城区的职能仍在集中，修更多、更宽的马路为小汽车提供便利，公共交通与小汽车出行方式齐头并进等，与多中心发展的城市模式未免相背离，只能进一步加深陷入的僵局。北京城在交叉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我们的当政者是时候拿出更大的智慧与魄力了。

那一些古都的守望者

    城与人是相契合的关系，城有其古朴与威严，人有其灵动与活力，两者的映衬，方显完整的人文风貌。作者王军说，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追忆，是将“所牵扯的思绪与历史线索，和一个个具象的生命加以交织，领悟城市与心灵的关系”。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这是梁思成先生的痛，“浸入了他的血脉”的痛。他出身名门，专心治学，对于北京城的深情使其制定出完整的方案，却不获认可，他痛心地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梁思成极力保护古城、城墙、城楼、牌楼等，却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最值得珍惜的东西毁在了自己眼前，他的泣血之痛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么？或许当我们对这座城市投入如此深情的时候，方能更大限度地接近这颗伟大的心灵。而梁林故居在无知和利益的驱动下被毁坏之时，我们又一次愤怒与无奈地失语了。

    陈占祥先生，“梁陈方案”中另一位合作者，优秀的建筑学者与诚挚的爱国者，建国前夕撕碎前往英国的机票，留在国内参与建设。与梁思成先生共同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未被接受，几年后被打成右派，蹉跎二十余年，似乎已被这个世界遗忘了。王军感慨地说，“他的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了与一个伟大城市共命运的意义。”

    还有徐苹芳、吴良镛诸位专家学者，美国的埃德蒙·培根，都满怀对北京城的爱，为这座城市的保护与规划投入了难以量计的心血，他们是古都的守望者，也是最为契合的城之子。

    每一座城市都需要自己的守望者，他们是文化传统最好的认知者与传播者，将城的过往与现今饱含深情地联接在一起，是处于十字路口徘徊的城市“魂灵”的定心针。他们的希冀亦为我们及子孙的利益所在，只望这片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城市，不要偏离自己的路途太远，还能在守望者的热望中打通新与旧的关节纠葛，延续文化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