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恩·博伊德显然与文学大师纳博科夫相逢时有“美妙的一瞬”，且恰如其分地延续了下来，因为“只有爱方可使审美活动富有成效”。我们从这位新西兰学者的著作《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以及前作《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丰赡的细节，精细入微的解读，于传主生命轨迹从容而体贴的追寻，莫不见出博伊德带有暖意的阐释与文学研究的严谨。纳博科夫的遗孀薇拉暮年时，将博伊德为丈夫写的传记放在床头，每天都要重温，想必是感受到这种温润之意吧。

    博伊德深切地感受着纳博科夫对生活与艺术交融无间的看法，且自己也大量地运用这种手法，还原纳博科夫现实生活的场景，隐隐对应着其杰出的文学创作。其实这与许多作家的艺术观念均是相通的，如鲁迅谈过小说角色的塑造，“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此亦为同样的道理。不过在纳博科夫这里，想象力于日常生活的原材料中发酵膨胀，更加有着“丰饶的奇迹”。

    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时期与美国时期以1940年5月离欧赴美为界，文学大师在时代的风云中平衡着现实人生与文学写作，如同他对普希金的评述：“其创作仿佛是他生命的注脚。”的确，不管是在哪个时期，纳博科夫之“生活核心潜藏着的艺术品质，艺术核心所固有的生活气息”，从未改变过；他的生活具象空间，容纳着精微的艺术镜像，平凡的诸多事物进入了另一个神奇而有妙趣的世界。如我们读《洛丽塔》，对遍及全美的公路之旅，以及形形色色的汽车旅馆，想来会印象深刻；当看到《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中，纳博科夫不辞辛苦地驾车长途跋涉，寻找蝴蝶及开展研究，是不是对《洛丽塔》里真切的路途描写找到了源头？《普宁》塑造了一个喜剧性的俄国流亡者形象，以及美国大学原生态的学术环境；而纳博科夫来到美国后，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威尔斯利、康奈尔和哈佛，如此的环境与如此的人于他就是现实的生活，博伊德说，纳博科夫“用精致的观察之网捕捉了一个长长的标本系列”，糅合种种，于是有了普宁教授。人物塑造之鲜活，以至有位俄侨同事一次和纳博科夫站在电梯里，叹口气说：“我们都是普宁啊！”，他忘记了纳博科夫就是那本书的作者。

    此种精致的观察之网也笼罩着纳博科夫的教学生涯，他不愿用社会式解读与批评等大而化之的东西去教学生，而是提示他们注意细节——更多的细节。讲卡夫卡的《变形记》，纳博科夫在黑板上信手勾勒出主人公格利高里变成的那只甲虫的形状；讲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他描绘出布鲁姆在都柏林的漫游路线图；谈莎士比亚，不妨关注一下李尔王的几只小狗都叫什么名字，等等（这不禁让我想到自己阅读《红楼梦》时，对大观园里的菜肴“茄鲞”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夏金桂极喜欢吃什么食物等细节亦是大有兴趣）。纳博科夫对这些问题的瞩目是与其艺术观息息相关的，“艺术太经常地被当作承载观念的工具”，而忽视了鲜活生动的细节，他要做的就是重新将观念的世界变为具象的王国。于是，纳博科夫分析普鲁斯特的独特之处，“他从那苍白月光的想法游移到远处的音乐——视觉逐渐变成了听觉”，意象的叠加如“音乐厅里的花园及花园里的画廊”；分析狄更斯描写太阳照射海面，像是“凿出了一个个银光粼粼的水潭”。一切如博伊德所说，丰饶的奇迹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背后，纳博科夫要告诉我们，面前的世界是一个谜，而谜底就在眼前。

    我们也不要忘记，纳博科夫还是一位研究鳞翅目蝴蝶的昆虫学家，博伊德在书中对其这一身份并未少用笔墨，而是详加铺陈。文学家之于另一不同领域的涉足，也不在少数，如沈从文转行古代服饰研究；不过沈的选择更多的是外力的迫压，纳博科夫的蝴蝶研究纯粹为个人兴趣，难以割舍。他对蝴蝶的研究也充满了于细节的关注，如精细点数蝶翅的鳞斑行列，以其确定新的分类原则，此种独特的视角与其艺术观是相通的。纳博科夫说，科学家的热情和艺术家的精确是重要的。这毋宁是夫子自道，艺术与科学的交汇可以获得美与真理，表明了其在不同身份之间的自由穿梭、圆转如意。博伊德将纳博科夫的捕蝶与研究工作尽数打散，遍布于包括写作和教学的生活之流中，既意味着一种平常心，也表明其蝴蝶研究与文学活动的同一性。

    博伊德说，自己是在十六岁发现纳博科夫的，此后与他的较量就成了自己倍感兴奋的智力活动。应该说，博伊德遇见纳博科夫意义重大，成全了其精神的启蒙；而在另一意义上，如沃尔特·肯德里克所言，“纳博科夫终于找到了一个配得上他的传记家”。《纳博科夫传》既是传记研究的典范，自身也是一出色的文学作品；在其中，纳博科夫的成就历历可见、性情呼之欲出，而博伊德的如影随形之温润笔触也渗透其理解之同情。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博伊德曾假设自己如果遇见纳博科夫，会提出哪些问题，“您后来又写过什么吗？读过我关于您的论述么？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吗？” 处处显示出其对传记写作忠实与坦诚的态度。