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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主张巴以和平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因攻击犹太定居点的极端主义分子，被右翼人士称作叛徒。同一年，他写作小说《地下室里的黑豹》，开篇即说，“在我一生中，有许多次被人叫做叛徒。”显然，“叛徒”的暗影缠绕着阿摩司·奥兹，以至他深入思考个体身份与民族命运交织所产生的矛盾与悖论，不仅仅为了辩诬，而是试图追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隐然隔绝与弥合尝试。

    《地下室里的黑豹》中的故事发生在以色列建国前夕，处于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阶段。十二岁的男孩普罗菲与小伙伴们成立秘密组织，热望把英国人赶出犹太人领土。一天，普罗菲因为违反宵禁被英国士兵邓洛普抓住，非但没有受惩罚，而且被护送回家。自此，两人建立了友谊，邓洛普教普罗菲学习英文，普罗菲教邓洛普学希伯来文。但在紧张的政治形势下，这种友谊是不能持久的，不久后，小伙伴们就斥责普罗菲为“叛徒”，并要对其进行审判……

    普罗菲对自己的期望与在现实中遭遇的羞辱反差如此之大，以至深深困扰着他。“地下室里的黑豹”，意谓潜伏等待时机，一旦机会到来即冲出为信念而牺牲，这是普罗菲拟作自身的譬喻。而他在现实中，却被同伴书写标语于自家墙上：“普罗菲是卑鄙的叛徒。”让他苦恼不已，不仅翻阅百科全书查找叛徒的含义，还站在镜子前审视自己是否长了一副叛徒的模样。

    其时，英国人是生活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敌对面，整个民族都致力于将其驱逐出这块土地。小普罗菲不例外地处身于这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中，“犹如一只地下室里的黑豹”，直到他遇到英国士兵邓洛普。敌人是一个宽泛的集体概念，而邓洛普是具象鲜活的个体，小普罗菲发现这个“敌人”并没那么可怕，且宽厚直爽，与自己心目中的敌人完全两样。在这种情形下，糟糕的是，普罗菲不恨“敌人”，且为其所吸引。所以后来的审判尽管有一种儿戏般的黑色味道，但其判词却有着歪打正着的微妙实证：“你普罗菲爱敌人。爱敌人嘛，普罗菲，比泄密还要糟糕。比出卖给他们武器还要糟糕。甚至比站到他们那一边、替他们打仗还要糟糕。爱敌人乃叛变之最，普罗菲。”应该说，这一段话尽管是以少年语气说出的，但其充满悖论式的深谋不似孩童可思虑获得，毋宁说是作者阿摩司·奥兹的深切反思。

    爱敌人是严重的指控，为小普罗菲难以接受，但其心底，未尝不认为这些指控有着某种真实性。他没有提供任何秘密给邓洛普，甚至都没有泄露自己的真名，但他的确不恨“敌人”，且有相吸引的感觉。在他看来，这是极糟糕的，因为与其他人的心态相异，足以使其无法完全推翻对自己的指控。普罗菲的纾解之径很奇异，是对叛徒的定义进行重新解释，在他看来，叛徒应该也有卑鄙与不卑鄙的之分，后者是非预谋的、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这种背叛并未造成实际的损害，主要导致的是心灵的挣扎。如果普罗菲逃脱不了指控，他显然属于后者的情形。

    如果不是处于特殊的政治形势与民族主义情绪中，小普罗菲的问题本不成为其问题，不过是一个孩童与一个成年人的忘年友谊而已，但一旦“个”与“群”的理念交缠在一起，单纯的事物亦清晰不再了。这一切不要说未成年的孩童想不明白，就是许多思接千载的学者、知识分子也无法厘清。而愈发吊诡的是，在这片土地上，英国人撤出后，昔时的敌对关系不久就消融了（普罗菲的叛徒称谓也即无意义），取而代之的，是阿拉伯人；不过讽刺的是，此时犹太人站在了以前英国人的位置，而阿拉伯人处于原来犹太人的弱势地位，反抗他们的“敌人”。

    这是现实开历史的一个大玩笑，亦为小普罗菲当年难以预料。那个“叛徒”的羞辱粉碎于岁月的尘埃中，是不是流转到另一个民族的内部？矫健敏锐的黑豹，这一象征物是否移形换影，在弱势群体中栖身？书中的女孩雅德娜说，“即便真的是别无选择，你必须去战斗，地下工作者也是极有害的。此外，那些英国人也许很快就会卷铺盖回家。我只希望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别后悔，痛悔。”说这番话时，地下工作者的“有害”是不为人所理解的，待到时移世易，大约不少人会幡然警醒；而当初一心一意地要赶走英国人，大家未想到“敌人”真的走了，地区形势竟会到达一个错综复杂的僵局，不仅持续至今，且终局遥遥无期。

    阿摩司·奥兹对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持质疑态度的，他剔抉出其间的悖谬之处，证实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是盲目狂热的，对于一个民族的自身发展以及与他民族的关系处理上，均有害而无益。单纯的仇恨是简单的，对同族中持异议者厉声指斥不单毫无风险，且政治正确，但于人性的宽容与历史的进程却是一种断然的阻碍。在某种意义上，阿摩司·奥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我们从《地下室里的黑豹》中流露的一团矛盾的焦灼感，以及不乏温情包容的梦想场景可自然而然感知，他试图以书写的方式弥合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裂痕，即使在严酷的形势面前未免理想化，但终是隐然的可贵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